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成都，两千年蜀锦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是唐代诗人杜甫《春夜喜雨》中的名句。成都被称为锦官城，和蜀锦密不可分。历史悠久的蜀锦，为中国四大名锦之首，被誉为“东方瑰宝”。蜀锦在汉代就已通过丝绸之路扬名海外，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成都生产的蜀锦，对于促进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前所未有的4部蜀锦织机模型，不仅印证了成都织锦业的繁盛历史，而且也印证了成都对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意义。
新疆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蜀锦
考古发现一波三折
2012年7月15日，成都地铁3号线施工人员在天回镇土门社区卫生站东侧的老官山挖排水道时，发现地下水汩汩地往外冒，有漆木器零零星星地漂浮出来。工人们猜测挖到古墓了，当即向考古队报告。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谢涛赶往老官山。经过现场勘探，认为这是一个汉代墓葬区。后来他们共发掘出4座墓葬。蓉都大道西侧，由南到北分列着1、2、3号墓，4号墓则在蓉都大道东侧。淤泥清除后，赫然惊现墓洞，谢涛心里一凉：盗墓者早已光顾过，难道这次会无功而返？
1号墓是一对夫妻合葬墓。尽管墓室被盗，陪葬品不多，但根据墓葬的形制结构和规模，初步推断墓主是名门望族。现场漆器上的“景氏”铭文，则为探究墓主的身份提供了一丝线索。据文献记载，景氏曾为楚之望族。西汉初年，景氏贵族迁至关中一带，后景氏一支又入迁蜀地，墓主或与此有关。而现场清理出来的50枚木牍，多为官府文书和巫术，则暗示了墓主的官员身份。
2号墓室墓主是一位50多岁的女性。遗骸和棺木分置两处，据谢涛推测，当年墓主身上一定有昂贵的陪葬品，因此盗墓贼不惜在棺木上打洞，将遗体从中拖出来把身上的财物洗劫一空。而墓葬南边的暗室也被盗墓贼席卷一空。当盗墓贼心满意足地揣满金银财宝扬长而去，真正的无价之宝，留给了2000多年后的考古专家。
墓葬暗室的北边虽然还浸泡在水里，但隐约可见琳琅满目的随葬品，足以让谢涛和同伴欣喜若狂。这个暗室里供墓主吃穿住行的随葬品，一应俱全。三个大竹笥里存留着猪、牛、兔、鸡等动物的骨头，显然是当年供奉给墓主在黄泉中享用的。而真正让考古人员血脉贲张的是，他们找到了4部蜀锦织机模型，其中还有提花机！这是我国首次出土西汉的蜀锦织机模型。它们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情景再现汉代成都织锦工场
织机模型为竹木制成，结构复杂精巧，保存十分完整，一些部件上还残存有丝线和染料。可以想象，随葬时，织机上面应该挂满了各种丝线。
出土的4部织机中较大的一部高约50厘米、长约70厘米、宽约20厘米；其他3部略小，大小相近，高约45厘米、长约60厘米、宽约15厘米。根据织机模型与周边的织锦人俑的比例对比，如果对织机进行复原，原型高度约2.5米，长约有七八米，大小如一个能容纳20人的会议室。
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教授仔细研究这四台织机模型后发现，它们都属于多综式提花机，即用多片综片提花，织出的图案往往呈扁长形，与战国到汉代的织锦图案一致。它们都是一勾多综提花机，都有一个四条腿支起的长方形机座，机座中间又有四根立柱支起的机身，机身中间悬挂10余片综片。四台织机的传动方式不尽相同。其中一台为滑框式，另外三台传动机构是一根带提勾的连杆，属于连杆式一勾多综提花机。这四台织机模型，代表了当时中国织锦技术的最高水平。
织机出土现场还散落着15个漆木人俑。他们是织工。4位男织工似正用脚踩织机踏板，其余女织工姿态各异，手势不同，这俨然是汉代成都织锦工场实景的模拟再现，让人仿佛回到了2000多年前，织工们正在一台台织机不停地忙碌，一条条华彩丝线纵横交织，一幅幅名满天下的蜀锦鱼贯而出。
这些漆木人俑色彩鲜艳，眉眼清晰生动。有趣的是，汉代男人也化妆，男织工脸上也画了柳条眉。男男女女都穿着汉代典型的宽衣大袖服装，考古专家要把男女区分开来，一看脸上是否画有胡须；二看是否露着脚。汉代妇女长裙曳地，是看不见鞋的。
而墓的主人把纺织工场的场景带进了精心营造的墓穴中，显然这场景对她有特殊意义。墓室里出土了一个玉印，玉印上刻有三个字——万氐奴。很可能这就是墓主的名字。其墓穴豪华、陪葬丰厚、葬于官家墓葬区，显然并非下层织女。但对她的遗骸进行“体检”，发现髋骨严重变形，腰部长期负重正是纺织工最易患的“职业病”。难道她年轻时真就是一名织女？
