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B站发布题为《后浪》的广告片刷屏，其主题是“献给新一代的演讲”，演讲者为国家一级演员何冰。之后《后浪》在朋友圈刷屏，引发了强烈的共鸣，也导致了巨大的争议。
何冰在演讲中给予了“后浪”的肯定，还有对“后浪”未来的期望：“那些口口声声一代不如一代的人，应该看看你们，像我一样，满怀羡慕。”“一个国家最好看的风景，就是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后浪”“前浪”在任何一个年代都存在，北宋时期 ，从君主到文人对知识空前重视，对读书人也颇为重用。人们的眼界与心胸愈发广阔，能理智地处理世事人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友谊。宋仁宗时期，“前浪”欧阳修对“后浪”苏轼的赏识，成为一代佳话。
当年欧阳修在读完苏轼的《谢欧阳内翰书》后，在《与梅圣俞书》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这也是成语“出人头地”的来历。
下面这段故事摘自《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郭宏文 陈艳婷著，团结出版社出版），标题为编辑所加。
欧阳修如何提携“后浪”苏东坡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三月的一天，20岁的苏轼和18岁的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告别母亲、妻子以及众位亲友乡邻，第一次离家，开始了赴京应试之旅。这一天，天高云淡，阳光明媚，苏轼的心已像离弦之箭，飞向了遥远的京城。
父子三人翻秦岭过关中，攀越了曲折陡峭的古栈道，一路惊险刺激，辛苦劳累。初出茅庐的兄弟俩始终兴致高昂，不知疲倦。他们一路放歌，一边赶路，一边游山玩水，欣赏名胜古迹。
当他们到达汴京时，已经过去两个月了。此时的汴京繁花满枝，风光旖旎。父子三人来不及领略京城的美景，安顿好食宿后，就投入到紧张的复习备考之中。
考试分三步，也就是三道关口。按照宋朝科举制度，第一场考试是开封府的府试。府试以后，还要经过中央礼部的考试和皇帝的“殿试”。只有第一道关口通过了，才有资格进行第二场。毫无疑问，对苏轼兄弟俩来说，第一关是小菜一碟，轻松取胜，双双获选。然而，他们丝毫不敢松懈，继续闭门苦读，准备下一轮的角逐。
第二轮考试的时间，是在第二年的正月，由时任礼部侍郎（礼部的仅次于尚书的长官）、翰林侍读学士（给皇帝讲书的侍从官）的欧阳修担任主考官，国子监直讲梅尧臣等担任副主考官。欧阳修非常痛恨当时文坛盛行的内容空虚、矫揉造作、奇诡艰涩的文风，他联合一批志同道合、才识远大的文人，发起了诗文革新运动，致力于剔除这种文坛积弊，大力弘扬简约质朴、感情真挚、文笔自然流畅的文风。
这次的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明确规定，应试文章必须言之有物，平易流畅。至于险怪奇涩、空洞浮华的文章，一律不予录取。在父亲的教导下，苏轼兄弟自幼作文便以先秦两汉的古文和韩愈、柳宗元的文章为楷模，以文风朴实、感情真挚、文笔自然流畅见长。所以，苏轼看过文题，只是稍加斟酌，便写出了六百余字的文章，洋洋洒洒阐明了他一生所遵循的以仁治国的思想：
这篇文章，虽然是为应试而作，却并非为应付考试。作者也没有刻意推测考官喜欢什么，思考的问题也相当深刻。一个看起来似乎很枯燥的题目，却被作者论述得有声有色，好像早就成竹在胸，完全没有一般试卷的战战兢兢、揣摩谄媚讨好之相。区区几百言，读起来有青铜之音。
当苏轼放下笔，满怀信心地走出考场时，他或许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这篇应试之作，竟然成为千古传颂的名篇！
然而，这样一篇千古佳作，却因为一个小插曲，而错失获得第一名的成绩。当时，副主考官梅尧臣首先从堆积如山的试卷中发现了这篇精彩的论文，将它推荐给主考欧阳修。欧阳修读到这篇文章时，立即对它的论调高远、层次清楚、文字老道赞叹不已。他又把文章给其他所有的副主考传看，一致断定“第一”非它莫属。但欧阳修又怀疑该文是他的门生曾巩所作。曾巩，字子固，江西人，后来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长苏轼18岁。此时，他正投于欧阳修之门下，为欧阳修最得意的门生。当时，科考的试卷全部由人誊写，以防考官与考生营私舞弊，故欧阳修有此猜测。可是，一旦确定这篇文章为第一名，恐怕又会有徇私舞弊之嫌。想到这里，他决定忍痛割爱，使该文屈居第二。
金榜一发出，立刻就引起一场风暴。来自西蜀僻远之地，此时尚无名气的苏轼名列第二，自然成为众矢之的，一大群考生都非常不服气。最终，在欧阳修、梅尧臣等人一再的品评下，众人才渐渐平静下来。
随后，苏轼又参加了礼部的复试，以一篇《春秋对义》荣摘桂冠。与此同时，苏辙、曾巩也都因成绩优异成为当年的进士。
三月，所有礼部考试合格的考生，参加了由仁宗皇帝赵祯亲自主持的殿试。苏轼、苏辙兄弟同科登第，再加上他们器宇轩昂、才华出众，给仁宗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殿试刚结束，仁宗皇帝就兴冲冲地回到后宫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
