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是党的十九大对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的目标。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尽管具有企业规模大、产业影响力强等优势，但是由于生产效率较低，影响了其竞争力的提升，民营企业实力则更弱。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战略应着重强调三个方面，即：应该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解决制约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制度性因素；按照先特殊行业后普通行业，先国有后民营企业，扩大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覆盖范围；与创新型国家战略相结合，促进企业竞争力提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应不断完善与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相匹配的体制和政策。
作者简介：曾宪奎，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主义马克思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
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是在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背景下，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然措施。早在2010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便提出要创建世界一流企业，但是囿于当时的条件，这个战略一直没有正式实施。直到党的十九大之后，依据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国资委才将创建世界一流企业作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央企业发展的战略任务，并在2019年初确定了包括航天科技、中国石油、国家电网、三峡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国移动、中航集团、中国建筑、中车集团、中广核等10家中央企业作为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力图以这10个企业为龙头，带动我国世界一流企业培育工作
应该说，中央企业作为我国企业中规模大、资金实力雄厚、产业影响力突出的企业群体，确实在培育世界一流企业方面具有其他企业不具备的优势。但是，应该看到，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创建世界一流企业作为发展目标。由于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其发展很大程度上依托自身所具有的垄断性，因而要防止国有企业向世界一流企业发展的进程演变为加强其垄断能力的进程，应在此过程中和国有企业改革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增进自身的竞争力。整体来看，当前阶段我国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还面临很大的困难，其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对此必须要有充足的准备，并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可以看出，世界一流企业是当前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而关于世界一流企业的标准，则体现为具有全球竞争力。国资委在其2019年初征求意见的《关于中央企业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将世界一流企业归纳为“三个领军”、“三个领先”、“三个典范”。“三个领军”主要是强调在国际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全球行业发展的技术引领作用和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较强话语权和影响力；“三个领先”指生产效率指标（主要包括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等）、收益率指标（主要包括净资产收益率和资本保值增值等）和产品、服务的质量等方面领先；“三个典范”则强调企业在践行新发展理念、履行社会责任、建设全球知名品牌形象等方面成为典范
按照国资委对世界一流企业的定义，技术创新能力优先、企业规模大、经营能力突出是世界一流企业的基础条件。在国际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较强话语权和影响力两个“领军”性要求，必须要求企业规模在所处产业中位于全球前列，否则很难达到这两个条件。而“三个领先”，无论是生产率、收益率和产品与服务质量，反映的则是企业经营能力强。如果综合国资委的“三个典范”标准，可以将世界一流企业定义为：具有全球技术领先能力，且与全球范围同行业企业相比，具有企业规模大、经营能力突出，同时高度重视社会责任、具备良好企业形象的企业。应该说，这个标准是国资委根据国有企业的相应状况，对比国际先进企业而制定的一个标准，特别是与企业规模相关的标准以及“三个典范”标准，确实比较符合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另外，有些学者也从学术的角度对世界一流企业的标准进行了探讨，例如，黄群慧、余菁和王涛侧重于企业管理的角度对世界一流企业的界定标准进行了研究，认为应该从资源基础、动态能力、战略柔性和价值导向四个维度去衡量企业是否达到世界一流企业的标准，并总结出世界一流企业的11个特征，包括具有企业家精神、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注重通过长远价值和优秀品质去树立企业品牌形象等等
关于世界一流企业的界定，笔者认为，不宜将一些标准制定得过度僵化，更不能因企业而设置标准。这是因为在我国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移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提出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其好处在于一方面通过引导具备条件的企业（当前阶段主要是国有企业）向世界一流企业发展，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保值增值及竞争力提升，从而提高国有经济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对于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促进企业竞争力由以低成本为主要支撑的低价格竞争力向以技术支撑为主要依托的核心竞争力转型具有极强的示范作用。应该说，以创建世界一流企业为支点撬动企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要远远强于仅仅对于有能力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所产生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世界一流企业的标准就不应过于追求全面和高端，而应突出核心特征并具有适当柔性，以便具备更强的引导性，更好服务于我国高质量发展。