这位万氐奴生前究竟从事什么工作，还需要考古学家继续探究，但是她墓穴中织机模型的问世，已经改写了历史。根据现有史料，蜀锦的繁盛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西汉晚期，在许多东汉时期的画像砖中，织机样式多为家庭式生产的斜织机（俗称“腰机”）。而这次发现证明了在西汉早期的蜀锦织造过程中已经在使用大型的提花织机；不同工种织锦人俑的出现，则说明当时的蜀锦织造已经进入作坊式生产阶段。这将蜀锦繁盛的历史大大推前。
古代成都 织锦之都
蜀锦织机模型实物的首次出土，是西汉成都织锦繁盛、工艺精湛的历史证物。蜀锦历史悠久，风格独特。明清以来，它与南京云锦、苏州宋锦、广西壮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蜀锦位于四大名锦之首，早于其他名锦一千余年，有“天下母锦”的美誉。有丝绸考古学家甚至认为，“没有蜀锦，就没有中国的织锦史。”
古蜀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蜀山氏，早在公元前2700-2600年间，蜀山氏就已经站在了中国蚕桑丝绸早期起源的门槛上了。“蜀”字最早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像虫形。《释文》中称：“蜀”是“桑中蚕”，即蚕虫。古蜀有蚕丛氏，是蜀山氏的直系后代和蚕桑业的传承者，这一族群从饲养桑蚕转化为饲养家蚕。有专家认为，根据“蚕丛”这个称呼，古蜀人应当是最早养蚕取丝的部落。
蚕桑业的兴盛，为蜀锦的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早在夏禹王时“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巴、蜀两国首领朝拜时就带去了用帛包裹的玉和“熊罴狐狸织皮”献给夏禹王。至春秋战国，蜀锦生产已很兴盛。
进入到汉代，成都织锦业更加兴旺，“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历史学家谭继和说，汉代织锦织绣织布技艺在成都坊间寰圚已经普遍化了，出现了贝锦、黄润、橦华布等闻名海内外的名牌产品。政府不仅设置了锦官专司管理织锦业的生产、销售，还设立了政府的专门作坊——锦官城。锦官城位于夷里桥南岸道西，它修有专门的城池，内设有织锦作坊，政府统一生产和销售。因成都织锦业发达，闻名遐迩，锦官城遂逐渐成为了成都的代称。
夷里桥是南河上著名的七星桥之一，锦官城选址在夷里桥南岸颇有讲究。此处江水不同寻常，蜀锦织成后须在江中漂练，达到脱胶与漂白的效果，使其更具光泽。织工们发现，在这段江里漂练的蜀锦纹路分明，色彩鲜艳，胜于初成。于是，汉代成都人便将这段濯洗织锦的江称为了濯锦江、锦江。
汉代成都是全国闻名的织锦中心，“女工之业，覆衣天下”。蜀锦生产技艺也大为提高。蚕丝染色在朱、黄、青、白、黑“五方正色”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红、绿、紫、绛等“间色”。蜀锦还作为贡品献纳朝廷。汉成帝曾令益州留下三年税输，为宫廷织造“七成锦帐，以沉水香饰之”。用一州三年的赋税制造一床锦帐，其精致豪华难以想象，亦反映出蜀锦工艺水平之高。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成婚后，卓父曾分与她100个奴僮，其中即有织锦的工奴。据说，卓式工奴“鸣梭静夜，促杼春日”。他们织的蜀锦“布叶宜疏，安花巧密，写庭葵而不欠，拟山鸟而能悉”。濯于锦江时，“青为禁柳，红作宫花”，宛如“芳树映落涧中”“睛霞色照潭底”。因此唐人郑谷《锦》中热情赞美：“文君手里曙霞生，美号仍闻借蜀城。夺得始知袍更贵，著归方觉昼偏荣。”
大才子司马相如曾将一件蜀锦质地的“鹔鷞裘”典当了买酒喝，轰动成都。达官显贵附庸风雅，纷纷在自己的蜀锦上织些鹔鷞花纹，雅称为“相如锦”。《西京杂记》记载，司马相如还曾作过一首《合组歌列锦赋》，用织锦比喻作赋：“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他认为赋的创作有如编织蜀锦，要有好的锦绣作材料，要有好的穿梭綦组的技艺。扬雄也是汉代成都蜀锦的目击者。他在《蜀都赋》中描述了蜀锦的华彩称奇，品类繁多：“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发文扬彩，转代无穷。”
