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一生有二位夫人，吴舜莲和谭祥，有2女4子。2女是陈幸、陈平，4子是陈履安、陈履庆、陈履碚、陈履洁。

陈诚的六个儿女，看上去都普普通通，他们没有高人一等的想法，应该说与陈诚的教育和影响有一定关系。陈诚用自己固有的道德观来教育子女，要求自己的孩子勤劳、节俭、守纪律。

陈诚的小儿子陈履洁在上台北女师附小时，常常一个人最先到教室，把所有的课桌抹干净。孩子的耳朵里常响起父亲的话：“辛劳的工作一定要争着做，不要推诿，不要偷懒。”

陈诚从来不用小汽车送孩子上学。他对孩子们说：“司机是公家雇的，你们上课是私人的事，不能用公家的车。”陈履碚、陈履洁上小学时，都是乘公共汽车，赶不上公共汽车就步行。

一位记者报道了陈诚教育孩子不应乘坐轿车的故事：1949年1月，陈诚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此时他有两个孩子在台北女子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每天都是走路上学。

有一次下大雨，孩子跑到学校，弄得满身泥水。顽皮的同学们就逗他说:“你看，有些当厅长、当经理的孩子都坐小汽车上学，你爸爸做这么大的官，为什么不给你坐汽车上学呢?赶快回家向你爸爸要汽车坐。”

孩子天真得很，回家以后马上就向爸爸提出这个要求。陈诚听了以后很好笑，就问他的孩子道:“你们有脚没有?”

孩子答:“有两只脚。”

又问:“脚是干什么的?”

孩子答:“走路的。”

于是陈诚就笑着对他的孩子说:“我坐小汽车就因为在替国家办事，是国家给我的一种待遇，你们没有替国家办事，怎能享受这种待遇呢?小的时候学着吃苦耐劳，长大了能替国家做事，是吗?”

孩子听了这番话，点了头走了，以后再也不要小汽车坐了。

后来陈履洁快小学毕业时，陈诚替他买了一辆旧的自行车。陈履洁每天放学后，都要拿废布在校园里擦车，把车子擦得干干净净。老师问他为什么不花3元钱送到车店去擦，履洁答:“我爸爸说我们还不会赚钱，应该节省每一文钱，能够自己做的事就自己去做，不要假手于人。”

陈诚在繁忙的公务之中，还十分重视孩子们的作业。他常在孩子们的练习簿中，加一张鼓励他们的条子，有时他没有空做，便把这项工作交给夫人谭祥去做。

每逢孩子生病，不能按时到校上课，陈诚夫妇总是以父亲、母亲的名义恭敬地写好请假条，请人送给老师。有时，则是事后亲自到学校向老师说明原因。

后来长子陈履安去美国读书，但他却是一名工读生，学费完全靠自己工作挣来。有时他不得不停下学业，做一学期工，挣够了学费再继续读书。

三子陈履碚在工专读书时，有一个闻名全校的习惯，即哪怕是只花了几角钱买邮票寄信，他也会郑重其事地掏出笔记本，将账目记上。

陈诚的孩子们从不以父亲的地位来显示自己。大女儿陈幸在美国读书时，同学们并不知道他的父亲是什么人。1961年陈诚去美国访问时，美国报纸上刊登了陈诚的照片，同学们才恍然大悟。

次子陈履庆，眼睛高度近视，本可免服兵役，但他主动要求与别的同学一样参加服役。他说:“如果我不服兵役，人家如果不说我有近视，只说我是副总统的儿子，那就不好了。”

陈诚的所有子女中，名气最大的要数长子陈履安。

1937年，谭祥在江西庐山生下第一个儿子，陈诚为其取名为履安，他的童年伴随着抗日战争渡过。1948年10月，陈诚被派往台湾。1个月之后，11岁的陈履随陈家的老老少少一起，从上海飞抵台湾与父亲团聚。

由于父亲陈诚是国民党的党政要员，并拥有良好的家世背景，陈履安一路的求学及工作相当顺利。1968年获得纽约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并受聘纽约市立大学副教授。

1970年8月，应企业家王永庆之邀，返台出任明志工专校长，他此时为39岁，是当时最年轻的大专院校校长。

1972年，陈履安开始从政，调任“教育部”专科职业教育司(后改名为技术及职业教育司)司长，但两年后又转任台湾工业技术学院院长。

陈履安最终还是选择了从政之路，1977年回任“教育部”常务次长，翌年升任“政务次长”。1979年出任国民党中央组工会主任，革新党务。同年底擢升中央党部书记长，遂为国民党新生代骨干人物。1986年3月，陈履安当选国民党“中常委”，开始参与中枢决策。

但是，对于已经腐化变质、不可救药的台湾当局来说，陈履安的努力是无济于事的。于是，他渐渐心灰意冷，51岁开始学佛，在历经10多年的“实修实证”后，陈履安相信:“每个人，生生世世都在补修学分;今生最苦恼的，就是最需要学习的。”

1993年到1995年期间，陈履安每年要演讲200多场，呼呼净化人心。他甚至捐出所有家产，放下一切身段，潜心修行。1996年，陈履安提出“救中国、救人心”的理念，走遍台湾全省，深入民间，为百姓祈福行脚。

陈履安一直记得父亲陈诚临终时告诉他的话：不要忘记中国，不要忘记为老百姓做点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