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来，才能速战速决——从两个小女生纯乎自然的良善说开
小到我不记下来，她们不会说；她们不说，便不会有人知道；小到从前的我，绝对忽略，此刻，却如投石子入深潭、漾起层层波澜。我，在讲台翻开《文学讲稿》，看到作家纳博科夫为了生活而做起大学讲师、并写下两千页备课笔记的故事，蓦然有感，便随手写下几行文字。无论读书时在书的边角处写写划划，还是写字之前的草稿，我习惯用铅笔。因为并不方便随身携带，所以习惯了向学生借用。潜移默化中，前排的学生早就习惯了我的这个习惯。前排女生递来的那只自动铅笔，手指用力地方的那层柔软的皮套不知什么原因不在了，起初用起来并不舒服。在我写下去、一直写下去的时候，那略略地不适感渐渐消失、不见了，代之的是忘记的沉醉。重回教室，看下节课时，发现讲台上的铅笔，与之前的不一同了——那消失了的柔软的一部分回来了，写起字来更敞快、舒服了。先是惊奇、愕然，然后是恍惚，难不成我办公室里的那只铅笔神奇地不胫而走至我的面前了。我知道她邻桌的名字，一个叫侯斯茵的女孩。个子小小的，特别安静，常在我讲到得意处，露出会心的笑意。及至后来，每当讲堂里正题之外有所（旁）逸（斜）出的时候，常会下意识地去看她的表情。因为多有看她，便看见她摊在课桌上的一本厚书——我的讲堂里，读书是被允许、或者是被鼓励的。于是，一次课间，便问她所读何书，却是《安娜·卡列尼娜》。我看了看，便给她推荐草婴的译本。便告诉她：外国作品，要挑译者；不知译者，就挑出版社——上海译文的首选，人民文学、译林也值得信任。学生，知道我对木心的偏爱，对我投影的木心文句也极为喜欢。讲堂里常有一些这样的时刻，我引用木心之句的上文尚未落地，他们便接出下半句来。只是，真真正正读完厚厚两大本《文学回忆录》的学生并不多有。因为，这些点滴的小事，对姓名极为迟钝的我却记住了她的名字。是那个女生觉察了铅笔的问题所在，向侯斯茵借来、并作了替换；还是侯斯茵最先发现，并把铅笔借给了她；是谁给谁的建议，是谁在班级里把铅笔送至讲台……只是知道两个小女生，于有意无意之间，以小小的良善之为，把温暖给予了她身边的人，已经够了。她们非为赞誉，无为感激，只是一片纯乎自然的感情，发之于内，行之于外。在这样的疲惫中，她们，居然（我用的是居然）还是把她们的良善和温暖给了她们如师如友的我——我们的孩子，不说全部，不说从来，大抵是良善的、可爱的。让他们不再那么良善，不再那么可爱，不再那么敏感、纯粹的杀手是谁——让他们从良善可爱、敏感纯粹迅急地一退而为厌学、躺平、走向教育者所厌弃的存在的原因何在——回到文章的标题，我想把木心先生的那句话再重复一次——教育的急急功利，汲汲于教育功利的教育者，要明白——
教育之急、之快，要从慢中来。你会说，这是云端的理念，我说它同时是专业的、落地的方法。参加小城首届马拉松比赛，21.0975公里的后半程，我气喘吁吁、脚步蹒跚，而身边专业的选手，疾跑如飞，后半程的速度居然超越了前半程。无论平均速度的快慢，他们后半程的成绩必定略高于前半程。唯有教育，违背专业的方法，于根源处寅吃卯粮、饮鸩止渴。但我记住了她微微的笑意；她无心的良善之为；记住了周测中间，值周学生来找班长，走出了教室的她。这些文字在心中涌起的时候，我给班主任打了电话，并一再确认她是刘家利——不是刘嘉利，也不是刘家莉——一个没有女生特点的、极普通的名字。或许，她的父母也是如她一样普通；或许是未曾上过多少学、读过多少书的普通百姓。面对月考过后，涌进办公室的许许多多追着、赶着、反反复复审察（因为既要关注自己，又要确认、比较别人的）成绩的学生；讲堂里，我对学生开讲的第一句便是——假如，你能够不再急切地关心成绩，不再急切地知道结果；而是更多地反思过程，反思确知答案之后、自身问题之所在。