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武汉沦陷后，新云霞所在的戏班子，维持不了生计，她被师傅逼着去“接客”。新云霞实在过不下去这人间地狱般的生活，试图逃跑，结果没跑成，反而成了囚犯。
 
自武汉沦陷后，娼妓业明里暗里就开始猖獗了。首先在法租界恢复起来。法租界的妓女身份较高，以旅馆为据点营业，定期向巡捕房缴纳捐税。
 
法租界以外的妓女由伪市政府警察局管理。1940年4月，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成立妓女登记处，5月，发布《妓女登记办法》、《划定汉口娼区办法》和《取缔私娼办法》，加强对妓女的管理。伪政府根据营业状况，将妓女分为五等，每月定期征收花捐：头等每月征收80元，二等50元，三等30元，四等20元，五等10元。
 
除花捐外，“凡在本市区之乐户、旅栈、酒楼、游艺场所及住宅堂宴征召妓女者，均应缴纳局票捐”，每局票一张征捐6角，限召妓女1名。
 
为了保证娼妓业的“健康”“持久”发展，1940年4月，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卫生局成立妓女检治所，内分检验、治疗两部。5月，发布《武汉特别市妓女检治所检治办法》，开始对妓女进行检治，凡经登记之妓女，经检验有梅毒者，即强迫其住所诊治，治愈后复检无毒，始准营业。
 
根据1940年5月的检查结果，绝大部分妓女患有性病，其中以淋病最多，占75.56%，梅毒占10.93%，下疳占6.73%，混合传染占2.14%，第四性病11.5%，无病者仅占总数的4.44%。妓女在检查时也受尽凌辱，检查由男医生进行，还有其他非医生男性站在一旁，俯视妓女下体，抚弄妓女身体，以此取乐。
 
即使是得到治疗的妓女，她们为了生活，仍得继续的出卖着痛苦的肉体，卖了肉体，又得继续的生病，辗转检验，辗转检治，到头来依然是逃不出一个死的圈子。
 
除登记在册的妓女外，还有众多未登记的暗娼。汉口难民区是这类下层妓女最多的地方。每到夜晚这些妓女便站在街头等待顾客，“她们宛似一群待宰的羔羊，拖着没精打采的躯壳，亭亭玉立在街头巷尾，眼光是那么枯涩，送盼传笑，希翼获得那些陌路人的垂青”。
 
这些妓女的主顾大多是一些下层苦力，收入并不多，一夜至多不过五六元的法币。甚至有许多不到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也会被龟奴鸨母赶到这种皮肉的市场里去，忍痛过卖笑的生活。
 
除了这些公开的妓女和暗娼以外，当时武汉市面上还有一些舞女及食堂侍女，外虽以歌唱侑酒为营业，实际上也从事着秘密卖淫行为。
 
这些从事娼妓业的妇女，多为生活所迫，还有很多是被流氓地痞拐骗或卖到妓院。她们生活困苦，不仅要忍受客人的兽性蹂躏和老鸨的无情剥削，还经常受到警察、特务和地痞流氓的欺压。登记过的妓女要按月交纳花捐，每次“征召”要交票捐，忘带花票就要受罚。
 
被逼沦为暗娼的不幸者命运同样悲惨。文章开头讲的新云霞就是一个例子。湖北沦陷区各县同样娼妓泛滥，如安陆县就特别规定有娼妓住区，对于不属于该划定区域以外者，予以驱逐。
 
 
除了娼妓以外，日军还在湖北沦陷区强征大量“慰安妇”，供日军淫乐。日军进入武汉后，将原来的随营娼妓集合起来，指定区域设立多处慰安所，名为陆军公娼区、海军公娼区，供日军官兵发泄兽欲。
 
同时，在武汉和湖北其他占领地区大量抢劫和强征妇女，送入“慰安所”。当时，汉口的义品里、新联保里、吉庆里、生成里和六合里等地，都建立有多处“慰安所”，成为日军的淫窟。在湖北其他沦陷区，日军也设有随军妓院和“慰安所”，大量强征中国妇女。
 
例如，日军山田浩造1954年10月5日供认他任大队副官时在江陵“设立过慰安所2个，共有15个妇女”。黑濑市夫供认他1942年9月—1943年任联队副官时在当阳穿心店、1945年4月下旬—5月上旬当大队长时在当阳县老场都开设过慰安所。
 
沦陷区娼妓业的存在，让当时的姐妹们遭受人间地狱般地折磨，她们有许多人被折磨而死，有的得病不治而死，有的自杀以求解脱。日本鬼子在中国造下的罪孽，是让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无法忍受的，唯一能做的是同仇敌忾，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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