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刚上大学时，有次看了一部针灸方面的教育电影，其中介绍了朱琏，说她是新针灸学的创始人，是溧阳人，那是我第1次知道朱琏的名字。前几天老乡法哥说到我写溧阳名医的事，我说溧阳还有很多中医，只不过很多人不知道，比如说朱琏（字景雩），她是现代在溧阳出生的医生之中政治地位最高、学术地位最高、人生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位，甚至找不到第二位。
先简单说一下朱琏的政治地位，朱琏于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投入实际革命斗争，是标准的老革命，是石家庄市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和杰出的妇女运动领袖，曾担任过中国中医研究院(现名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针灸研究所创建人兼所长。
朱琏历任中共石家庄市委会委员、平汉线省委妇女委员、石家庄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常务委员、会长、石家庄市《正言报》与《大华报》编辑、八路军一二九师卫生部副部长、野战医院院长、延安医大副校长、延安十八集团军总卫生门诊部主任、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保育顾问、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卫生局局长、晋冀鲁豫边区医院院长、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华北卫生学校校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妇女委员。全国解放以后，历任中央防疫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央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副局长、卫生部党组成员与党委委员，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室主任、中国中医研究院(现名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针灸研究所创建人兼所长。还担任过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共南宁市第四届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南宁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再说朱琏的医学成就，朱琏是新针灸学的创始人。1951年出版的《新针灸学》一书是朱琏的主要著作，该书以她在华北卫校编写的教材《针灸学讲义》一书为基础，从临床实践出发，结合古今针灸医学理论而有所创新，用现代科学理论对针灸原理加以阐述，故称《新针灸学》。该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针灸医著，是国内运用现代科学观点和方法，探索提高针灸医术与科学原理的第一部著作，在针灸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先后被译为朝鲜、俄、越南等文字出版，影响较大。该书由朱德题词、董必武亲笔作序，规格极高。1954年4月1日朱琏与毛主席共同进餐时，毛主席对她说：“针灸大有名堂，将来全世界各国人民都要用它。今天为庆祝针灸万岁，干杯!”。 《新针灸学》先后出版过三版，并被译成俄文、朝鲜文、越文等多种文版，在许多国家流行。《新针灸学》第三版扉页，除保存有朱德同志的题词手迹、董必武同志的序言手迹外，还增添了朱琏同志的遗像和她的亲笔签名，并加了董必武同志在一九六六年赠给朱琏同志的两篇诗稿手迹。其中董必武赠诗为：“万里传针灸，能人遍市乡。随身带工具，竹筐即药囊。大众皆称便，孤贫更不忘。我邦古医术，赖尔好宣传”。
朱琏对针灸实践操作与技法也做了大量的探索，如先生首创“缓慢捻进针法”，手法轻柔，感觉舒适；发明“埋针”技法，对顽固性疼痛、痉挛等疑难病症，疗效颇佳；改良艾灸法，其所创艾条悬起灸法，已经成为当下针灸临床的最常用灸法。说到艾条悬起灸法，还有一段小故事，1951年夏，朱琏去外地出差，在列车上突发急性肠炎，她想用灸法自治，却又没带艾绒，于是她突发奇想，点燃一根香烟，然后对准大肠腧、足三里等穴悬起熏烤，结果病症得到很好的缓解，香烟卷熏灸起到了与艾炷灸相似的疗效，这就是艾条悬起灸法的来源。
最后说朱琏的传奇人生。朱琏1908年（一说1909年）出生于溧阳县南渡镇。她的祖父名叫朱兆生，在兄弟中排行老三。朱兆生兄弟三位均参加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大哥朱兆荣被曾国藩的湘军杀害；二哥也在战斗中牺牲；朱兆生被抓捕后因年少幸免于难（眉心被烫上罪犯烙印），后在溧阳南渡镇北梗村安家，在溧阳南渡镇定居下来，以经营丝行为业，家中有丝行一个、良田数亩、房屋三处。父亲朱鸿茂，从小跟祖父习武，性情豪爽，仗义疏财。在辛亥革命期间，他率先剪掉辫子，参加革命军，成为同盟会会员，但壮志未酬，36岁（1916年）即英年早逝。自其父病逝后，索债者纷纷而来，朱琏家道始落，经常遭遇各种不公与歧视。
朱琏母亲生育一男三女，朱琏是幼女。父亲去世后，朱琏和母亲、哥哥、姐姐相依为命，苦度岁月，饱受欺压。1927年，朱琏的哥哥朱麟书也因病去世。自此，朱琏家中更加窘迫，生活来源主要为少许遗产和大姐朱瑞当教员的收入。
