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教员，一种生活的可能——重读《装在套子里的人》
第一重快乐，是偶然的遇见，是在他人的文字故事里，你突然遇见了自己。所谓遇见自己，是指某一个句子，或是某一场景在某一特定瞬间击中了你，让你看见了曾经的生活，或是唤醒了沉睡的记忆，抑或触发了你对生活的思考。文字第一次看见，却如藏在心中一直想要写下却从未落笔的那样。那个神秘书写者，仿佛《促织》中凭空降临的驼背巫一样，只需焚香跪拜，一纸掷出，即道意中事，无毫厘之差。这样的遇见，甚至超越异乡漂泊，偶遇故知；或是初初相遇，却如久别重逢的欢喜。在我，这种欢喜，最初是在莫泊桑的《项链》中经验到的——人生是多么奇怪，多么变幻无常，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回到《装在套子里的人》这篇小说，让我目光久久停留的是文章结尾部分——我们高高兴兴地从墓园回家。可是一个礼拜还没过完，生活又恢复旧样子，跟先前一样的郁闷、无聊、乱糟糟了。局面并没有变得好一点。郁闷、无聊、乱糟糟的，是我们曾经的生活，偶有波澜之后重又回归的生活，或许还会是将来的生活。不知读见这段文字的你，有着怎样的感受，在我，有一种被当街扒光底裤的感觉——这就是热闹掩盖之下真相；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可怜的生活，仍将持续下去的生活。惊诧于契诃夫犀利，感受到痛苦惊悚的同时，我开始自我审视。诚然，谁都有过快乐，只是那样的快乐太过短暂，幼稚——我们从墓园回去的时候，露出忧郁谦虚的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样的感情，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们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充分自由的时候，都经历过。我们像身体已经发育成熟，灵魂却无比渺小的巨婴，时时生活在大人的阴影之下，太多的不敢，太多的自我设限阻碍了我们探寻快乐的脚步——虽然做了老师，我们仍如坐在讲堂里尚未毕业的学生那样，把班主任外出、请假的日子，视为难得的节日。偶有校长尚未到任，或是年级长外地学习，便是我们少有的快乐自由的时光。自由啊，自由！只要有一点点自由的影子，只要有可以享受自由的一线希望，人的灵魂就会长出翅膀来。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一段教材中删除的文字，恰恰是对文本之中教师心灵最真实的写照，也是文本之外的我们最深切的渴望。这种的感受，甚至会让自己有某一时刻的恍惚和怀疑——这真的不是中国某个作家，而是俄国的契诃夫所写；真的不是当代，而是发生在一百二十多年前的故事么。如果阅读的第一重快乐是对自我的遇见，第二重快乐便是重读过程中新的发现。——是你以独特的视角或惊人的天才对文本的重新审视；或是某一段文字、一个句子、甚至某个词语突然从文本中跳将出来，掷于你的眼前，让你无从忽略，这是你的发现，也是秘密的自我呈现。有如生活在身边却一直熟若无睹的某一人，突然于某一天，呈现出他不一样的面貌，有如花朵开在春风里，承风摇曳，顾盼多情。这样的时刻有如顿悟；又如瞽者突然目明，聋者骤闻仙乐。这种初读不识文中意，再读已是文中人的豁然方可谓之重读。一本书，一篇文章，如果没有这样的顿悟或发现，即便读上百遍千遍，也只能称之为重复，而不可谓之以重读。有一个新的史地教员，一个原籍乌克兰、名叫米哈伊尔·萨维奇·科瓦连科的人，派到我们学校里来了。记不清楚，这一句话，特别是“新的史地教员”中的“新”字，是如何从一个字一个字聚合的黑色方阵中跳脱出来，让我眼前一亮。在这篇沉闷压抑的小说中，在“我们”郁闷无聊的生活里，唯一的亮色便是这个新的史地教员，他和他的姐姐所以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色彩，只缘于一个字——这两点融合在一起，共同传递了一个的信息——科瓦连科和瓦连卡是完全不同于我们的一个异质的存在。“我们先走一步！”她嚷道。“多可爱的天气！多可爱，可爱得要命!”。这里，让人感到可爱的不止是五月的天气，更有“可爱的要命”的他们。