在苏轼的童年时期，欧阳修一直就是他心中的偶像。他读欧阳修的文章，吟诵他的诗作，甚至私下里把他当作自己的老师。这次京试，欧阳修做了他的主考官，按照惯例，考生金榜题名之后，主考官与新科进士之间就有了师生的名分和情谊。苏轼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欧阳修名副其实的学生，这让苏轼无比兴奋和激动。于是，他向恩师呈递了《谢欧阳内翰书》，以此表达自己对欧阳修知遇之恩的诚挚谢意：
苏轼在这篇短简中，将五代及有宋以来的文学演变，作了极为精要的剖析：“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有宋以来，已改革此风：“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而当时一些学子，在扭转浮华文风之时，却“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
苏轼认为，五代至宋初的西昆体，以浮华为尚，学李商隐又仅学其皮毛。而到了仁宗之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力倡诗文革新，但又有些人用意过当，矫枉过正，求深务奇以险怪为时尚，走入了另一个极端。
苏轼的这篇文章，以高屋建瓴的气势和眼光，指出五代至宋初文学演变的历程，论证精确而恰当。欧阳修读后赞不绝口，便在《与梅圣俞书》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欧阳修甚至预言：未来的文坛，必将属于苏轼！
自古文人相轻，欧阳修给予苏轼如此高的评价，甚至认为后来文章当如此。他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以苏轼为代表的新一代文学家的价值，并且给予全力的扶持。他宽广的胸怀、对人才的识辨能力，以及提携后进的热忱，令千古文人为之感动和敬佩。
苏轼呈上《谢欧阳内翰书》之后，苏轼和苏辙在苏洵的带领下，前往欧阳修府上拜见恩师。可以想象，两个慕名已久的人，一个是早已尊对方为自己的老师的后起之秀，一个是爱才心切的文学泰斗，两个人在精神层面上的高度契合，使得他们的会面必然是非常快乐的。
谈话间，欧阳修提起了《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一段内容，上古尧帝的时代，皋陶为司法官，曾经有三次要杀一个罪犯，结果三次都被尧帝赦免了。他觉得这个典故有点陌生，于是，他问苏轼这个典故的出处。苏轼回答说 ：“老师，我是在《三国志·孔融传》的注释中引用过来的。”
苏氏父子离开以后，欧阳修把《三国志·孔融传》仔仔细细地重读了一遍，也没有找到这个典故。再次见到苏轼的时候，欧阳修迫不及待地又问，苏轼回答道：“曹操灭掉袁绍以后，将袁绍之子袁熙的妻子送给自己的儿子曹丕。这时候，孔融对曹操说：‘从前周武王曾经将妲己送给周公。’曹操不解，忙问孔融：‘这件事出自于哪一本书呢？’孔融回答说：‘并没有什么根据，只不过用现在的事实看来，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关于尧和皋陶的事情，我个人也是这样推测的。”
欧阳修听后，不由得抚掌大笑：“善哉！善哉！你这样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将独步天下。”
苏轼初出茅庐，就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敢于在考场上杜撰典故。在当时，这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幸亏主考官是能慧眼识才的欧阳修。欧阳修同样具有创新精神，一贯主张读书要读活，要做到活学活用。而苏轼的这一点又正好切合了恩师的主张，所以得到了欧阳修的大力奖掖。从此，苏轼的名声大震于京师，而他的新作每一落笔，就立刻被人传诵。而欧阳修更是时刻关注着苏轼的新作。每篇作品，他都是先睹为快；每篇作品，都使他感到审美的愉悦。
苏轼与欧阳修一生的友谊牢不可破，除了他们的自身条件外，还有周边环境的深刻影响。从君主到文人对知识的空前重视，对读书人的空前重用，对科举制度的空前完善，使得一向重实用、重技艺的华夏民族，在思想境界上产生了一定飞跃。有了深刻的理性，就可能获得广阔的眼界与心胸，就能理智地处理世事人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友谊。欧阳修大力褒奖素昧平生的小字辈苏轼，是深刻觉察到了苏轼对中华文化的价值。欧阳修如此看重苏轼的才，苏轼也毫不吝啬地把所有的赞誉都给了恩师：“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在欧阳修的引荐下，苏轼又先后拜见了宰相文彦博、富弼以及枢密使韩琦。这些让苏轼从小就心识神交的杰出人物，如今都将苏轼奉为上宾。只可惜另一位文学泰斗范仲淹已于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去世，无缘相见，给苏轼留下了终身的遗憾。但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士气节，一直震撼着苏轼，对他日后造福于民，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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