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尚对中国军事史的重大贡献

吕尚是我国最早的伟大军事谋略家之一，他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曾辅佐周王在灭商建周和巩固周朝统治的军事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还因他对中国军事史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综合吕尚的军事思想及在军事活动中的表现，其对军事史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敢于对当时在军事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天命”思想提出挑战，注重人对战争的指导作用，将谋略视为对敌斗争的重要手段，并创造了以谋制胜的最早战例，为“兵者，诡道也”的军事理论开辟了道路。夏商之交，天命论在人们的思想中仍占统治地位，军政大事均需占卜祈请上天指示方可行动，从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看，其中相当一部分与军事有关。在当时不仅出征之前要卜问吉凶，而且还要占卜以择吉日。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人们对战争本身的认识还很肤浅，成败均被看成是天命所致，因此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当时能看到的只是人的数量与勇力，至于指挥人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尤其是智慧与谋略的运用，几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因而当时的战争简单地表现为战争的发动与战场上的格斗。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处于商末周初的吕尚，通过对过去战争和自己军事实践经验的总结，初步认识到了人的指导作用对战争的重要意义。在灭商战争的准备过程中，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辅佐周王采取了一系列的“文伐”措施，而在选择决战进攻时机的关键环节上，极力坚持人（即自己）的分析判断，作出了正确的决策，创造了“谋攻”的著名战例。这种勇于冲破天命思想束缚的果敢举动，实属难能可贵。尽管他的这种开拓之举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当时的社会思想，但毕竟动摇和削弱了这种落后思想的影响，为当时及后来者进一步认识人的智谋与战争的关系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对我国军事理论的建立起了一定的奠基作用，为我国军事史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心向背对战争的重要影响，有意识地把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结合起来，为我国战略学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从原始社会末期直至夏商之际，中国军事虽然在不断发展，但总的来看，即使到商代，战争的方式依然很简单，规模也很有限，军队以贵族成员为主体，数量不多，战争通常是在一个战场进行，一次战斗即决出胜负，即是还处于战争与战斗难以严格区分的阶段。当时人们还没有从多角度来宏观把握战争，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战场上，战争被视为单纯的武力较量。这种对战争的认识，在强大的王朝对方国部落的战争中似乎从来都是正确的，只要有人数和装备的优势，取得战争的胜利便没有问题。但对于作为一个方国要想与商王朝争夺天下统治权的战争来说，这显然行不通，因为周崛起后虽不断扩张势力，但与统治天下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商王朝相比，无论是政治力量还是军事实力都处于劣势，想单纯靠战场上的斗争来实现灭商大业是不可能的。面对这一现实，吕尚在思考灭商方策的过程中，隐隐约约感觉到在军事力量之外，还有人心向背的因素可以利用，于是从这一朴素的认识出发，自发地将政治因素纳入实施战争的范畴。为达到通过政治攻势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目的，在外交斗争、争取他国、瓦解敌人、动员民众、鼓舞士气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政策。这些政策措施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军事斗争，保证了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大进步，对我国早期战略学的产生和发展影响至为深远，使我国的战略理论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与政治密切结合的正确道路。
　　他摒弃了商代车战的传统战法，创造了以战车集团实施正面突击的新战法，使我国的车战战术前进了一大步。商代即有车步两个兵种，一般是分别编组，协同作战。在作战过程中，各战斗单位以步兵列前阵，军官和贵族甲士乘的战车列于步兵之后，步兵先与敌接触格斗，当局面打开后战车才投入战斗。这种作战方式，极大地限制了战车的机动性和冲击力的发挥。吕尚在牧野之战中，以三百辆战车编成一个大型战车方阵作为先锋，由他亲率直“驰帝纣师”，向商军步兵方阵实施猛烈的正面冲击。《诗?大雅?大明》记述这次战斗的场面：“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这种声势浩大的战车冲击，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效果，不仅给商军以极大的杀伤，而且给商军心理上以强烈的震撼和威慑，商军因而一溃不可收拾。这是我国史籍中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运用战车冲击的战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