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身在大连的地下党刘昂租了一艘苏联货轮，上面装载着东北解放区出口的大豆、土豆、人参等货物来到香港，准备换一些高级纸张和西药回去，顺便也掩护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

不久，从东北来的苏联货轮抵达香港港口。不幸的是，货轮在进港时，不小心与另一艘大船发生碰撞，导致船体受损，需就地检修。可是，这样一来，就会耽误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甚至会耽误整个计划。钱之光与大家商量后，决定再租一艘船北上。经过多方联系，钱之光他们幸运地租到了一艘名为“华中”的挂有挪威旗帜的货轮。
 
11月23日，在钱之光等人的精心安排下，第二批民主人士顺利登上“华中”号，前往东北解放区。第二批民主人士中包括化名为“丁汝常”的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胡绳等30多人。陪同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的是连贯，王华生随船护送。12月1日，“华中”号抵达丹东石岛城。东北局派人将第二批民主人士接到了沈阳。
 
前两批接运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还算顺利，不过到第三批时，钱之光等人却遇上了点麻烦和阻力。这麻烦和阻力主要体现在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的身上。
 
李济深在香港是一个颇受瞩目的人物，是民主党派公认的领袖。中共方面与他有密切联系，香港当局也与他有往来，美国方面与他也有频繁接触，国民党方面更是极力拉拢他。这样一个核心人物离开香港，又谈何容易？更糟糕的是，李济深北上的消息不知道怎么传了出去，引起了香港当局和国民党的密切关注和监视。这样一来，李济深的北上之行迟迟未能动身。
 
11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钱之光等人，让他们务必在12月内将李济深送到解放区来。接到中央来电，钱之光、潘汉年顿觉肩上的担子愈发沉重。他们开始日思夜想，竭力找出一个安全护送李济深离港的方案。
 
首先，钱之光等人找到何香凝女士，让其帮他们做通了李济深的思想工作。为解除李济深的后顾之忧，钱之光派人妥善安置了他的家属，并安排了民革中与他亲近的人随行。除此之外，潘汉年还来到李济深家中，为他详细介绍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和安排。
 
为此，李济深对共产党翔实的计划以及对他的爱护有加感到非常满意。鉴于香港当局对李济深北上的阻挠，钱之光、潘汉年特意安排李济深等第三批民主人士于圣诞夜的第二天深夜上船。因为香港受西方影响，圣诞节要放假欢度节日，此时是最佳的行动时日。
 
夜里，第三批民主人士为了安全起见，完全是各走各路。有的是被安排到朋友家，再转道上船；有的是在旅馆呆了半宿才上船；有的是空手离家，行李则由改名为“华润公司”的“联合公司”职员搬上船。而李济深上船时，则采用了更为隐蔽的措施。上船的前一天，李济深发请帖邀请港英当局密探负责人王翠微夫妇来家里吃饭，还请了一些人作陪。这一举动，完全是为了麻痹港英当局的密探，使他们放松警惕。
 
上船当天，李济深若无其事地前去参加了邓文钊先生的宴会。同时赴宴的还有何香凝、朱蕴山、吴茂荪等人。宴会完毕后，李济深等人趁夜色乘坐小船，转到苏联“阿尔丹”号货轮上。
 
12月27日晚，李济深、彭泽民、马寅初等几十位民主人士乘坐“阿尔丹”号货轮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香港，急速向解放区驶去。陪同人员是李嘉人和徐德民。直到这时，钱之光、潘汉年等人才长长地舒了口气。经过十多天的航行，“阿尔丹”号于1949年1月7日上午抵达大连海港。
 
自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从香港离开的各批民主人士先后到达哈尔滨和北平。钱之光、潘汉年和香港分局完成了这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各界知名人士齐聚北平、共商国是作出了突出贡献。
 
各民主人士先后到达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后，对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予以热烈讨论，并有针对性地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达了包括李济深在內的55名民主人士对中共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的支持和拥护决心。

55人声明，是一个轰动全国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件，它标志着各民主党派一致承认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并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新中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