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飞贼盗故宫（下）
003：望海楼盗宝
谈到故宫盗宝，1962年那一次盗了十王亭武器馆的案犯仅仅被判了拘留，是不是意味着当时并不认为是大案子呢？
▲ 1962年沈阳故宫努尔哈尔宝剑被盗案审理笔录
笔录显示这个案件是由樊存成、李奎利、汪兆才三人实施的，当时一个17岁，两个16岁。
并非如此，这个案子是因为少年犯罪（后被定性为“错误”而不是犯罪）及时归还，以及当时对于出身的考虑（农场职工子弟出身，典型的工人阶级后代）才得以轻判的，形成如此判例，有当时一系列特殊的社会背景，并不足以为训。
实际上这类盗窃文物案，判决还是很严厉的。1959年，一名叫吴庆辉的案犯在北京故宫盗宝，最终被擒。因为有破坏文物的情节，再加上此人属于惯犯，案犯最后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这算是给正常的故宫盗宝案之严重程度，做出了一个比较恰当的注脚。
沈阳故宫1962年的盗案，其实影响也挺大的，在当时被称为沈阳市头号政治案件。老萨开始想不明白，这案子和政治有何关系，后来问，了专业人士才明白，之所以把这么一个盗窃案成为政治案件，估计是担心有人拿了努尔哈赤的宝剑，出去搞点儿什么特殊的政治组织，威胁国家安全吧。毕竟到了1982年，还有人在四川称帝呢，用的国号，竟然是皇清。
尽管1962年这个案件的案犯并没有受到特别严厉的惩处，但责任人却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点儿没有宽纵。当年沈阳故宫就精简了27名职工，所谓精简，在今天来说，就是下岗的代名词了。
另外，根据这一案件的处理经过，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沈阳故宫还没有正式的保卫人员，夜间巡逻主要靠上夜班的夜勤人员，很不专业。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沈阳故宫增设了专职的保卫干部，这一切都是有较深远影响的。
然而具体到1983年的案件，案犯手里有比盗窃沈阳故宫更大的案子，其实倒也符合逻辑。因为他在沈阳的盗宝是一个未遂案。所以只要是同样级别的文物单位，他有既遂的盗窃行为，那肯定是比这一次到沈阳的盗案要更大了。
曾树基被捕之后，公安人员便曾经猜测他此前是有案底的，否则整个盗窃过程不会这么流畅。但是当时我们这里并没有他的相关档案，而此时内陆警方和澳门警方之间也还没有建立协同侦破的机制。所以只能通过对曾树基进行审问时，获得相应信息了。
起初曾树基对于沈阳故宫这个案子以外的事情缄口不言，显示有一定对抗审讯的能力。但是在拘留所里却一不留神露出了马脚。好容易抓到一个飞贼，还是个澳门的，沈阳警方上上下下都很好奇，因为对他比较客气，还请了很好的医生为他治疗枪伤，这种优待之下曾犯略略有些得意忘形。
一次他在拘留所中抱怨伙食不够好，并且吹嘘自己在澳门的时候，曾经一天要吃多少多少道菜。于是负责审理他的公安人员便利用这个细节，问他在澳门的生活情况。曾树基不知是计，便夸夸其谈起来，给当时还没有到过腐朽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安人员着着实实地上了一堂课。
然而公安人员随后看似不经意中的问题，却使他嘴上一时失了把门的。公安人员问他，既然你在那边过得这么好，干嘛还要再来沈阳偷东西呢？曾犯当时慨叹道，主要是香港的老板，做人太黑心，上一次的钱只给了一半，还有一半不肯给，必须这一次成功，才肯一笔算清，否则自己早就金盆洗手不干了。
这句话出口之后，他也意识到说漏嘴了，顿时变了表情。但是覆水难收，他已经留下了突破口。
上一次究竟做的什么案子？
为什么对方只付一半的钱？
这一半的钱到底值多少？
提出这一连串的问题，公安人员步步进逼。曾犯在已经露底的情况下还想硬撑，但是却没有死撑的条件了。要知道东北的公安人员一般都是身强体壮能熬夜的，曾树基虽然是个飞贼，但是有很多不良嗜好，怎么能够扛得住这一份真挚的政治教育呢？最终在不断的深挖中，他的防线崩溃，不得不供出了详情。
原来在实行沈阳到宝之前，他还曾经在广州实施过另外一起文物盗窃案件。当时他盗窃的地点是望海楼。
1983年的中国和今天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即便是公安人员，很多也没有出过本市。所以对于广州有个什么望海楼，开始大家倒也并没有太介意，还以为是个什么商店呢。