综合起来看，世界一流企业核心特征是在全球竞争中具有突出的核心竞争力，具有短期内其他企业难以模仿也难以超越的独特竞争优势。根据核心竞争力的定义，核心竞争力就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在企业内形成的一系列的、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能力组合
核心竞争力是一个结果性指标，它综合反映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能力。在这里，一定要高度注意，核心竞争力应强调的是“结果”，要注重将一些投入性指标、可能对未来竞争力产生成效的“潜在竞争力”指标构成的因素予以区别。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发展状况有了根本性变化。在这里，笔者从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角度，着重对国有企业的状况进行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整体竞争力，特别是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的国际竞争力较为低下。然而，在几轮改革的推动下，国有企业的规模、产业影响力和财务绩效有了显著好转，竞争力有了显著提升。具体来说，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尽管企业数量大幅下降，但是企业整体经营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企业实力明显增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国有企业的整体特点是企业数量多，但是受到体制僵化、社会负担重、人员积极性不高等因素的影响，企业整体经营状况较差，在改革开放的部分时间，国有企业亏损严重。经过几轮国有企业改革，我国国有企业逐渐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国有企业数量大幅减少，整体经营状况得到大幅改善。仅以最近10余年的情况看，以工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例，总资产从1998年的74 916亿元提高到2017年439 623亿元，主营业务收入从33 566亿元提高到265 393亿元，利润总额从525亿元提高到17 215亿元，分别提高了4.87倍、6.91倍和31.8倍。
二是国有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影响力不断扩大。随着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及整体经营状况的不断改善，企业规模呈现迅速扩张趋势，产业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从全球企业排名评比情况看，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多，而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在其中扮演了主导性角色。例如，2001年我国进入《财富》500强的企业只有9家，其中排名最高的企业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排名仅为68名
但是，应该看到，国有企业较好的经营状况，高度依赖于市场垄断地位。由于退出了竞争性领域，我国国有企业现在普遍处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而这些领域的最大特点便是具有较强的垄断性。一方面，部分行业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其特点是需要大量的投资、较难盈利以及社会收益与企业收益分离，因而私营企业不愿意进入，而需要由国有经济垄断经营，即便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另一方面，由于行业性质特殊或者传统上认为不适宜其他经济成分进入，部分行业保持了较高的进入门槛，民营经济等经济成分无法进入，因而该领域内的国有企业保持了较强的垄断性。虽然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促进民营资本进入部分垄断性行业，但是利益相关部门设置了种种进入障碍，使得市场竞争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善。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不需要面对持续竞争的压力，因而缺乏动力不断改善产品和服务的品质。这就导致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性价比较低，无法满足消费者需要，造成了消费者福利损失。
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是国有企业特别是部分中央企业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发展目标。笔者从三个角度对国有企业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状况进行分析。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企业创建世界一流企业与高速增长阶段有着显著不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企业发展的目标取向看，在两个阶段，企业对世界一流企业的主要标准的理解存在差别。在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展模式集中体现为粗放式模式，追求高速度是其最显著特征，而在企业层面，相对于精雕细琢地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企业发展取向更多体现为“摊大饼”式的规模扩张。其实，自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特别重视创建世界级企业，且取得了突出进步，大量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行业。但是整体来看，在高速增长阶段，这些企业做大做强的方式主要表现为通过资本运营（主要体现为企业兼并）、扩大投资等方式扩张企业规模。而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经济发展更加注重质量，这在企业层面则体现为企业更加注重内涵式增长，企业更加注重以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为依托来实现做优做强做大，从创建世界级企业的角度看，其发展目标的取向真正符合我们前面谈论的世界一流企业。
