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转移后,我们坚持在粤赣交界的大庾岭上打游击,开始了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日子。
1936年3月里的一天,我跟着项英、陈毅同志等六人,到江西省赣南的大庾岭西南约六十华里的一个小山上,去检查交通站的工作。
当天夜里,交通员带来许多东西,有草药、胶鞋和一捆国民党的报纸,最叫我们高兴的,是一个叫陈海的人写来一张字条,他说他是从陕北来的,带来了党中央的重要指示,要面见负责同志。
“要跟咱们党中央联系上啦!”。“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叫我们盼到了!”在游击区里,感到最痛苦的是无法和中央取得联系。那时我们对国内情况的了解,主要是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分析得来的,尽管用尽种种办法,也零星地搞到一些当地报纸、上海报纸、香港报纸,但东分析,西分析,到底不能完全清楚中央的情况。
陈毅同志为这件事很苦恼,他曾写过很多信给上海的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由于这些信写的很隐晦,很曲折,所以一封回信也没有接到。有一次他写信给鲁迅先生说:“我是史铁儿的朋友,史铁儿在病死以前,我跟他是在一起的,我们都非常关心史铁儿的家属,不知你能不能费神打探一下,告诉我们。”
史铁儿是瞿秋白同志在上海写文章时的一个化名,打听史铁儿的“家属”就是打听中央的消息。秋白同志和鲁迅先生的亲密的革命友谊,是尽人皆知的。这封信算是写得最露骨的一封了。但是一样没有回信。这种盼望中央的急切心情,今天终于有了希望了,我们心里都感到光明了许多。陈毅同志派了人去了解,这个陈海果然对内部情况很清楚,问他中央有什么指示,他说:“这很重要,见了负责同志才能谈。”跟他说负责同志不在这里,他说:“我知道,红军长征以后,负责人到了油山,见面就认识了。”
这个人虽然来得蹊跷,不能深信,但因为项英和陈毅同志,始终坚信中央会派人来的信念,如今总算有人来了,不信又怕错过机会。于是在经过两个礼拜的考察以后,就派人跟陈海见了面。谁知见面之后,他又说他不是中央派来的,是六军团的一个干部,因为长征掉了队,流落在这里修马路,他是想来归队的。问他为什么冒充是中央派来的,他说:“要不说是中央派来的,你们不会见我。”他又说,在修马路时和国民党的部队混得很熟,有了机会,他可以搞兵暴。就这样,谈了几次,给了他一些钱,又派他去修马路了。大概是为了骗取我们的信任,不久,他就买了大批的港、沪出版的进步报纸,给交通带来了。
陈毅元帅
又过了几个月,他又说兵暴搞不成了,国民党部队开到广东三水去了。他还说给他的钱没有胡花,在大庾城开了个糖铺子(交通站),并把店名、街名、门牌号都寄来了。几天后,他又派人来送信,说中央来了个代表,已经到了边缘区,请示我们怎么办?陈毅同志一心想见中央来的人,夜里觉都睡不着,天麻麻亮,自个儿就赶到城里去了。他想:如果见不着党中央的人,也可以探听一下陈海到底搞的什么鬼。
陈毅同志进城以后,果然找到糖铺子。走到糖铺跟前,陈毅同志抬头一看,大门上新贴着两张封条,他暗暗吃了一惊,向铺子附近打听,正遇着一个老大爷,把陈毅同志拖到一边,悄悄地说:“陈海叛变啦,你快走!”原来这个革命的骗子,一出游击区,就被国民党抓住了,抓住后立刻就叛变,他先用一封信稳住项英、陈毅同志,随后就带着队伍进山抓人来了。陈毅同志朝大街上一瞅,果然已经戒严了,当兵的还在盘查行人。老大爷赶快把陈毅同志带进屋里,叫他从后门的小路绕出城去。
脱险后,陈毅同志急忙顺着小道往回走,他担心敌人会来搜山,谁知道刚出三岔路口,就跟一个排的白军碰头了。白军大喝一声:“你往哪里走?”有一个敌兵一把抓住了他,恶狠狠地嚷道:“老表,给我们带路。”陈毅同志听说叫他带路,心就安了下来,一问之下,才知道这支杀气腾腾的队伍,正是要去捉自己的,叛徒陈海正领着大队走在后边呢。陈毅同志不慌不忙地推托着说:“老总,对不起,这条路我不熟,我不是本地人。”“你不是本地人,干吗跑到这里来?”白军疑惑起来了。陈毅同志笑着说道:“我是城里的教书先生,想到乡下买茶叶去……”