蜀锦当然不仅是文人墨客讴歌的对象，更是当时政府的重要经济支柱。这也是政府在成都设置锦官、开办锦官城的初衷。三国时群雄纷争，战火连绵。蜀锦收入是刘备主要的财政收入。诸葛亮在颁布的教令中毫不讳言地宣称：“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蜀锦还成为了刘备的外交手段。为“联吴抗魏”，刘备即向孙权赠送过“重锦千端”（一丈八尺为一端），后主刘禅也曾以蜀锦赠送吴国豪强张温，藉此笼络感情。三国时期，成都是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织锦中心，独步天下的地位一直延续到南宋，保持了千年。
唐宋时期，蜀锦的影响力达到巅峰。每当蜀锦织成，织锦女工便到濯锦江畔漂练。这美丽的意境，定格在刘禹锡的诗中：“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
丝绸之路上的明星产品
蜀锦出自锦江，是锦江文明的产物，是优越秀冠的天府农耕文明孕育出来的瑰宝，经丝绸之路源源不断销往国外。
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最古老的国际交通线，它起始于成都，经云南出中国后到达缅甸、印度、阿富汗，然后继续往西至中亚、西亚。司马迁《史记》记载，公元前122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他在大夏（今阿富汗）看到从印度输入的蜀布和笻竹杖。运送这些商品的国际通道当时被称为“蜀身毒道”，身毒即今印度。历史学家认为，在先秦时期，南方丝绸之路已经初步开通，是那时古蜀与西方交往的主要通道，流通在这条道路上的主要商品即为蜀锦。那些满载蜀锦的马匹，从成都一路南下，清脆的马蹄声、悦耳的铃铛声，夹杂着蜀商们的谈笑与吆喝，响遍沿途的山谷与村落。
不仅“蜀身毒道”是外销蜀锦的重要国际通道，蜀锦也是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支撑。北方丝绸之路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进而联结地中海各国。唐代诗人张籍在《凉州词》里说：“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诗中的“白练”，就有不少是来自成都的蜀锦。在出土的唐代吐鲁番文书中，即记载了“益州半臂”蜀锦在市场上的畅销。北方丝绸之路沿线这些年也多次出土不少蜀锦，而迄今为止，出土最为震撼人心的蜀锦也是在新疆。
1995年10月，中日考古学者对尼雅遗址1号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在一古墓中男主人右肩上部发现了一块锦制护膊，护膊上青底白色赫然织有八个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专家认为这是来自数千公里之外的蜀锦，推断为蜀汉末期生产。“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的织造工艺非常复杂，体现了当时织锦技术的最高水平。除去文字之外，还有用鲜艳的白、赤、黄、绿四色在青地上织出的五峰五星图案，色彩斑斓，精妙绝伦，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蜀锦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四川大学李映福教授认为，从两汉开始，蜀锦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销往东南亚、西亚，至唐宋，贸易规模达到顶峰。而蜀锦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另一重要影响，是织造技术的输出。蜀锦技术在不同时期影响了宋锦、云锦，这些后来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明星。各种中国锦竞相绽放，正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高山大海，阻挡不了人们对蜀锦的向往，也阻挡不了蜀锦走向世界的脚步。蜀锦织出的繁荣美好，让成都与世界进行美丽的对话。代表当时中国织锦最高技术水平的提花机模型，骄傲地向世人宣布：对丝绸之路，成都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文 陈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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