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政治制度也总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变革。前面我们根据古文献记载结合金文所论述的西周军事制度反映的主要是西周前期的情况。而当周朝历史发展到中后期,具体地说自懿王时开始“王室遂衰,诗人作刺”(《史记?周本纪》),至夷王时国势更加削弱。《后汉书?西羌传》引《古本竹书纪年》谓:“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虢季子白盘》铭文亦载:“虢季子白作宝盘,丕显子白,■武于戎工,径■四方。搏伐ǎ狁,于洛阳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可见戎狄交侵十分严重。到周厉王时情势更有甚于此,《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后汉书?西羌传》载:“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后汉书?东夷传》载:“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可见由于厉王的暴政,导致内忧外患相互交织,尤其是淮夷寇周一役,直逼宗周,周朝统治岌岌可危,厉王迫于形势最后动用了“西六师”和“成周八师”两大军队的兵力及卫武公的军队全力反攻,方才勉强度过难关保住大局(据《禹鼎》铭文)。总之,在厉王前由于积弱之势已成,加之厉王的“无道”,东南与西北,淮夷和戎狄相继侵扰,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周王室 14 师的兵力竞难于应付,周王朝的统治面临严重危机。在此情况下,周厉王进行了一次较大的社会政治制度改革,即《国语?周语下》所说的“厉始革典”,而军事制度的改革则是这场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周厉王的军事改革奠定了西周晚期和春秋时军事制度的基础。
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看,周厉王要安内御外,最迫切解决的就是军事力量不足的问题,因此其改革的目的在于扩充军备。从《诗经》、《左传》、《周礼》等有关记载可知,厉王扩军的内容主要是扩大和改革军队编制形式。《周礼?夏官?司马》记之甚详,其谓:“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以此与西周初相比,很明显地看到,在“师”级建制单位之上,增设了“军”级单位,每军辖五师,而在编制形式上,也由原来的以十进制为基础的“三进制”变成了“五进制”,即从师、旅皆由“左、中、右”三部分组成,变成了“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各编制单位的官长也由“什长”、“百夫长”、“千夫长”、“师氏”(师长)变成了“伍长”、“两司马”、“卒长”、“旅帅”、“师帅”等。
随着王室军的扩大,与“王六军”相适应,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从中还可知,改革后的诸侯军队在规模上仍受限制,其管理体制亦仍与西周初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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