朱琏幼年时在家随父修习书法、戏曲与音乐，随母认识方块字。9岁开始在南渡镇读小学，13岁小学毕业考入溧阳县立女高，16岁毕业。之后因家中经济原因，到武进县夏溪小学担任国文教员，这期间还跟随当地老中医学习过《本草纲目》《本草从新》《汤头歌诀》等，打下了一定的中医基础。朱琏从小和哥哥一起练拳术与刀剑棍棒成为日常功课之一，爱日穿男装，到十四五岁时始换女装，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朱琏自小就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927年，朱琏考取了苏州志华产科学院。苏州志华产科学院是私立旧学制，教师除院长顾志华外，还请了苏州公、私立医院（包括苏州教会医院）的院长或主任医师（也有美国医师），以及美、德、日留学生，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兼任，这些为朱琏日后的医学成就打下了良好的西医学基础。
在校期间，朱琏曾参加了一些京剧、话剧、歌舞剧等的晚会公演，还登上过报纸，成为苏州当地低调、个性的小“名人”。朱琏业余时间还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实质、封建残余的社会制度、妇女自由解放等问题，逐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业务学习方面，她通过自己超越常人的努力，成为同班同学中最优等者之一。
1929年秋，苏南发生了“倒蒋暴动”，当时溧阳县赶走县长的消息传到了南渡，朱琏担心局势混乱容易引起家中母亲、嫂侄的恐慌，于是从学校请假回家去看望和安慰他们。当她返校途经常州大姐家，这时适有大姐夫妇的朋友卢某因参加暴动，蒋政府悬赏缉拿，此人避难于郊外庙内，无人敢于传递城内消息和递衣物用品，朱琏即自告奋勇装扮成乡村女子模样出城相助，使卢某逃出常州。
因为朱琏在苏州志华产科学院学习突出、成绩优秀，1930年3月，上海普善医院公函向院方聘请朱琏提前（6月是正式毕业日期）到该医院工作，担任该医院产科主任兼司药主任。其间，朱琏有时还常到黄昭学诊所（黄昭学是上海普善医院医务主任，在外自设诊所）出诊，所得收入除寄送给母嫂外，还积蓄些钱财准备留学日本——然而，几个月后朱琏在女高最好同学马云轩的介绍下，结识了因“倒蒋暴动”被通缉而流亡在上海的溧阳同乡许闻天（马云轩爱人）、陶希晋，把所得月薪几乎全部接济给了他们。
陶希晋于1908年生于江苏溧阳，曾用名陶国华、郭吟远和石言，少年时家境贫困。他中学毕业后，他先考入南京河海工科大学，后又转入南京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法学院学习。1929年他发动并领导了江宁地区的反蒋暴动，任行动委员会主席，并占领了溧阳县城。后暴动被镇压，陶希晋被南京政府通缉。陶希晋在1932年组织领导正太铁路工人运动，193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前，曾担任中共石家庄工作委员会工厂支部书记、工委宣传员、中共地下党的石家庄市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陶希晋同志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政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法制局局长、国务院参事室主任、国务院法规编纂委员会主任等职。1960年以后因不公正待遇，下放到广西工作，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委副主任、广西五塘实验区工委书记兼五塘耕读大学校长、自治区顾问等。1978年调回中央机关工作，历任中央政法小组成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第六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顾问、中国法学会顾问、全国律师协会顾问等职。曾当选过中共八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过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还担负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和《法院组织条例》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制定的具体领导工作。他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务院第一任法制局长、国务院法规编纂委员会主任期间，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编辑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法规汇编》。
朱琏在认识陶希晋后，由于思想信仰一致，许闻天、马云轩夫妇及陶矞云（也是同乡）从中牵红线，1930年冬，陶、朱二人结为夫妻。
