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良是西南运输总处第二任主任
“七七事变”爆发，中国人民揭开了全面抗战的伟大序幕，但从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对比来看，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若要长期坚持抗战，就必须争取军械弹药、汽油汽车等军事战略物资的外援。日本侵略者也同样看到了这一关系到抗战全局的关键所在，于1937年8月20日悍然宣布封锁中国沿海，阻止其它国家援助中国的抗战物资进入中国境内。因此如何开辟有效的对外通道，击破日军封锁，成为坚持抗战的当务之急和长远之计，西南运输总处便应运而生。
西南运输总处的全称为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对外称西南运输公司，1937年10月1日在广州成立。最初的办公地址在广州西濠口432号的广州戏院三楼。由时任交通部次长和广州市长的曾养甫兼任主任。后因军事运输的需求和规模急剧上升，改由宋子良专任主任，并任命吴琢之、刘吉生、龚学遂三个副主任，内设公路运输、铁路运输、水路运输、警卫稽查、总务等五组，及秘书、总会计、总工程司等三室，另设购料委员会、运输研究委员会，各组室下又分设各科。
随着抗战的持久进行，西南运输总处的重要性日益凸现，跨新加坡、越南、缅甸、巴基斯坦、菲律宾五国8省，先后在香港、河内、海防、新加坡、仰光及汉口、长沙、桂林、贵阳、重庆、昆明、梧州、桂平、南宁等处设立分支机构及接转库、工程处等附属单位，形成一个对外联系香港、海防，仰光和对内联系粤、桂、湘、鄂、川、黔、滇等省的铁路、公路、水路的庞大运输网络，拥有各族员工多达2万多名。
1938年春，西南运输总处即知滇缅公路运输之重要，预为准备，2月成立昆明分处，筹办缅境接运，3月成立缅甸分处，筹办缅境运输。1938年9月，西南运输总处迁驻云南昆明，奉命统制滇缅公路运输。从那时起总处一直驻设在昆明小东门内大绿水河直到1942年结束使命。后因局势的变化和运输的需要，增减和调整了国内外分支处的机构。缅甸分处改为仰光分处，增设腊戍、八莫两支处。西南运输总处迁往云南以后，先后成立了运输人员训练所、运输事务所及滇缅路医院、遮芒诊疗所、汽车修造总厂、腾冲驮运管理所、汽车大队、各电台、仓库。1938年后，西南运输处大批车辆经仰光、腊戍循滇缅公路陆续到达。至1940年12月底为止，先后成立第一至第二十一个汽车运输大队，并另以回国华侨及华侨捐车编成华侨先锋第一、第二两大队及一抢运队。为了解决驾驶及修理和管理人员的严重不足，西南运输处于1938年冬在昆明潘家湾设立运输人员训练所，从事培训汽车驾驶员、维修技工、车队、车站和仓库管理人员以及无线电报服务员等工作。运输人员训练所第一期、第二期共招收练习司机、熟练司机、华侨司机、练习技工及站、厂、库初级职员训练等约9000人，连同粤、桂、湘区训练人数，总计在1.4万人以上，为保证抗战胜利培养和提供了大批急需的人才。
为了燃物料的及时供应，西南运输处还在昆明设有材料总库，在各重要中转地点则设有材料库和油库。同时为了办理运输业务，车辆调度、加油、拖救和司机住宿等工作，在其主要运输沿线还设立了众多运输站。这样，队、厂、库、站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公路运输管理体系，其规模在当时是空前的。
父辈们在总处的别样人生
我的伯父庄汉开、父亲庄汉定出生在江苏常州武进乡下的茅堰村，算得上是书香门第。伯父早慧，年仅22岁就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电机工程系，先后于杭州、戚墅堰及汉口电厂负责发电机械管理；1935年先后在军委会武昌及重庆行营交通处主持电信部门业务；1936年奉派前往新组建的军政部百水桥研究所主管技术研发工作。
从1937年起，伯父奉令调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质运输总处，曾在香港、越南、新加坡、印尼、缅甸等分处督导国外运来军品的接运业务。1936年9月，父亲高中毕业后未能考上大学，经伯父介绍进入南京中山门外的兵工署百水桥研究所当一名练习生。
西南运输总处香港办事处（分处）的前身是军政部兵工署香港办事处。
兵工署香港办事处的最初成员计有15人，伯父和父亲都在其中。伯父先和陈质平（时用名黄彬）、胡超振等一起任秘书，后任业务科长。随着业务的扩大，香港办事处还陆续招聘了一些优秀本地青年员工，如出生在香港沙田的曾河福等。
香港分处的人员最多时也增加到50多人。父亲时年22岁，还没有什么资格担任正式职务，最初被派在码头做装卸工作，后专门造报表。父亲记得当时军火极大部分是步枪、机关枪子弹、机枪也有，重武器极少，大部分是德国、比利时及捷克所售给，系由港装火车运广州再转运长沙、武昌等地。