其次，从企业对政府支持的依赖度看，在高速增长阶段，企业发展对政府支持较为依赖，而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则对政府支持依赖度大幅降低。在高速增长阶段，企业要做大做强，会高度依赖于政府支持，这一点在企业发展初期尤为显著。这是因为在企业规模优势不显著、竞争力不突出的情况下，要在激烈的国内和国际市场中不断发展壮大，就需要政府给予企业产业政策、财税补贴等诸多方面的扶持。而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要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企业规模大、竞争力强，对政府的支持依赖性不高，要达到世界一流企业的标准，企业更多地依靠自身提高“内功”。
再次，从企业发展的要素支撑看，只有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各项要素才能真正支撑企业创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要素供给状况具有显著差别，以人力资源供给为例，在高速增长发展阶段，劳动力的供给突出体现为劳动力供给数量多，但是受教育程度高、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较高的劳动力类型数量不足，这样的要素供给状况显然难以满足企业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需要。而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劳动力供给则逐渐体现为受教育程度高、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较为突出的劳动力类型比重快速提升，对企业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形成有力支撑。
最后，从全球产业分工的角度看，在高速增长阶段，企业创建世界级企业，其优势集中体现于工业体系的加工组装环节，或者是集中在国际竞争不充分、垄断性较强的服务业领域。而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格局将逐步被打破，企业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其竞争优势将在工业领域体现为包括研发、营销等高端环节的全产业链优势。而服务领域的企业也将在公平竞争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的环境下，依靠自身竞争力的提升获得竞争优势。
我国国有企业创建全球一流企业的核心在于提高全球竞争力。但是在分析国有企业提高竞争力时，必须要注重国有企业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混为一谈，制约二者竞争力提升的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当前制约我国国有企业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因素为政企不分。从短期看，政企不分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是双方面的，有利的方面体现为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执行经济调控行为以及其他方面时，会对国有企业有所倾斜，使其从中受益；不利方面则体现为政府部门会将国有企业看作准政府部门，在实施一些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取得成效的相关政策时，便会要求国有企业以社会责任的形式执行相关政策，而这往往增加了企业负担，使企业付出不必要的精力和资源，影响了企业经营绩效。从长期看，政企不分对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提升则是显著负面的。长期的政企不分，使得国有企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各种反竞争的中性政策，加之政企不分影响了内部治理效率的提升，导致国有企业在充分竞争的情况下，竞争优势大幅削弱，在激烈竞争的全球市场中问题更加突出。
当然，从国资委选出的10家企业情况看，这些企业确实具有较为突出的竞争力，技术创新能力也很强。这些企业之所以竞争力较强，部分原因是我国长期以来注重技术创新，而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注重以身作则有关，一些国有企业通过漫长的技术积累，的确具备了与国外主要企业相比也不逊色甚至处于领先地位的优势；部分原因则是国有企业所处的领域较为特殊，部分领域即便在全球也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竞争性行业，如航天领域，由于门槛较高，其产业结构跟普通产业具有很大差异，加上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注重相关领域的研发，因而在这个领域我国技术创新并不落后。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车集团，该企业最具竞争力的产品是高铁设备，其技术水平在全球处于明显领先地位。但是，应该看到，我国高铁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便由落后实现赶超，是在其他产业所不具备的多重因素联合作用下实现的。这突出体现为高铁产业核心技术引进难度低，社会主义大国优势为高铁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提供了独特优势以及政府主导下的立体式消化体系等
另外，从“具有国际竞争力”这一标准看，企业未必需要经过真正“惨烈”的国际竞争便能达到这一标准。相对而言，这10家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特殊，不仅在国内，企业规模、产业影响力首屈一指，即便放眼全球，在这些指标方面具有明显更强优势的国外企业也很少。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企业在国内市场能够获取充足的盈利，因而能够支撑其参与国际竞争，这一点也足以使其在较短时期内获得国际竞争优势。另外，这10个企业所处的行业，其他企业进入较为困难，因而在国外市场扩张过程中，不用担心自身主要根据地的流失，这也大大降低了这些企业要达到世界一流企业标准的难度。因此，这10个企业即便按照规划，在3年后达到世界一流企业的标准，也不能过高估计其影响。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创建世界一流企业也将面临许多挑战，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国有企业生产和服务的效率，能否达到世界一流企业的标准。尽管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过几轮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主要运营指标大幅提升，其整体状况与改革开放初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始终有个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并未完全解决，即国有企业生产服务效率低下的问题（这在市场上体现为产品或服务的性价比比较低）。尽管当前我国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试点企业及潜在企业都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在未来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中，能否实现生产服务效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将是企业面临的最艰巨挑战之一。