1931年夏，朱琏随陶希晋到安徽省明光中学当了校医和兼课教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陶希晋、朱琏等立即组织明光各界群众和明光中学的师生成立了抗日救亡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2年，河北石家庄（1925—1947年叫“石门”）正太铁路收归国有，一批国民党左派和追求光明的青年知识分子云集这里，其中就包括陶希晋和朱琏，陶希晋任铁路局文书科科员，朱琏当了铁路医院医生，不久朱琏就参加了正太铁路员工救国会，担任宣传委员。在正太铁路医院里，朱琏待工人如亲人，给工人看病认真细致，还经常背着药箱到工人家里为其家属接生，给孩子看病，她与工人们结下了手足之情。1934年朱琏参加了正太铁路进步青年组织的读书会，学习进步书刊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1935年冬经陶希晋、刘汉平（时任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介绍，朱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石家庄第一位女共产党员。陶希晋不久担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委员、书记。当时石家庄情况十分复杂，政治纷争，市区各色人等鱼龙混杂，既有商行大佬、教会帮派、豪绅地主，又有特务机关秘密进行工作，处处都阻碍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1936年1月，中共石家庄市工作委员会建立，同时中共直中特委也重新恢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处既便于上级党组织派人来石家庄传达指示、递送文件，又便于各县党组织请示汇报工作，还便于市委、特委领导同志以职业掩护的隐蔽场所。因此，党组织要求朱琏辞掉正太铁路医院医生一职，自开诊所，作为党的活动机关和联络点。2月，朱琏向正太铁路局递交辞呈，工人们得知后联名呈请挽留，恳求朱琏留在医院里，朱琏耐心解释“请工人们放心，开诊所仍然能为大家看病”。在诊所筹备时，许多铁路工人前来出力帮忙。
3月1日，“朱琏诊所”在石家庄西横街爱华里1号开业，这天前来祝贺的人们络绎不绝，有石家庄政要、名流、社会各界人士，还有工人等。“朱琏诊所”从开业这天起就担负着“搞好医务工作、扩大社会影响、掩护党的工作”的重任，成为党组织联系、发动群众的桥梁和场所。“朱琏诊所”既是住宅，又是诊所，上级党组织派人来，就掩护在朱琏诊所里，警察来查户口，就以看病为名躲过搜捕和清查，不少党员和党的负责同志都在诊所藏过身，他们通常以账房先生、司药员、挂号员等公开的身份作掩护，在这里召开党的会议，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其活动的部分经费也由诊所的收入来支付。石家庄市和周围各县（如平山、获鹿、灵寿等）党组织也常派人以看病、买药为名，到朱琏诊所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汇报工作和听取指示。朱琏利用她高超的医术和特殊的身份，把看病当作是完成党组织任务的好时机，广泛结交各界朋友以扩大影响。对于前来诊所就诊的病人，她都热情接待，精心诊治，还经常深入正太铁路、大兴纱厂等工人宿舍区进行巡诊，通过给人看病，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就这样,朱琏利用行医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朱琏的威信也越来越高,影响日愈增长,为后来工作的开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936年春,朱琏担任了《石门正言报》卫生医药刊主编和《华北民报》妇女副刊主编。市委机关创办的《北风》(后改为《北光》)出刊后,朱琏是特约撰稿者,她经常在这些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8月,日军侵犯绥远,驻防绥远的中国军队进行了抵抗。这时,倾向于革命、主张联共抗日的黄显声担任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任驻防石家庄的一一九师师长。在他任职期间,这支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不再进行干涉,部队中的部分人还在党组织下参与了民众的抗日活动。
这年冬天,中共石家庄市委发动各界人民组成了公开的抗日救亡组织“石门各界慰劳前方将士联合会。”朱琏当选为常务委员,负责医药,卫生和妇女工作,朱琏还根据市委指示,以党,团员为骨干,组织了歌咏团、话剧团,国术团,自行车队等群众团体。朱琏亲自带领妇女歌咏小分队和业余剧团,走上街头演出,她们高唱《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等戏剧,以唤起民众,共同抗日国民党随军记者还偷拍了朱琏和正太铁路扶轮学校音乐教员赵子岳等人在街头讲演,宣传抗日的照片。
为慰劳抗日前线的将士,朱琏组织了由各界妇女参加的募捐队,有女工,工人家属组织的工人募捐队;有阔太太,小姐组成的募捐队,专门募捐中上层各界人士;还组成了花界(即妓女)募捐队。朱琏亲自带领募捐队走街串巷,开展募捐。还参加京剧募捐义演。通过这些活动,不仅募捐了大量的钱和物资,支援了前方,而且更加深入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执行“片面抗战的政策,大片河山落入日寇之手。平津失陷,保定告急,地处正太,平汉铁路交通要道的石家庄也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石家庄各阶层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更加强烈,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党将“石门各界慰劳前方将士联合会”改为“石门各界抗日救国会”。朱琏再次当选为常务委员。接着,朱琏又组织了“石妇女抗救国会,”得到了石市各界妇女的响应,并推举朱琏担任妇女抗日救国会主席。这时,参战部队在石家庄设立了后方医院,朱琏和陶鲁笳领导妇女、青年、学生又组织了红十字会。在朱琏诊所内举办了救护训练班,由朱琏执教,主要讲授卫生,包扎,救护和防空知识。并在工人家属中组织了洗衣组,缝衣组,换药组,救护组,急救组。朱琏还领救护队到医院护理伤员。
