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织》起笔很大，像历史一样——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我能想像的是，接下来要说宫廷秘史，奇闻异事。然而作者笔锋一转，一句“岁征民间”，把视角从大明帝国的皇宫转向了民间的日常生活。因其“欲媚上官”，进献了一头善斗有才的促织，于是他的偶一所为，便成定例，上责常供。这里的华阴县令可谓始作俑者，是他开创了上贡蟋蟀这一恶劣风气。然而，板子并不能全部打在华阴县令身上，在中国“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是一种“传统”，所谓齐王好紫衣，国中无异色；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可以想见的是，除了不产蟋蟀的陕西而外，还有多少地方，还有多少这样的县令，因为他们的逢迎讨好，导致了多少诸如此类的悲剧。既是定例，便要执行，于是从县令，到里胥，再到里正，层层落实下来——这里的里正明代称为“里长”，所谓一里之长，相当于现代村长。也就是从县到乡到村，最后压到村长身上。因为谄媚上官，所以并不出产蟋蟀的陕西成为供应之地。这里有两个（类）人物值得注意，一是市中游侠儿——那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年轻人，现代俗称“街滑子”的人，他们囤积居奇，趁机炒作，哄抬价格，为这一出闹剧推波助澜。第二个推波助澜的人是奸诈狡猾的里胥，他们借由进贡蟋蟀之事向百姓摊派各种费用，中饱私囊。官府和民间的相互作用，让本来一物难求的蟋蟀变得奇货可居。在这纵向横向背景的层层铺垫之下，在别有用心之人推波助澜之下，悲剧气氛弥漫其间。从其子九岁可知，出场之时的成名已经不再年轻，所谓“久不售”之“久”也足够漫长久远。也即成名出场之时，正处在他人生的低谷之时。2、除去命运的不幸之外，成名还有着性格方面的悲剧，在一个人人争相谄媚的社会里，成名偏偏——为人迂讷。迂者，避也，僻也。言外之意，成名是一个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自避逃避之人。这样的人，再加上不善言辞，其所被现实世界摒弃在所难免。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迂讷”的小人物，遇见了一个“狡黠”的上司，其悲剧之命运，在所难逃。面对无法逃脱的差役，面对严限追比的任务，成名先是“忧闷欲死”，继之以“惟思自尽”，刚刚出场，成名便气若游丝，几欲丧命。文中对成妻描写虽着墨不多，然细究之下，可以见出其在成名之上——成然之。早出暮归，提竹筒、铜丝笼，于败堵丛草处，探石发穴，靡计不施……其一，在家产累尽，丈夫“忧闷欲死”之际，是其妻开导并提出建议，她是高高在上的指挥者，“操童子业”的成名只是一个被动的执行者。妻子似母亲，成名如孩子，早出晚归，小心仔细的去完成母亲布置的“作业”。其二，在成名“转侧床头，惟思自尽”之时，又是成妻准备好钱财，前去拜访那个神秘的驼背巫婆，求得纸片，交由成名前去捉虫——
以此可知，在家庭生活中，成名主内，其妻主外，一切大事，谋而后定，社会外交，均由其妻作主。以上写成名之悲苦微弱，然而在其妻的教导指挥之下，终于捕得一只“巨身修尾，青项金翅”的蟋蟀，于是成名“大喜”，“举家庆贺”——重重催逼压迫之下的成名，此时终于得以暂时放松一下，饮一杯酒，大叫两声，以此庆贺人生难得的高光时刻。读“大喜”二字，不由想起《荆轲刺秦王》中的始皇帝，当蔺相如奉上他心心念念的和氏璧以后，秦王也是——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一如百计营谋刚刚把各氏璧搞到手中的始皇帝，转瞬之间便要亲手把它交出一样，接下来将成名千方百计捕捉到手的蟋蟀也将股落腹裂，命丧黄泉——人生所以会经历这样大喜大悲悲欣交集的历程，一切只因为一个九岁的孩子。故事由成名的悲喜人生，转向对一个九岁孩子的悲欢生死的叙述。除去作为背景人物的——华阴县令，游侠儿，少年好事者，县宰，抚军，成名之妻，甚至皇宫之中一众人等，小说只剩下两个关键人物——然而，作者蒲松龄创作意图何在，小说文本所呈现出来的关键何在——以成名为主角，以九岁的孩子为主角；或者以成名的悲欢为主线，和以一个九岁孩子的悲欢生死为主线所传递出来的艺术价值有着云泥天壤之别。本文正是从一个孩子所经历情感的悲欢和生死人生的角度来剖析文本，以求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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