二是技术创新能力能否取得质的突破，成为制约我国国有企业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重大突破。技术创新是核心竞争力的最重要来源，也是支撑世界一流企业的核心因素。尽管我国当前选出的10家试点企业普遍在技术创新领域具有独特优势，但是考虑到我国技术创新能力到目前为止依然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大量领域尚未取得核心技术突破，要在未来实现更多企业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就必须在相关领域取得技术创新质的突破。但是，要实现这一点，难度相当大，而且需要较长的时间。
三是国有企业的双重特性问题。国有企业具有“企业性”和“公益性”的双重特征，而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国有企业内在的“公益性”特征和企业重视公益活动的社会责任之间具有质的区别。前者是基于国有企业的公有性本质而具有的超越自身经济利益从事公益活动的特征，这一点和其“企业性”特征产生一定的背离，而后者则是企业的主动性行为，不影响企业的“企业性”。要创建世界一流企业，需要通过国有企业改革，解决这一问题。
四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世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和保守主义纷纷抬头，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加速恶化，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国家正采取包括经济手段在内的各种措施，力图阻止中国的崛起。这种环境的变化，将对我国国有企业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构成更多的障碍和不确定性。
高质量发展下，我国国有企业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必须要根植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结合经济发展趋势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制定适宜的发展战略。
第一，以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国有企业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企业规模大、资金实力强、具有较强的国际产业影响力，因而在创建世界一流企业中最具条件。综合考虑当前阶段制约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各种约束，政企不分的体制性因素对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影响最为突出。如何在公平竞争、不具备垄断优势的前提下，提升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一直是全球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配套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有望通过国有资本和其他所有制资本的交叉持股，以及通过设立不直接从事实体运营的国有资产投资和运营公司，在一定程度上重构国有企业的运行模式，克服一直以来国有资产经营效率较低的问题，从而推进国有企业向世界一流企业进军。这是因为通过设置国有资产投资和运营公司，对上能够和政府及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对接，实现对国有资本的有效监管；对下以普通股东的方式对国有资本入股公司进行管理，二者之间不存在超越股东权限的特殊关系，这就保证了公司能够独立运营。在混合所有制的前提下，这些企业实质上就如同普通股份制企业，而不会产生在政企不分情况下，企业自主性不足所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国外经验表明，国有股份投资的股份企业，其绩效完全可以达到一流企业的标准。例如，德国大众公司的股份中，政府股份便占有较大比重。可能会有人质疑，在国有股份占有绝对控股的情况下，企业经营效率会不会受到影响。其实，提高企业运营效率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政府和企业要分开，只要以体制的形式将政企分开的原则固定下来，便能有效地使经理层、其他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形成稳定预期，保证其经营效率不降低。
因此，国有企业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必须要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创建世界一流的企业，就要求必须真正从全方位将制约企业竞争力的因素逐步予以去除。受到各种制约的企业，即便在短期内能够通过政府扶持、政策支撑的因素达到相应的量化标准，也较难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这一地位。而混合所有制改革，便是从根本性因素上去除对国有企业竞争力提升构成阻碍的因素的改革，积极推进这一领域的相关改革，将有助于更多国有企业逐步创建世界一流企业。这样，不仅能够有效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还能大幅提升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带动能力。
第二，在部分企业探索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经验积累基础上，按照先特殊行业后普通行业的顺序，分步骤地扩大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企业数量。尽管我国已经有大量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行列，但是整体来说，以全球竞争力这一综合性因素来衡量，真正有实力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企业并不多。从发展战略上看，当前国资委推出的10家示范企业，是我国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第一步。作为示范，这10家企业将在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措施、如何克服各方面的障碍以及如何在国际市场中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和影响力方面探索与积累经验。