抗日战争期间，华侨还为国民政府拮据的财政募捐。他们节衣缩食，各尽所能，采取常月捐、特别捐、娱乐捐、航空救国捐、认购救国公债捐、义演义卖捐等形式，每月向国内输入的款额多达一千多万元，成为国民政府一项稳定的财政来源。
纽约华侨李国钦，自一九三九年开始，数次捐款累计达七十六万美元；
南洋华侨陈嘉庚认购十万元救国公债后，宣布每月再捐二千元直到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为止；
菲律宾华侨巨商李清泉临终前，嘱托家人把他购买的十四万救国公债全部捐给国家，还把遗产中的十万美元交给国民政府作为抚养难童之用；
扬名海内外的新加坡华侨巨商胡文虎，除了捐献大批物资外，还捐款二百万元以建设残疾军人疗养院和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
印尼华侨刘长英捐出巨款的同时，送子回国参战，一九三九年冬其子刘盛芳在空战中为国捐躯，老人把国民政府发给他的一万元抚恤金又寄回国内，要求充作抗战军费。
华侨背井离乡，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很多人捐出来的都是毕生的血汗积蓄。
华侨中的底层劳工生活悲惨，一贫如洗，但哪怕捐出一个铜板，也能聊慰他们的爱国之心。
英属北婆罗洲华侨小贩郑潮炯，虽然生活困顿，得知国家遭受巨大苦难后，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卖给他人，将所得八十元悉数捐献；
仰光华侨叶秋莲，把楼房和财产变卖所得全部捐献后，自己出家为尼，日夜为祖国祷告；
马来西亚一位风华正茂的女华侨，为了筹集捐款，竟把自己当作奖品设立彩票，中奖者可娶之回家；
越南西贡的一些华人妓女与旅馆老板商量后，决定以对折房租的方式优惠顾客九天，收入的房租连同她们的卖身钱共计八千元，这些被社会认为最下贱的女人分文不少地全部寄给了抗战前线的中国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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