但是等查了查资料，警察们才大吃一惊，原来所谓望海楼，竟然是广州博物馆！难道这个飞贼竟然盗过广州博物馆？！
▲ 望海楼又名镇海楼，建于明朝洪武十三年，它的建造者是明初大将朱亮祖
这个曾经在作战中击伤过猛将常遇春的悍将后来死于贪腐跋扈，却不料给广州留下了一代历史名楼。
这座五层高楼在明初的南疆可称独一无二，嘉靖年间，此楼重修，此后多次翻建，直到民国时被辟为博物馆和图书馆，一直是广州的标志性建筑。新中国成立之后，望海楼被改为广州人民博物馆。1954年再次重修，并改名为广州博物馆，是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早年没有见识的日本客人到广州的时候，曾经把这座高楼称为广州的天守阁
▲ 日本的天守阁与城
这虽然有些夸张和不伦不类，但此楼建筑坚固，气势巍峨，和周围的建筑群合在一起，的确不比日本所谓的“城”小多少了。对这么个目标实施盗窃，还真是不比到沈阳故宫盗宝的难度小多少。
经过初步审理，沈阳警方确定这个曾树基的确曾经在望海楼实施过盗窃，而且可能盗出过相当多的珍贵文物。这个结果让东北警察们十分愉快，毕竟帮助兄弟省市破案是很有面子的事情，而且此前还真有人提心吊胆，怕这家伙不要是把皇太极的墓给挖了吧，现在得知不是本地的事情自然松一口气。
为此，沈阳方面迅速与广州警方联系，通报了这一案情。这个通报迅速得到对方的热烈响应。原来这竟然是一起广州方面一直非常重视的案件，是一起重点侦察，但始终未破的重大案件，因为这个案件引发的一些问题，都快上升到政治高度了。
广东方面的同行，根本没想到会是东北的战友帮他们破了这个案子，更没想到作案的居然是个澳门飞贼，甚至，他们的侦破方向，都发生了错误。
那么，广州的这个案件，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004：大开眼界
广州博物馆的盗案，发生在1981年。这一年7月5日的清晨，当坐落在越秀公园内的广州博物馆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开始上班的时候，他们被馆里的情景惊呆了。
当他们吃力的打开望海楼紧锁着的大铁门走进去的时候，看到好几个陈列柜的柜门，居然不知被什么人撬开了，玻璃全被砸烂，近百件正在展览的文物不翼而飞。
这其中包括了8件珍贵的陶瓷和书画以及86枚在广州博物馆展出的珍贵古钱币。统计起来，这里面有全国一级文物3件，二级文物4件，三级文物1件。这些珍贵文物，有些配置了双层展柜，仍被案犯砸开盗走，损失的价值难以估计。
▲ 当时的展柜并无报警装置，主要是为了避免触摸
案件发生之后，广州市公安局刑侦部门与文物保护部门当即成立了联合侦破小组，对这一案件展开侦查工作。
当时进行勘察的人员，按照经验分析博物馆的文物被盗，无非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内部人员作案，第二种可能是外来人员作案，第三种是内外人员相互勾结进行作案。在这三条思路的引领下，侦查人员开始对现场进行勘查。
经过勘查，在博物馆的外侧围墙、大门、各楼层的窗户等处都没有发现案犯留下的痕迹，但是在馆内的二、三、四楼，发现了未知人员留下的指纹、足迹，以及作案工具的痕迹。从位置来看，推测是罪犯留下的，进入馆内进行盗窃的人员为一人，时间为前一天夜里的2点至4点之间。这一切后来被证明都是正确的，广州市方面的侦察工作颇有水平。
公安人员对望海楼大门的门锁进行了反复检验，没有见到破坏的痕迹，也没有见到用外配钥匙开启过的迹象。当时有个侦查员提醒，由于值班室在博物馆前方，案犯可能是从后墙等处翻越而入，直奔望海楼，从其后方实施的盗窃，从而避开了值班人员。
在博物馆的后面有从上至下一列窗户，虽然每个窗户都用铁花镶嵌的方式进行了防护，但是二楼窗户的铁枝稍疏，有可能是案犯进出的地点。不过几个侦查员试着想把头钻进去，都未获成功，铁枝上也没有发现被撬过的痕迹。这个观点被否认了。
公安人员认为博物馆的安保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算是做得比较完善的了。如果是外来人员作案，那么他必然要破坏窗户上的防护铁枝等而留下痕迹，或者是撬开大门，但是这些地方都没有发现犯罪分子留下的痕迹。