在此基础上，按照先特殊行业后普通行业的顺序，逐步带动其他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创建世界一流企业。从我国国有企业的状况看，除了10家示范企业，不少国有企业都有能力在未来10到20年创建世界一流企业。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探讨，是不是突出的企业规模便是世界一流企业的必备标准？事实上，自新技术革命以来，越来越多的小企业依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实现企业规模迅速扩张，而较大规模的企业也并不能保证自身在竞争中处于优势，这一点在新兴产业方面表现得尤为显著。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做大”与“做强”出现了分离趋势，即大的企业不一定强，而强的企业不一定大。例如，德国有大量的隐形冠军，这些企业规模较小，只集中精力从事某一单一产品或者较小领域的产品生产，在所处行业中竞争力最强。由于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将长期保持不变，在制造业内不可能每一家企业都能做到规模很大。因此对很多企业来说，通过发挥工匠精神，做隐形冠军是未来这些企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选择。另外，规模大小和强弱都是可以转化的，我国几十年的产业政策都倾向于扶持企业做大，实践表明，做大可以通过资本扩张、投资增加等方式快速实现，但是做强的难度却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在世界一流企业标准上便不宜沿袭过去的思路，继续过分夸大规模的作用。特别是对民营企业来说，要更加注重做强，即强调国际竞争力，而不应过度强调规模。
第三，紧抓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这一核心要素，将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结合起来，使二者相互促进。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是一个长期过程，特别是作为决定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的技术创新，其水平的提升也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我们不可能通过短期突击的方式大幅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要提高技术创新的效率，很难依托单一的创建世界一流企业这一战略，而必须要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结合起来。创新型国家战略提出已经有10余年时间了，党的十九大再度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表明这一战略是长期性的。当然，随着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和经济发展环境的不断变化，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内容和政策支持会随之发生改变，以便尽快建立和不断完善各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创新体制机制随着需要不断演变、创新支持环境逐步优化、创新资源的使用效率不断提升的国家创新体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高国家技术创新能力。我国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战略应该紧紧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有效推进有能力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企业紧跟世界技术潮流，及时和国内相应的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特别是在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等方面加强合作，尽快在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另一方面，能够使企业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得到一定的扶持和优惠，从而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本。尽管从我国技术创新政策发展趋势看，具有倾斜性质的选择性政策正在被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强调公平竞争的功能性政策所取代，但是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选择性政策不可能完全去除，而我国作为一个赶超型经济体，选择性政策可能会保留更多一些。这种情况下，积极争取一些扶持，将对提升企业竞争力有一定的好处。
综上所述，要加快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必须要不断完善相关的体制和政策。具体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创建世界一流企业至关重要。由于混合所有制改革所涉及的因素众多，不同企业的状况千差万别，适用的改革方式不一，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因此，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及时总结经验，争取最佳改革效果。从改革进程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框架已经逐渐搭建完毕，但是具体的细节尚有待在实践中逐渐完善。目前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已经进入试点阶段，应根据这些企业的相应探索，积极推广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此基础上，推动更多国有企业根据自身状况，创建世界一流企业。
