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说史讲史有两种人:一种是说书艺人,另一种为历史学家。讲史,多数是教师在课堂上讲历史,而卖票讲史并取得巨大成功者,黎东方为第一人。
黎东方是20世纪90年代旅美的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曾受业于梁任公先生。任公先生在清华讲《历史研究法》,东方教授得其真传。他的讲史,是学院派人物在剧院里讲史。他讲的是历史,而不是演义。但他讲的历史,又不同于当堂照本宣科背讲义。他在讲坛上,既不虚构一个人物,也不“戏说”故事情节,而是广泛地从各种史书中搜集和贯穿史料,按需而取,为我所用,材料信手拈来,借题即兴发挥,有时还借古喻今,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吸引了无数听众。诚如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为《细说三国》作序云:“抗战军兴,黎先生除了继续执教,时应各地之请,为各界人士讲演历史,通古识今,激励抗战。黎先生擅长讲演,有雄辩之才,每讲史,鼓动全场,听着动容。”
中国近代史上的文理大家顾毓琇有言:“人类有文化,文化成历史,历史即文化。”黎东方讲史,实为传播文化。1944年9月24日,黎先生在重庆中一路山东实验剧院一连讲十场。因为实验剧院院长王泊生是他的好朋友,把大礼堂借给黎东方,不收场租费,做成了一件普及中国文化的大好事,开了历史学家卖票讲史的风气之先:黎东方细说三国。开讲十天,每天一讲。第一天讲合久必分,第十天讲分久必合,合符天下大势所趋,许多山城听众连听十场,大呼过瘾。
那么,为什么要在剧院里开讲卖票?黎先生直爽地回答:“因为穷。为什么穷?因为通货膨胀。战前,我的一份薪水,可以买100双皮鞋,或40担米。到了1944年,我的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一双皮鞋。买了皮鞋,便无钱买米。这都是被日本人害的。”
开讲卖票,以学问换取大米,也是一种谋生之道。
买票听讲,要有人来听。谁来买票?这开始是一个大难题。那时,没有互联网,也没有微信。发布开讲信息,要靠在报纸上自费做广告。黎先生吃饭已成问题,怎么做得起广告?一家报纸有眼光,知悉后,特许他先登广告,后收广告费。另一家印刷公司也让他先印入场票,后收印刷费。没想到,讲史大受欢迎,一炮打响,头一天便来了300多人。每张门票两美元,一场演讲收入600多美元,开讲十天,黎先生经济上大翻身,总收入相当于几十个月的教授薪水,吃饭问题解决,还清广告费和印刷费,自然不在话下。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黎东方讲史”系列
黎东方讲史于是名扬天下,卖票讲史接连不断,从重庆讲到昆明。抗战胜利后,他又到南京、贵阳、安顺讲了几次,用960张讲演票的收入,付清了一架从贵阳到香港的小飞机“包机”费用。航空公司的高级职员向他道贺说:“全国还不曾有一位教授用自己的钱包过敝公司的飞机。您比胡适之有办法多了。”黎东方回答说:“哪里,哪里!我所花的却也不能算是自己的钱,是热心于听我演讲的,成千的可爱可感的听众的钱呢。”
黎东方成为半个世纪前的“易中天”。看来,直到今天,普及历史知识,还可以取得相当不错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这里依然是一个古为今用的新天地。
黎东方讲史,不止于生动活泼,而且多有创见。他还原真实曹操,替周瑜辩诬,正说诸葛亮,重评司马懿。他指出《三国演义》有的地方以假乱真。如张飞绝对不是一个性格鲁莽的人,在正史上,张飞原是富家子弟,文武双全,写得一手好字,生平的爱好是画美人,一改人们对张飞的认识。还有“连环计”中写王允有个丫环,名叫貂蝉,先许吕布,后送董卓,后来吕布杀董卓,这也是《三国演义》编出来的。貂蝉二字,原为汉朝后宫内女官的官名,地位比妃嫔低很多。貂蝉不是人名,更不是姓貂名蝉。王允家中,不可能有这样一个丫环,倒是董卓家中可能有。《后汉书·董卓传》记载了他曾经“奸乱公主,妻略宫人”。黎东方说得有根有据,令听众耳目一新。
黎东方还认为,曹氏篡汉,只是一个“篡”字,因为天下是曹操打出来的;而司马篡魏,则不止于“篡”,还要加上一个“窃”字,因为司马懿得天下,还靠“骗”和“媚”偷来的。《细说三国》中谈到的事件,最着力的是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在这两次大战中,有事更见人,写出了不同性格人物在事件中的活动,因而格外吸引读者。
黎东方指出野史也有可信之处。如孙策讨黄祖,为父报仇。卢溥《江表记》引野史《吴录》载孙策所上《表》一篇,黎东方以为是绝妙之文,断言此表为真。此外,在《细说清朝》中,他又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解答了一些民间传说和历史之谜。如孝庄太后有没有下嫁多尔衮、雍正是否为吕四娘所杀、乾隆是否是汉人之子,既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又有极强的可读性。
黎东方讲史,独创“细说体”,赢得了史学界专家们的高度评介。这种“细说体”,用历史学家马先醒的话来说,使听者、读者宛如身临其境,亲闻目接,以读三国的轻松心情,获得的却是胜于《三国志》的历史知识。
作者:吴兴人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张裕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