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信文物—李屋遗址

李屋遗址

     2003年夏，为配合公路建设，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渤海西岸的阳信县李屋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是考古部门在黄河三角洲地带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对于研究该地区先人繁衍生息，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证据，尤其是了解当时的生活习俗和墓葬形制有了可靠的实物佐证。

     通过挖掘发现，商代晚期聚落遗存内出现了大量盔形器，经物化分析和观察，初步断定属于制盐的工具。李屋商代聚落遗存的发掘和制盐用具盔形器的辨认对研究渤海沿岸盔形器的年代、性质、功用，以及该地区商代聚落形态、经济结构、政治组织等诸问题将有重要意义。

     遗址东西长250米，南北宽200米，面积约5万平方米。遗址中部有两片缓坡台，顶面高出四周平地近1米，北台地面积较大，为3千5百平方米，南台地为2千平方米，二者相距40米左右。经钻探和试掘，参照取土坑和穿过遗址上的排水沟剖面，可以看出遗址上普遍覆盖一层黄河淤土，台地上淤土厚约0.20米，四周淤土厚超过1．5米。台地上文化堆积厚一般为2—3米，包含了商代堆积和东周、汉代、宋元时期墓葬遗存，考虑到台地上的汉代墓葬多残存墓室底部，我们认为台地的原文化堆积还要厚。而台地以外厚仅0.50米，只见汉代墓葬和宋元文化堆积。这次发掘的探方位于北台地中部，布方15个，发掘面积为4百平方米。因地下水位较高，清理到水位线或商代房址和室外垫土就停下来了。此外，在商代堆积内还发现龙山、岳石文化陶片，该遗址下部应有相应的文化堆积。

     这次发掘工作共清理墓葬52座，灰坑48个。

     商代聚落遗存只分布在两个台地上，最厚处超过3米，遗迹有墓葬、灰坑、以及与房址有关的柱洞、室内和室外（院落）垫土等。因晚期墓葬的破坏和受发掘面积所限，未能清理出完整的房基以及相关的院落。从晚期墓葬和灰坑周壁断面、底部能看出房屋室内垫土、柱洞（坑）、灶和红烧面。垫土为层层相压的黄色纯净粉沙土，非常坚硬。在T1104、T1204和T1405-7、T1505、T1506内表土层下有两片范围明确的层状堆积，前者层面向西，后者向南倾斜。总厚度在1米以上，每层厚在10厘米左右。颜色较杂，多为灰褐色。比较坚硬，有清晰的活动面，个别可以看出加工过或践踏的痕迹，不同层面上还发现零散的柱洞（坑），土层内及活动面上陶片等遗物少见，我们认为其应为院落垫土。院落垫土周围为大型不规则取土坑、窖穴和墓葬。另外，从相当多的烧熘的盔形器、窑壁碎块、陶拍等，应有陶窑的存在，在T1307内钻探还发现了窑室。由上述聚落堆积特点可知，人们在台地反复挖坑、取土、建房、烧窑，倾倒生活垃圾，去世后也埋在周围，台地是在不太长的一段时间内就形成了的。

     出土陶器如盔形器、鬲、簋、豆、盆、罐、瓮等完整者近百件，还有少量的蚌铲、蚌刀、蚌镰、角铲、骨铲、石铲、石镰、铜镞、骨镞和陶网坠等生产和渔猎工具，以及卜骨、卜甲占卜用品和骨簪装饰品。动物遗骸有麋鹿、梅花鹿角，牛、鹿、猪、狗的下颌骨、肢骨，以及产于海洋、湖泊的螺壳、贝壳、蚌壳及数量众多、种类繁杂的鱼骨。鱼类、蚌类、贝类分别产自海洋（如中华文蛤（Meretrix petechialis），荀螺科类（terrbridae）等）和淡水水域，说明遗址当时距海岸不远，但附近也存在湖泊和沼泽。

     李屋商代遗存的陶器均属于商式，未见到东方土著式陶器。墓葬随葬鬲、盆、簋、豆组合以及尸骨下挖有腰坑、内殉狗的特点都是商人的埋葬习俗，发现的卜骨、卜甲也是商人常用占卜工具。因此，李屋商代遗存属于商文化。就陶鬲、豆、盆等器物的特征而言，大约相当于殷墟文化二、三、四期。

     通过这次发掘可以确定这类器物流行于商代，在西周初期逐渐消失。对于盔形器的用途，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是汲水器，在内陆章丘、桓台、青州、临淄、博兴等一带商周遗址内也发现了盔形器，但这种器物在整个陶器群的比例非常低，且多出自水井里，应是汲水器。第二种是煮盐的用具，这种看法最为流行。盔形器主要集中分布于渤海西南岸不适宜农业垦殖的沿海滩涂地带，在遗址内占陶器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从其圜底、深腹特征等推测为煮盐的工具。最近，中国科技大学朱继平博士等人具体分析了李屋商代遗址出土的盔形器、鬲、豆、罐及土壤样本，XRF分析结果表明李屋遗址盔形器内的Na元素和Cl元素含量明显高于其他样品，盔形器表面附着土样溶解后滤液结晶体的XRD和体视显微镜分析，可看出主要成分为NaCl的白色晶体，这些表明，盔形器应是进行海盐生产的器物。考虑到盔形器底部器壁厚，又多是泥制，用火烧不便且易碎，所发现的盔形器也未见二次受火的痕迹，李屋的这次发掘也未见煮盐的炉灶，煮盐之用似不可能。如何用盔形器制盐还待进一步研究。

     样品的Na元素和Cl元素XRF分析结果，表明阳信县李屋遗址出土盔形器的含盐量明显高于其他样品，这意味着其与渤海湾地区早期海盐生产有关。盔形器表面附着土样溶解后滤液结晶体的XRD和体视显微镜分析，进一步表明该盔形器是商周时期渤海湾地区海盐生产的器物。

     东周墓葬保存较好。春秋墓4座，为东西向，有木棺葬具，随葬陶鬲、罐、豆、盂。战国二十余座，南北向，多夫妻并排埋葬，墓主头向北，有棺椁葬具，男性墓葬规模稍大，身旁多随葬铜戈、矛、剑、镞等武器和带钩，二层台上或腰坑内放置未经火烧的陶制鼎、豆、壶等明器，女性墓葬的棺椁之间多放置玉璧、环，玉管、玉珠、陶璜，头部有骨牙质、青铜饰品。M33随葬的象牙梳、凤鸟形簪、条形簪和管状器，非常精美，是难得的工艺品。

     就葬俗和随葬品特征分析，属齐墓，这与东周时期齐国北部疆域范围是一致的。

     汉代墓葬二十余座，多南北向，个别东西向。有砖室墓和“积陶”墓，个别砖室墓内也“积陶”，前者均仅存墓底，“积陶”墓埋藏较深，墓主四周围以陶瓮、罐、盆、豆残片和瓦片，这或可说明砖室墓和“积陶”墓有时代的差别。随葬品极少，个别墓有陶罐、铜印、镜、带钩等。

     渤海西岸首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成绩喜人。首先，基本解决了盔形器的年代、性质、功用。其次，对研究该地区商代聚落形态、经济结构、政治组织等诸问题将有重要意义。再次，为探讨东周齐国考古学文化以及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科学资料。

（材料提供：《阳信文物通览》编纂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