没过多久，随着抗战正面战场淞沪、忻口战役的展开，对于武器弹药等物资需求剧增。鉴于当时香港建有规模设备均上乘的海港，香港——广州又是当时最为重要的运输通道，所以西南运输总处设立伊始，便决定设立香港分处。
1938年1月正式宣布开设西南运输总处香港分处，由宋子良自兼处长，方兆镐等任副处长。兵工署所有接运军械及器材之工作完全移交西南运输总处香港分处接办，原兵工署驻港办事处大部分业务人员及运输仓库方面人员都调过去作为香港分处的基础。西南运输处分处成立后，兵工署港办的业务一并接收过去，父亲不久被任命担任办事员，做物资报表记录工作。
香港分处成立后，因不只兵工署一个机关，所以业务比较繁忙，业务方面军火运输仍是大宗，父亲曾说“记得当时苏联运来军火，有五六船，其中有大批重武器，包括坦克车100辆等。这批军火全都是由苏联船长船只亲自送到香港”。
分处处长和总处组长的人选由蒋介石亲自核准
1956年我父亲在审干时所写的《自传》中曾经提及：1938年10月，日军攻陷广州，港穗运输中断。当时滇缅公路已建成通车，军火器材，以及公私商品都经缅甸转进中国，我和兆锴、之国、启南、成辅被派到新加坡分处工作。
新加坡分处成立的原因，主要是大约有近10艘的军火器材因广州沦陷而半途卸在新加坡，需要把它们全部转运仰光进口。我曾去云南省档案馆查阅，发现全宗54目录1卷号254页22页记载，1938年10月21日，时任西南运输总处处长的宋子良给时兼任兵工署香港办事处处长的方镐的函称：“调赵廷珍、张元纶、庄汉定、张杰新、王启南、方兆锴、郭成辅等7员派赴新加坡分处。”西南运输总处人员的任命规格较高。凡分处处长和总处组长的人选由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核准，科员以上的任命由西南运输总处处长签发。如1938年10月24日由时任西南运输总处处长宋子良签发：委郭成辅为本处新加坡会计科科员。这个在云南档案馆里有完整的记录。我父亲庄汉定在新加坡分处时是运输科科员。新加坡分处另一重大任务是由陈质平联络华侨招送八批数百名华侨司机回国参加滇缅公路运输，这是另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史诗。
西南运输总处在最为危急的抗战初期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极度艰难的社会环境下为当时中国战场运进了总量高达39.6万吨的枪械弹药、汽油等最急需的战略物资，有力地支援前线作战，为整个大西南后方的军工生产及交通运输建设提供了急需的物资来源，极大地鼓舞了军心和民心，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西南运输总处还担负着战时易货贸易的重任，运出用来换取外援的钨、锡、锑等战略矿产品及桐油、茶叶、猪鬃等农牧产品，对稳定大后方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西南运输总处也为战时战区厂矿、学校内迁，华侨投身抗战，战区军队输送，国内外人员的交流尽力。
如香港分处负责转运的这些武器弹药，在1938年展开的台儿庄、徐州、武汉等战役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1938年年末，中国军队又先后组织南昌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据说长沙等大捷就有这些武器的功劳”，还有卫立煌在平型关大捷后转送给八路军的子弹中就有部分来自香港分处所运送的军火。
西南运输总处香港分处自1938年1月起至10月，主持经办的香港——广州运输通道，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共运入物资106143吨，为支撑抗战的艰难岁月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时西南运输总处还积极协助战区各机关向后方疏散的工作，抢运了许多其他战略物资和人员。
作为二战期间为数不多的在它国领土上成功运作的国际机构之一， 西南运输总处不仅是中国抗战，而且是整个世界二战期间最大的国际军运机构，为支持抗战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来源|《读者报》 资料原出处：《世纪》 庄崚/口述 王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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