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教员,一种生活的可能——重读《装在套子里的人》
第一重快乐,是偶然的遇见,是在他人的文字故事里,你突然遇见了自己。所谓遇见自己,是指某一个句子,或是某一场景在某一特定瞬间击中了你,让你看见了曾经的生活,或是唤醒了沉睡的记忆,抑或触发了你对生活的思考。文字第一次看见,却如藏在心中一直想要写下却从未落笔的那样。那个神秘书写者,仿佛《促织》中凭空降临的驼背巫一样,只需焚香跪拜,一纸掷出,即道意中事,无毫厘之差。这样的遇见,甚至超越异乡漂泊,偶遇故知;或是初初相遇,却如久别重逢的欢喜。在我,这种欢喜,最初是在莫泊桑的《项链》中经验到的——人生是多么奇怪,多么变幻无常,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回到《装在套子里的人》这篇小说,让我目光久久停留的是文章结尾部分——我们高高兴兴地从墓园回家。可是一个礼拜还没过完,生活又恢复旧样子,跟先前一样的郁闷、无聊、乱糟糟了。局面并没有变得好一点。郁闷、无聊、乱糟糟的,是我们曾经的生活,偶有波澜之后重又回归的生活,或许还会是将来的生活。不知读见这段文字的你,有着怎样的感受,在我,有一种被当街扒光底裤的感觉——这就是热闹掩盖之下真相;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可怜的生活,仍将持续下去的生活。惊诧于契诃夫犀利,感受到痛苦惊悚的同时,我开始自我审视。诚然,谁都有过快乐,只是那样的快乐太过短暂,幼稚——我们从墓园回去的时候,露出忧郁谦虚的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样的感情,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们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充分自由的时候,都经历过。我们像身体已经发育成熟,灵魂却无比渺小的巨婴,时时生活在大人的阴影之下,太多的不敢,太多的自我设限阻碍了我们探寻快乐的脚步——虽然做了老师,我们仍如坐在讲堂里尚未毕业的学生那样,把班主任外出、请假的日子,视为难得的节日。偶有校长尚未到任,或是年级长外地学习,便是我们少有的快乐自由的时光。自由啊,自由!只要有一点点自由的影子,只要有可以享受自由的一线希望,人的灵魂就会长出翅膀来。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一段教材中删除的文字,恰恰是对文本之中教师心灵最真实的写照,也是文本之外的我们最深切的渴望。这种的感受,甚至会让自己有某一时刻的恍惚和怀疑——这真的不是中国某个作家,而是俄国的契诃夫所写;真的不是当代,而是发生在一百二十多年前的故事么。如果阅读的第一重快乐是对自我的遇见,第二重快乐便是重读过程中新的发现。——是你以独特的视角或惊人的天才对文本的重新审视;或是某一段文字、一个句子、甚至某个词语突然从文本中跳将出来,掷于你的眼前,让你无从忽略,这是你的发现,也是秘密的自我呈现。有如生活在身边却一直熟若无睹的某一人,突然于某一天,呈现出他不一样的面貌,有如花朵开在春风里,承风摇曳,顾盼多情。这样的时刻有如顿悟;又如瞽者突然目明,聋者骤闻仙乐。这种初读不识文中意,再读已是文中人的豁然方可谓之重读。一本书,一篇文章,如果没有这样的顿悟或发现,即便读上百遍千遍,也只能称之为重复,而不可谓之以重读。有一个新的史地教员,一个原籍乌克兰、名叫米哈伊尔·萨维奇·科瓦连科的人,派到我们学校里来了。记不清楚,这一句话,特别是“新的史地教员”中的“新”字,是如何从一个字一个字聚合的黑色方阵中跳脱出来,让我眼前一亮。在这篇沉闷压抑的小说中,在“我们”郁闷无聊的生活里,唯一的亮色便是这个新的史地教员,他和他的姐姐所以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色彩,只缘于一个字——这两点融合在一起,共同传递了一个的信息——科瓦连科和瓦连卡是完全不同于我们的一个异质的存在。“我们先走一步!”她嚷道。“多可爱的天气!多可爱,可爱得要命!”。这里,让人感到可爱的不止是五月的天气,更有“可爱的要命”的他们。细读契诃夫的原文,你会发现删节的文本之外,类似的描写还有许多——1她简直不能说是姑娘,而是蜜饯水果,活泼极了,谈笑风生,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老是哈哈大笑。她动不动就发出响亮的笑声:“哈哈哈!”2我们忽然看见一个新的阿佛洛狄忒从浪花里钻出来。她两手叉着腰,走来走去,笑啊唱的,翩翩起舞。……她带着感情唱《风在吹》,然后又唱一支抒情歌曲,随后又唱一支。3她就开始热情而恳切地对他讲起他们在加佳奇县有一个庄园,她的妈就住在庄园里,那儿有那么好的梨,那么好的甜瓜,那么好的卡巴克!乌克兰人把南瓜叫做卡巴克,把酒馆叫做希诺克,他们用红甜菜和白菜熬的红甜菜汤:“可好吃了,可好吃了,简直好吃得要命!”