细读契诃夫的原文，你会发现删节的文本之外，类似的描写还有许多——1她简直不能说是姑娘，而是蜜饯水果，活泼极了，谈笑风生，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老是哈哈大笑。她动不动就发出响亮的笑声：“哈哈哈！”2我们忽然看见一个新的阿佛洛狄忒从浪花里钻出来。她两手叉着腰，走来走去，笑啊唱的，翩翩起舞。……她带着感情唱《风在吹》，然后又唱一支抒情歌曲，随后又唱一支。3她就开始热情而恳切地对他讲起他们在加佳奇县有一个庄园，她的妈就住在庄园里，那儿有那么好的梨，那么好的甜瓜，那么好的卡巴克！乌克兰人把南瓜叫做卡巴克，把酒馆叫做希诺克，他们用红甜菜和白菜熬的红甜菜汤：“可好吃了，可好吃了，简直好吃得要命！”
她总是热情欢快地唱歌跳舞；他敢爱敢恨，敢于抓住别里科夫的衣领，把他推下楼去。他们，感叹生活的美好，充满对生活的热爱；他们是自由的鸟儿，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我们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不敢越雷池半步；我们“什么事都怕”，不敢大气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我们，一直生活在此处、生活于“套子”中的我们，仿佛从未发现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不对之外；仿佛世上所有的人都是如同自己一样的存在。是新来的他和她，让我们看见了自己生活的不堪与可怜，是他们照见了我们生活的卑微与怯懦——“我不懂你们怎么能够跟这个告密的家伙，那副叫人恶心的嘴脸处得下去。唉！诸位先生，你们怎么能在这儿生活下去啊！你们这儿的空气闷死人，糟透了！难道你们能算是导师，教师吗？你们是官僚，你们这儿不是学府，而是城市警察局，而且有警察岗亭里那股酸臭气味。文本的主角并非装在套子里的别里科夫，而是这个原籍乌克兰的新的史地教员。契诃夫想要借此告诉我们的是别一种的生活，是生活的别一种可能。正如真理的另一面除去谬误之外，还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真理那样——除去整日生活于套子之中别里科夫，以及我们之外，现实还有如科瓦连科和华连卡那样的存在。我们大可以像他们去热爱生活，去拥抱新的可爱的要命的存在。他们的出现未必能够完全地改变现实，但也足以搅动起这一潭死水。挪威人爱吃沙丁鱼，在海上捕捞之后，如果能够让它活着抵达港口，获利就会翻上好几倍。但是，沙丁鱼生性懒惰，返航的路途又很长，因此捕捞到的沙丁鱼往往一回到码头就死了。即便有些活的，往往也是奄奄一息。只有一位渔民的沙丁鱼总是活的，而且很是生猛。直到他死后，人们打开他的鱼槽，发现只不过是多了一条鲶鱼。原来当鲶鱼装入鱼槽后，由于环境陌生，就会四处游动，而沙丁鱼发现这一“异已分子”，也会变得紧张，加速游动。如此一来，沙丁鱼便活着抵达港口。这就是所谓的“鲶鱼效应”。小说中“新的史地教员”，是一群沙丁鱼中的鲶鱼，是一种摧毁“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的外来力量，是我们遭遇美好幸福生活的别一种可能。看见了这个“新”字，理解了他所存在的意义，你便看见了一个支点。因为这个支点的存在，整个文本便轻轻松松地撬动起来。这被撬动的也许不只是文本，还有你的，以及你的学生们的生活。不行，诸位老兄，我在你们这儿再住一阵，就要回到我的田庄上去，在那儿捉捉虾，教教乌克兰的小孩子念书了。我是要走的，你们呢，尽可以跟你们的犹大留在这儿，叫他遭了瘟才好！”也许，科瓦连科最终的结局仍是匆匆地离去，如风过无声水过无痕那样，并不能真正撕毁那笼罩在我们身上也笼罩着我们生活的套子。一如小说《祝福》中，感到压抑沉闷百无聊赖而反复念叨着“无论如何，明天决计要走了”的“我”那样，并不能给鲁镇带来什么根本的改变。然而，这新个的史地教员的出现，像想要去“撕裂天空，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窟窿”的树枝那样，这密不透风的套子里终于吹来一缕清新的风，照进了一丝明艳的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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