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自成祖开始,宦官便在政治舞台扮演重要角色,而明之宦祸,始于英宗之王振,盛于武的刘瑾,极于熹宗之魏忠贤。然而宦官之得势,因素甚多,并非一、两点所能概括。现就各因素陈述如下:
一、君主宠信为宦官专权奠定基础。
明太祖鑑于汉朝宦官之弊,曾效法唐太宗禁制宦官,下令禁宦官预政领兵;不久又定宦官不许识字的禁令;其后更制铁牌置宫门中,上面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此外,又禁宦官与各司往来,不得兼外臣之职衔,不得着外臣冠服,并规定其官不得过四品,可见太祖是要宦官成为君主的忠诚僕人,不许他们掌握政事。
明代宦官政治势力的抬头,实始于成祖,成祖为酬答宦官在靖难起兵时通报京师虚实及开城门迎降的功劳,改太祖遗训,重用宦官,以宦官出使外国,或统兵镇边,或出任监军,或提督市舶,或採办等,因此宦官的权势大盛。更重要的是,成祖设立东厂,又恢復太祖末年废除的锦衣卫,以宦官统领,负责监视臣民,甚至有权自刑讯的权力,宦官气燄更盛。(然而,成祖时期,君主仍有足够能力驾驭宦官,宦官并未独掌大权)。至宣宗时,在宫中设内书堂,教宦官读书,又准司礼监太监遵照内阁票拟字样用硃笔批决奏章,称为“批红”,宦官开始参与政事,进一步助长了宦官势力的发展。可见,由于君主的宠信,使明代宦官逐步掌握到厂卫的控制和可参与政事,促使明代宦官能乱政。
二、废弃宰相为宦官弄权提供机会。
明太祖于洪武13年罢废丞相,将一切政权分由六部处理,而六部直隶皇帝,所有文武长官皆无裁断之权,事事均须请旨,从而使君权相权合而为一,但因事务繁多,君主难以独理,于是设有学士辅助。成祖以后,大学士渐受亲近,正式出现“内阁制”,然而,决策权仍由君主掌握。明中叶后,改为以内阁起草“条旨”,以票拟形式表达意见,经君主同意后,由宦官代为批决。可是,随着君主逐渐荒怠,与内阁日益疏远,宦官变为君主与内阁的中间人。其后,内阁的票拟更由司礼监的掌玺和秉笔太监直接批决,而皇帝谕旨也先由司礼监定出题目,再交大学士拟稿。这样,司礼监宦官便成为真正的决策者,内阁首辅强如张居正,亦需勾结宦官冯保。可见太祖废相确使宦官有机会弄权,难怪著名史学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有明一代之无善政,自高皇帝废丞相始。”
三、知识水准提高为宦官乱政提供条件。
明太祖时,曾令“内臣不许读书识字”,所以明初宦官是未尝识字的。但至宣宗时,因其叔高煦意图谋反,为免朝臣与宗室私通,以宦官为耳目,在宫中设内书堂,教宦官读书。自此以后,宦官多通文墨,熟知古今,对政治的兴趣提高,而其手段更为高明。更重要的是,宦官识字后,可以协助君主批阅奏章,成为专权的资本。加以明科举採层层淘汰制度,士子入仕,只限科举一途,但求官者多,而官位少。落第士子,往往只屈居下僚,难有出头之日。相反,宦官虽为人鄙视,但一旦深得信任,便可得荣华富贵,因而有少数士子甘心自宫为奴,如刘瑾本为知识分子,其文章曾受同乡李东阳所推重,但甘于成为宦官,结果得宠于武宗。由于知识分子加入宦官行列,以他们的智识,加上能取悦君主,进而把弄朝政。 应注意是,宦官干政,与学识并无必然关系,例如明代为祸最烈的宦官魏忠贤,便是目不识丁,只是凭君主年幼而专权。故此,通晓文墨有助宦官专权,但并非必要条件,主要是视乎君主对宦官的信任和驾驭程度。因为宦官权力是源于君主,只要君主有足够能力加以控制,宦官便无法专权,例如太祖和成祖时期,就是典型例子。可惜,明宣宗后,君主大多不理政事,对宦官的驾驭能力也较弱,以致出现祸乱。
四、朝臣趋附为宦官专权推波助澜。
由于宦官权力庞大,朝臣无法对抗,反而争相趋附,以求自保,例如英宗时期,王振得宠,四朝老臣杨士奇对他亦无可奈何;神宗时期的张居正,亦因与司礼监交好,才能舒展抱负,可见朝臣求有作为,必须依附宦官。另一方面,明中叶后,朝臣又常为小事争执,气节薄弱的朝臣,更勾结宦官,排除异己,例如非东林党勾结魏忠贤对付东林党,就是着名例子。因此,《明史》说:“明代宦官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燄不若是其烈也!”
五、君主年幼,为宦官乱政提供动能。
由于君主沖龄(7岁)登位,对军国大事一无所知,且喜欢玩乐,故此大多对繁琐奏章不屑一顾,将批阁奏章之权力交予宦官,使宦官权力大增。王振和魏忠贤便是分别乘英宗和熹宗年幼而擅权,而且肆行无忌。另外,亦由于明君主多年幼登位,见识又浅薄,往往未能驾驭外廷官员,以致明君主转而倾向依赖身边宦官。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宦官既不如朝臣专横,又无篡位能力,故君主可安心任用,并意图借助宦官协助来打击大臣,达致君主专政的目的。宦官因此势力渐大,造成宦官专权之祸,所以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明代宦官条》明白指出导致代宦官之祸的主要原因是“人主童昏,漫不省事”。(赵翼同时举出宪宗稍能自主时,便将汪直疏斥不用,以及武宗后期亦将刘瑾擒杀两个事例,証明君主有意制裁宦官的话,在明代时是绝对可以,原因是宦官权力源于君主。可惜明代自宣宗以后,不是年幼登位,便是大多不理政事,庸碌无能,所以宦官才有机会专权)。
六、政治腐败为宦官乱政提供土壤。
在明初叶,政局清明,所以尽管君主有任用宦官,但宦官均未有专权。但至明中叶,明内忧外患日渐严重,政权动摇,宦官势力有机会冒起。宪宗时,内有盗贼,外有毛里孙等外患,宦官汪直便得以崛起。因此,明宦官擅权与明室政治日趋腐败,是息息相关的。 总括来说,导致明宦官得势之原因众多,绝非一、两个原因可完全解释。
结语:宦官能否专权,全视君主的能力而定。太祖至成祖期间,充分驾驭宦官,创出不少功绩,其中郑和下西洋就是著名例子;而成祖以后的二百年间,除孝宗、世宗两朝外,都由宦官专政,使政治运作形成双轨形态,一方面是以六部为首的官僚系统,另一方面则是由司礼监领导的宦官组织,形成皇帝、宦官、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应注意的是,明代君权高涨,因此宦官虽凭司礼监等具有制度认受性的组织专政,却始终受着君主控制,这与东汉和唐代宦官力量凌驾君主,甚至策立嗣君的情况,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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