她总是热情欢快地唱歌跳舞;他敢爱敢恨,敢于抓住别里科夫的衣领,把他推下楼去。他们,感叹生活的美好,充满对生活的热爱;他们是自由的鸟儿,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我们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不敢越雷池半步;我们“什么事都怕”,不敢大气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我们,一直生活在此处、生活于“套子”中的我们,仿佛从未发现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不对之外;仿佛世上所有的人都是如同自己一样的存在。是新来的他和她,让我们看见了自己生活的不堪与可怜,是他们照见了我们生活的卑微与怯懦——“我不懂你们怎么能够跟这个告密的家伙,那副叫人恶心的嘴脸处得下去。唉!诸位先生,你们怎么能在这儿生活下去啊!你们这儿的空气闷死人,糟透了!难道你们能算是导师,教师吗?你们是官僚,你们这儿不是学府,而是城市警察局,而且有警察岗亭里那股酸臭气味。文本的主角并非装在套子里的别里科夫,而是这个原籍乌克兰的新的史地教员。契诃夫想要借此告诉我们的是别一种的生活,是生活的别一种可能。正如真理的另一面除去谬误之外,还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真理那样——除去整日生活于套子之中别里科夫,以及我们之外,现实还有如科瓦连科和华连卡那样的存在。我们大可以像他们去热爱生活,去拥抱新的可爱的要命的存在。他们的出现未必能够完全地改变现实,但也足以搅动起这一潭死水。挪威人爱吃沙丁鱼,在海上捕捞之后,如果能够让它活着抵达港口,获利就会翻上好几倍。但是,沙丁鱼生性懒惰,返航的路途又很长,因此捕捞到的沙丁鱼往往一回到码头就死了。即便有些活的,往往也是奄奄一息。只有一位渔民的沙丁鱼总是活的,而且很是生猛。直到他死后,人们打开他的鱼槽,发现只不过是多了一条鲶鱼。原来当鲶鱼装入鱼槽后,由于环境陌生,就会四处游动,而沙丁鱼发现这一“异已分子”,也会变得紧张,加速游动。如此一来,沙丁鱼便活着抵达港口。这就是所谓的“鲶鱼效应”。小说中“新的史地教员”,是一群沙丁鱼中的鲶鱼,是一种摧毁“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的外来力量,是我们遭遇美好幸福生活的别一种可能。看见了这个“新”字,理解了他所存在的意义,你便看见了一个支点。因为这个支点的存在,整个文本便轻轻松松地撬动起来。这被撬动的也许不只是文本,还有你的,以及你的学生们的生活。不行,诸位老兄,我在你们这儿再住一阵,就要回到我的田庄上去,在那儿捉捉虾,教教乌克兰的小孩子念书了。我是要走的,你们呢,尽可以跟你们的犹大留在这儿,叫他遭了瘟才好!”也许,科瓦连科最终的结局仍是匆匆地离去,如风过无声水过无痕那样,并不能真正撕毁那笼罩在我们身上也笼罩着我们生活的套子。一如小说《祝福》中,感到压抑沉闷百无聊赖而反复念叨着“无论如何,明天决计要走了”的“我”那样,并不能给鲁镇带来什么根本的改变。然而,这新个的史地教员的出现,像想要去“撕裂天空,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窟窿”的树枝那样,这密不透风的套子里终于吹来一缕清新的风,照进了一丝明艳的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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