陈毅同志的沉着,迷惑了敌人。敌军官一听说是“教书先生”,又看到陈毅同志那副认真的神气,不由得不信,刚好那一带盛产茶叶,说得也合情合理,也就相信了。并且对刚才的失礼,还表示了歉意。敌军官为了要显示自己电有点学问,便跟假称“教书先生”的陈毅同志攀谈起来,一路上陈毅同志边走边想:要是叫叛徒陈海赶上来,那就糟了,还是早想办法摆脱的好。
走着走着,路过途中的一座村子,陈毅忽然皱起眉头,敌军官看到他脸色有点不对,就追问起来。陈毅同志说是肚子疼,要上茅坑大便,白军便答应了。白军在外边等了许久,好不耐烦,就闯进厕所一瞧,哪有什么“教书先生”的影子,这才知道上了当,急忙催一队人马,气喘汗流地跑步前进,直奔前面那座小山头。
这时天近中午,我跟项英同志等正躺在山腰一间小草棚里打盹。我正在做着一场好梦,梦见吃了一顿喷香喷香的大米饭,陈毅同志喊了一声:“敌人来了!”我们才惊醒,往山下一看,果然,狡猾的敌人,已顺着山侧,悄悄地抄上了山。我们一个放哨的,眼睛光盯住正面那条大道,没想到敌人会从后面抄上来,直等听到人喊马嘶:“捉土匪啊!捉活的啊!”这才从地上一滚身跳起来。我仰头一瞧,一个排的敌人,已经扑到跟前,双方只差七八步距离了,明晃晃的刺刀闪人眼帘。
我们四个特务员(即警卫员),猛地拔出枪来,挥舞着四支二十发的快慢机,劈劈啪啪朝着冲上来的敌人猛扫,八十发子弹就像一阵暴风似的卷向敌人,等杀出一条血路,我们就掩护着项英同志突围,项英同志由于连日翻山越岭的疲劳,动作有点困难,在一个陡坡前,他无力攀上去。眼看敌人扑过来了,警卫员用肩膀在底下一顶,只听得“嘶”的一声,项英同志的腿剐在一块锋利的石头尖上,裂开一道半尺长的血淋淋的口子,再跛行百来步,实在跑不动了,我们赶紧把他藏进一堆草垛中,掩盖一番,急忙离开,剩下几个人且战且走。怎奈得山顶山脚全是敌人,眼看是没法突出去了。特别是项英同志还在山上,我们也不能抛下他走,只好分散躲进附近深草中去。
梅岭三章
这个小山包树木不多,草倒很长,这就使敌人不容易发觉我们。两个来汇报工作的交通员,也因为我们而受了连累。一个男的是个顶机灵的小伙子,当敌人的刺刀对准他的胸膛时,他急中生智,举起洋伞虚晃一下,敌兵忽见一道黑光,迎面而来,当是什么武器,吓得倒退几步,交通员就顺势用洋伞柄一钩,把枪刺钩开了,撒腿就跑,果然给他突出重围去了;另一个姓潘的女同志,是广东人,也不过二十来岁,她直往山顶跑,叫敌人捉住了。
“捉到一个土匪婆子啦!捉到一个土匪婆子啦!”敌人唧唧哇哇嚷起来,我心里有点着慌,怕她经不起恐吓,要是说出什么来,叫敌人知道了这山上藏着“项特务(项英同志)”,说什么敌人也不会轻易放过的。敌 人朝她拳打脚踢了一阵,气呼呼地问道:“这山上一共有几个人?”“两个人!”她冷冷地答道。“胡说!”敌人又狠狠地朝她打了几个耳光子,吓唬她说:“你不说实话,老子就枪毙你,快说,他们都藏在什么地方了?”“我不知道!”接着又是一顿拳脚。“说!他们藏在哪里?”她朝敌人脸上唾了一口,狠狠地说道:“我不告诉你。”
敌人奈何她不得,又折磨她一阵,用拳头揍她,用枪托敲她,她低低地喘着气,呻吟着,不管敌人问什么话,她总是干脆回答道:“我不知道!”“我不说!”“我不告诉你!”后来,声音逐渐低微下去,好像是死过去了。
说也奇怪,一个方圆不到两百米的山包,三百多个敌人,重重包围着我们,山上山下,反复搜索,就是找不着。搜了两个多钟头,敌军官想出一条毒计来了。他命令士兵在草地上放起一把火,火迎着风势,呼噜呼噜地向山上烧起来。我心里想:这下可完蛋了,不叫捉去,也要活活烧死啦!天下真有这种怪事,正在危急的时候,天渐渐黑了,不一会儿忽然哗啦哗啦落下一阵倾盆大雨来,把火通通淋灭了。
火烧不着,敌人可不甘心,命令士兵,继续搜索,直搜到日落西山,这才吹号集合,排队下山。我正要从草中往外钻,心里又暗自想道: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还是小心点好,拨开草缝朝外一瞧,乖乖好险,原来他们假装退却,并没有走,而是把队伍埋伏在山脚,要不是我们留了个心眼,可就要上当了!敌人在山下待了一会儿,看看山上毫无动静,眼看天陕黑了,这才死心塌地地走了。我们经历了一天的惊险,没吃一点东西,饥肠辘辘,实在难受!可又不敢上村里去,只好到对面半山腰一户人家去敲门。老表一听敲门声吓得直打哆嗦,以为我们是白军,说什么也不开门。