当你，在心态上达到这样对过程的更多关注、对结果的最少关注的高度之时，在下一次考试之前，在起点，便超越了许多的人；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终将超越更多的、一直行走在你前面的他人。即便是世界冠军，是班级、学校的第一名，即便八方来贺、万众欢腾，随着考试、比赛的结束，一切都成为外于你而存在的东西，成为最不重要的存在。而那更为重要、更为阔大、未来的舞台幕布方才缓缓拉开。把最不重要的东西看重，把最重要的事情看轻；把最外面的东西当作宝鼎，把最内在的东西当作破铁锅，这是教育的问题所在，也是你的问题所在。懂得轻、重之别，区别内、外之分，你的过往，将成为未来的灿烂序章。未能全然免俗的我，记住刘家利这个名字之后，先是手机里查看了上次月考的成绩——排在第一的，是时常静默地微笑着的语文课代表周思雅；排在第二的，是那个在我的讲堂里时有翻看《文学回忆录》的侯斯茵；然后，一堆乱书下翻出不知何时放至办公桌的、最新一次的成绩单——刘家利排在第二，侯斯茵略有下降，但我对她的成绩一点也不担心。应该是在一五年，其时试卷还是“纸阅”（不同于现在的“机阅”），因为常批作文，常常会在高三近两千份的密封试卷中，挑出几篇熟悉的作文。一看字，一看风格，就知是某某学生，挑开一看，果真如此。猜到应该是他的，故意的略略降低了一些。我笑着对她说。后来，作为五人之一的李骁原去了清华还是北大，我记不确切了。一人，也曾找过我，说：我儿子的作文为何给得这样低。上午，讲试卷，大阅读是墨村的《太阳照常升起》，和学生一起品读语言，看到一句——在这课前没有留心、更未曾深究的句子里，我看见了写作的诀窍。死亡，是天大的事。我们常说生、死面前，一切都是小事。恰恰是这天大之事，偏偏从一件“是否还能穿鞋”小极微极之事上轻轻道出。所谓，大事小处写，急事缓处说，这是作者的风度，更是他的自信。“宫中尚促织之戏”的悲剧，最终落到一个九岁孩子的头上。这是蒲松龄的手笔；人类的异化、生存的困境，通过格里高尔的一场梦，从一只甲虫写起，这是卡夫卡的伟大；荣府乱麻一般地百人千事，由千里之外、芥荳之微的刘姥姥写起，更是曹雪芹的天纵之才——其实，这样的智慧，农村老太常有，我家活了百岁的大娘，每年春节看她，都会念叨说：
乖孩子，这回见我，下回就不知还能见到不，还有没有下回。《中庸》所谓“行远自迩，登高自卑”，《道德经》所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所言皆是此意。只是，我们常常念叨“千里之行”的梦想，却从未举趾跬步；在此意义上我们何异于“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的蜀之富僧。看至商亮那句“他们是和平年代的牺牲者，是岁月静好的守护人”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暂停屏幕，让学生记下。忍住，准备商亮的比赛结束再行暂停；转头，看见侯斯茵正低头记着什么。只因为，在这场景出现之前的、我对侯斯茵的不担心，得到了确证。这是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明朝讲在给学生。并与之共勉的目标。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喧嚣，无论外之于你的他者如何躁动，让内心舒慢平静下来；当内心安静，不再近利急功、言语慢讷之时，你开始更多的看重已往轻忽的小事。1这篇文字的题目似可更定为“有关教育的内外快慢与轻重大小——从两个女生纯乎自然的良善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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