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支前活动形成高潮,人民力量迅速发展。使得国民党反动当局大为不安。1937年8月李默庵带领国民党的嫡系部队第十四军进驻石家庄,责令石门公安局棼止群众组织抗日团体,改组“石门各界抗日救国会”为“石门各界抗敌后援会。”下令解散了“妇女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石市的抗日救亡活动暂时转入低潮。
根据市委关于“由妇女打冲锋,首先恢复各抗日救亡组织”的指示,朱琏召集了几百名各阶层妇女,一路高呼口号,浩浩荡荡直奔李默庵的军部请愿。妇女们一字摆开横堵在大门口。大家振臂高呼:“要求军长讲话!”“我们坚决不当亡国奴!”“恢复妇女抗日救国会”!为争取斗争的胜利,朱琏只身一人到司令部同李默庵面对面进行谈判。迫使李默庵答应条件。妇女、青年,学生等抗日救国会恢复了。但各界抗敌后援会”的领导权,仍然把持在李默庵的手里。市委决定利用全市纪念“九一八”六周年大会的机会,发动各界群众同国民党继续斗争。朱琏是大会执行主席。一,她上台演讲,揭露抗敌后援会包办抗战,限制群众抗战的行为。激昂的演讲,感染了群众的情绪,群众高呼口号;“打倒包而不办的后援会”!“立即恢复抗日救国会”。经过斗争,使石门各界抗日救国会得以恢复,重新夺回了救国会的领导权。
不久,“朱琏诊所”的铜牌被人摘掉了。在诊所的周围,也发现了一些来路不明的人在活动。平汉线省委认为“朱琏诊所”已经暴露,而且日军正逼进石家庄,“朱琏诊所”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便做好西上太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决定。朱琏带领一部分职工家属,携带诊所的医药器械,离开石家庄到太行山参加了正太铁路工人游击队,开始了戎马生涯。
1937年冬,正太铁路工人游击队并入八路军在卫生部和野战军医院工作。1939年冬赴延安、曾在马列学院学习。尔后一直从事医学事业。在艰苦的环境中,她致力于祖国的针灸学研究工作。
朱琏学习西医出身，后来为什么又与针灸结下不解之缘，并做出突出贡献的呢?这与两个人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一是毛泽东主席，一是任作田先生。这要追溯到1944年10月，她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通过聆听毛主席有关医务工作的讲话，认识到了中医的重要性。其后不久，在边区中西医座谈会上，她又听了任作田有关针灸治病的经验介绍，进一步认识了针灸治病的优越性，于是她对针灸产生了浓厚兴趣。她决心在实践中去探索，1945年4月她用针灸治好了自己的坐骨神经痛。此后，她不断在临床治疗中推广和应用针灸给病人治病，为部队和地方 培养了很多针灸医务人员，大大缓解了当时条件艰苦的边区缺医少药的情况。
朱琏与董必武关系很好，有二个原因，一是是因为朱琏用针灸疗法治好了董老的三叉神经痛，二是因为1949年2月，为了给解放区培养医生，在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的支持下，朱琏在平山县创办了华北卫生学校，并兼任校长。学校分医生、妇幼卫生、针灸、助产4个班。朱琏亲自编写教材，亲自讲课。为冀中、冀南、太岳、晋东北、察哈尔等解放区培养各类医务人员200多名。
1960年以后，朱琏随爱人陶希晋调广西，任中共南宁市委常委兼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工作。朱琏在广西工作的十多年，共举办针灸训练班二十多次，为广西培养了近千名针灸人才。就是在动乱的“文革”期间，她也克服许多困难，聘请一些当地著名医师创办了南宁针灸大学和南宁针灸研究所，对新针灸疗法在广西的推广，改变广西民间医疗落后状况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7年5月15日凌晨一时许，朱琏因脑溢血复发逝世，终年七十岁。5月2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举行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陈云、韦国清等许多同志送了花圈。追悼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小礼堂举行，区党委书记、南宁市委第一书记肖寒同志致的悼词中，对朱琏同志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指出： “朱琏同志是我党的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参加革命四十多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英勇战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努力工作。她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贯彻执行中西医结合的方针，花了大量心血，把祖国的针灸和祖国的针灸医学遗产，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近代科学加以整理提高，为继承和发扬祖国的医学遗产，发展我国的新医学、新针灸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她的一生是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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