二是积极探索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相关经验，根据环境的变化，制定并及时根据实践的变化调整战略。在制定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战略进程中，应该注重战略的指导性和柔性。所谓的指导性，便是要积极总结示范企业在创建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对其他企业进行指导，尽量通过贯彻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措施和避免错误的举措，来降低其他企业创建世界一流企业过程的成本。而柔性则是指要根据环境的变化，积极调整发展战略，不能僵化。面对当前国际形势所出现的种种变化，要积极引导企业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善于在多变的环境中寻求发展机遇。另外，世界一流企业的标准也不应该僵化，而应该是一个动态调整的概念，以便使该战略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三是以公平竞争为基础，构建有利于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政策环境。一直以来，我国的各项政策都偏重于补贴大企业，以便培养出一批能够和世界知名企业相抗衡的大企业来带动产业竞争力提升。这样的政策倾向，在经济发展基础薄弱、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缺乏龙头企业的状况下，对尽快提升一个产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好处，而与政策所带来的成本相比，其积极作用更加突出。然而，随着经济逐步发展，这样的政策体系所带来的边际成本快速增加，而其边际收益则显著下降。倾斜性政策的成本突出体现在对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形成严重扭曲，严重妨碍了公平竞争秩序的构建，最终影响了经济效率的提升。过去几年，关于产业政策是否真的有效的争论，实质上便是这个问题的反映。其实，（倾斜性）产业政策肯定是有积极效果的，只是实施到了一定的时间段，则其成本—收益对比发生了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战略的支撑政策体系便不应再沿用传统的强化补贴的选择性政策，否则便会再度产生“扶持最强者”的问题，特别是在有资格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企业本身便是企业中最有竞争力的状况下，这样做无疑是以侵犯“弱者”的方式扶持强者，从而对竞争秩序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的政策体系，容易使企业对政策扶持形成依赖，不利于企业通过长时间的持续竞争来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因此，有关部门不宜制定强调财政、税收等一系列优惠为主要内容的政策体系，而应该引导企业通过公平竞争不断提升竞争力。当然，作为一个政策体系，在当前阶段无法完全避免扶持，这里需要强调两点，一是扶持的力度和内容要尽量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二是扶持的内容应该具有必要性和针对性，例如在核心技术突破方面可以保留一定的补贴。
四是应该构建有利于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特别是核心能力突破的综合性环境。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最大难点在于突破核心技术，要实现技术引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企业规模再大也很难算是“一流”。我国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除了部分领域已经实现核心技术突破，达到或者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大多数领域依然没有改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在国外企业“专利池”限制较为突出、关键技术引进的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这一问题日益凸显。因此，构建并不断完善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特别是核心技术突破的综合性环境，便成为未来促进我国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措施。要构建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综合性环境的突破点在于两点。首先，在短期内着重解决制约我国整体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短板因素。从当前我国技术创新的情况看，影响我国技术创新的短板因素体现为公共技术研发平台较少，基础研究领域方面较高水平的实验室布局不合理。因此，应积极落实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相关部署，积极建设开放、协同、高效的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并根据现实需要布局国家实验室。其次，采取措施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效率。产学研合作能够有效增进创新链不同环节的创新主体之间的紧密度，有效提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创新效率，降低无效创新活动所造成的不必要损失。制约我国产学研合作的根本问题在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在目标体制上便和企业的研发目标存在不一致性，突出体现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发人员从事科研活动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研发获得职称晋升，进而获得更多的创新资源，这显然不利于产学研深度合作。对此，应该尽快通过相应的体制和机制改革，引导科研人员将更多精力放在和企业合作上，促进合作效率的提升。当然，这又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即过度的市场化将会影响到高校和科研机构人员从事科研的自由度，反而不利于技术创新。因此，如何平衡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知识创造、为企业服务方面的职能，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过程。
[1] 创建“世界一流”，央企怎么干[N].经济日报，2019-02-13.
[2] 国资委放权十家央企示范创建“世界一流”[N].经济参考报，2019-01-11.
[3] 黄群慧，余菁，王涛.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国际经验与中国情境[J].中国工业经济，2017(11):5-25.
[4] 严勇.国外核心竞争力理论综述与启示[J].经济学动态，1999(10):66-70.
[5] 曾宪奎.我国经济发展核心竞争力导向问题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7):27-35.
[6] 曾宪奎.我国技术创新的粗放化问题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31-37.
[7] 2001年世界500强排行榜[EB/OL].[2001-11-01].http://www.fortunechina.com/rankings/c/2001-11/01/content_9450.htm.
[8] 国资报告独家解读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上榜国企[EB/OL].[2018-07-22].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64/n4437287/c9279024/content.html.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