于是多数侦查员推测，案犯应该是博物馆内部有条件接触原配钥匙条件的人，或者是与这些人有相互勾结关系的外来人员。由于推测可能是内部人员或内外人员勾结作案，侦查工作因此集中在博物馆内展开。
这一点也是当时一些负责干部的思路，有一个文保部门的负责人在博物馆职工大会上公开的说——这宗案件，是内外犯罪分子勾结起来干的。他还动员职工提供身边的可疑人和事。
联合侦破小组对馆内人员进行了过筛式的摸查排队，每一个人都取了指纹，重点审查那些有条件接触铁门钥匙和社交比较复杂的人员，对几个重点可疑对象还进行了长期的侦控，但是两年过去了，案件和文物犹如石沉大海，无影无踪。
当时在博物馆工作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到公安部门做了口供，留下手印。这其中有些重点嫌疑人在博物馆工作几十年兢兢业业，此时深感清白受辱，面对审查痛不欲生，不断向上反映问题，引起了一定社会反响。这就是这个案件没有侦破，问题已经几乎上升到政治高度的原因。
就在广州警方对这个案子一筹莫展之际，没想到从北方却传来了捷音。这边当然大喜过望，但是也急切地要求沈阳方面迅速将这一案犯提到广州进行进一步审讯。从损失和案件的恶劣影响来说，曾犯在望海楼实施的盗窃，都超过了他在沈阳故宫所作案件，而且广州警方非常好奇——他究竟是怎样把这个案件做成的？
曾犯被押送南下的时候，老丁的那位同学再次在火车上接待了他们。他特意招待了押送人员和曾犯一顿午餐，这一次也终于能够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位澳门飞贼了。
在他看来，此人除了削瘦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与常人不同的地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为了适应他的饮食习惯，出发前特意要求餐车准备了广东风味的虾饺和豉汁蒸排骨，这在80年代都属于相当奢侈的待遇。
曾犯到了广州之后，供认了自己对望海楼进行盗窃的经过，称那一次盗窃也是香港的老板要求他去做的，而且那批文物价钱确实不低，但买主只给他付了一半的钱，而要求他再去沈阳作案，才肯把前一次的另一半前付清。曾犯生活奢靡，挥霍严重，尤其是在赌场上很快把上一次挣到的钱花得一干二净，便不得不再次铤而走险了。
根据曾犯所提供的作案进出路线，公安人员再次进行现场实验，发现原来认为人钻不进去的二楼窗户是可以进去人的，只不过要身材特别瘦，脑袋小的人才行，而曾犯恰恰是一个小脑袋的人。
应该说广州方面在办案中并没有什么大的错误，只是忽略了特殊条件下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而已。以偏概全，导致了破案工作陷于僵局。事后他们总结教训，认为当时在整个博物馆中一层没有受到任何的扰动，这一点当时应该加以注意。因为它提示案犯可能根本没有到过这一层，所以大门可能根本不是他进入的通道。那么案犯从哪里进入的呢？二层的进出口便应该有进一步的勘察。
为了证实曾犯所说事实，他还曾经被带到望海楼重新演练当时盗窃文物的经过。他果然从二楼后窗爬进了展览室。据说当他现场表演完毕之后，在场的一些公安人员竟然忍不住为他身手敏捷而惊叹，就差鼓掌了。
“所以，”老丁说，“看到你讲缩骨功，我就想起了这个案件。”
“那么这个曾犯现在情况如何呢？还有没有可能采访到他？”我问道。
“这个人真是运气不好。”老丁无奈的摇摇头，“他的这个案件金额比较高，性质又恶劣。另外他是在1983年7月份犯案的，8月份正好出台了严打，所以……后来判了死刑给枪毙了。”
▲ 严打时代的布告
“居然是这样啊！”我当时的感觉竟然是被噎了一下。想想这会有缩骨功的飞贼，在历史上恐怕也没有几个，这等人才居然拉出去一枪给毙了，未免太过可惜。
这一刻，忽然想到给曾犯做手术取子弹的老大夫，实在是太冤了，早知如此，何必费这么大心思呢？而曾犯面对人民警察，一会儿被请吃虾饺蒸排骨，一会儿看他表演还要喝彩，一会儿又被拉到刑场打靶去，不知临刑之际心中会不会产生一种荒唐之感？
好吧，可以理解广州那边的老大被戏弄了两年之后还追不到赃的恼羞成怒。这份狠辣，也算是以儆效尤吧。好像此后再没见到有飞贼从澳门到大陆来作案，估计也是看到了这个案子，引以为戒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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