后来,我们告诉她我们是游击队,她才半信半疑地开了半扇门。老太太用惊讶的目光,打量了我们一会儿,认出确实是游击队,才满怀忧虑地说:“你们还不快走!反动派来捉过你们啦!”我们安慰她说:“不用怕,老太太,我们已经知道了!可是,一天没吃饭腿跑不动啊!”老太太听说我们饿了,就自告奋勇地说:“我给你们烧饭去,很快就会烧好的,你们在山头上,再蹲一会儿……”老太太说着就到灶下去,想了一想,又嘁我们回来,咬着我的耳朵说:“这里附近不保险啦!你们蹲在那边山头上,等我把饭烧好了,再叫你们来。”
在山上蹲了好久,项英同志等得不耐烦,急着要走,陈毅同志却要再等一会儿,他从早到晚,跑了一百多里地,一滴水没进口,肚子饿得实在难熬,皮带都紧缩到最后一个洞了。我们几个人也都四肢软弱无力,眼里直冒火星,再不吃点东西,真的也走不动了。后来,陈毅同志叫我下山去看看。等下了山,饭刚好,老太太正准备出门,我们却又先来了一步,把老太太又吓了一跳。
老太太说:“天黑了,估计反动派不会来了,饭凉了不好吃,不如在屋里吃。”项英、陈毅同志都同意了,我们又从山上跑下来,虽然是普普通通的大米饭,平平常常的咸菜干,但是我们吃得十分有滋味,觉得比什么山珍海味都好吃。可刚吃了个半饱,饭碗还端在手里,狗又汪汪地咬了起来,山前山后,到处都是敌人吱吱哇哇的咒骂声:“狗日的土匪,捉到要剥你的皮!”我们赶紧把灯吹灭,冲出门来,也辨不清东西南北,直往山高的方向跑,天又黑,路又滑,大雨滂沱,走不几步,就听得有谁滑倒的声音,陈毅同志怕大伙走散,叫一个牵一个,跌跌撞撞地爬过一座大山又一座大山,越过一重峻岭又一重峻岭。
项英同志最吃苦了,他的伤口还在淌血,痛得咬紧牙根走。起先,我们还能抬动腿,到后来,简直是爬着前进。整整地在山上滚了一夜,这下可把敌人甩得老远了。拂晓前,跑到一座给火烧光的陡坡上,这山可陡呀!周围真是“地无三尺平”哩!大伙儿都已经跑得精疲力竭,再也跑不动了。我们个警卫员用刀子在半山腰凿出一尺宽、五尺长的平地来,铺上一些树叶,让项英、陈毅同志躺下休息了一会儿。
世界上恐怕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床铺了,往上瞧,高峰入云,往下看,深谷万丈,睡得稍不老实,滚下去,连骨头也找不着的。我们就蜷伏在一旁打迷糊,心里想:这地方可保险啦,放心睡一会儿吧,等到天明一瞧,大吃一惊,就像是走进迷魂阵里啦!昨天那座遇险的小山包.就在不远的对面,爬了一夜的山,却打回老家来了。
项英同志
那小山包上,有一群穿草绿色军服的大兵,神气活现地持着明晃晃的刺刀,还在那儿搜索,有的警惕性满高,像王八似的伸缩着脖子,趴在草地上耙来爬去,看到敌人那殴傻劲,着实好笑。太危险啦!要再叫敌人发觉,可难摆脱了,我们扶着项英同志,连忙起身,又悄悄地走了。
翻山越岭,忍饥挨饿,爬的净是荒无人烟的大山,猛兽都叫我们这几个突然出现的人吓得夹着尾巴跑了。一路上,大家都饿得心慌,陈毅同志从地下挖出笋子,削去皮就生吃起来,津津有味地嚼着,我问他:“刘同志(即陈毅同志的代号),麻嘴不?”他啧啧赞不绝口:“还不错!很甜!”有些山上没有竹林,连生笋都捞不着,就只好吃野草。
陈毅同志不知从哪里掏出一小撮米来。米啊!米啊!大家眼睛都瞪得像灯笼一般大。陈毅同志在每人的茶缸里,小心翼翼、十分准确地撒下几粒米,郑重地说:“别小瞧这几粒米,它胜过一根人参哩!”就这样,我们一连跑了好几天,草鞋都磨穿了,从江西的大余,一直转到广东的南雄,这才把身后的敌人甩掉了。
回忆者宋发生同志简介:
宋发生(1911-1970),男,江西省分宜县人。1928年10月参加分宜农民暴动。1929年8月参加红军一军团特务团任战士,班长。1934年8月担任陈毅同志警卫员。1938年1月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任排长,连长,侦察参谋。1941年2月新四军指挥部特务营副营长。1941年9月新四军联抗历任大队长,团长。1944年9月新四军苏中军区任团长。1949年1月扬州军分区副司令员。1950年11月山东胶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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