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中）
报到的日子到了，在长堤的爱群大厦旁有接送新生报到的专车。车上都是一些十八九岁的年青学子。对着这一班活泼、兴奋的年青人，宝乾不禁有一种时日将暮的感慨，他无心与这些充满着朝气，却是从未谋面的年青人交谈，只是静静地望着车厢外不断往后移动的房子与树木。那叶子上厚厚的尘土，让树冠变成了墨绿的颜色；树身上零零落落挂着坼裂欲堕的树皮，不时还垂下几支折了未断的枝桠。路上飞起的黄尘，掩盖着这坑坑洼洼的路面。行进着的汽车似乎是在检阅这经历了创伤的世界。在这颠簸不已的车厢里，时而响起了带着几分稚气的惊叫声，这也许就是战后的残局吧，人们在喜悦，又在面对一片百废待兴的凋零。宝乾独自默默地坐着，他自问，以后这些日子里，自己能做些什么呢，应如何做呢？
经过大约两个多小时的行程，车终于来到了学校，停在操场上。这里可是一番少有的热闹场面。彩旗飘扬，锣鼓喧天，来自四面八方的年青人，把欢天喜地的热闹气氛带到了这个操场。他们三三五五寻找自己专业报到的地方，更有不少人试图在这里巧遇自己的同学和朋友。
宝乾背着简单的行李，在这熙来攘往的人群中走着。突然在不远处传来了呼喊他名字的声音，循声看去，只见一只手在涌动着的人头上使劲地挥着，渐渐地向他移动过来。宝乾也连忙向他靠拢过去，原来是中学时的同学田陵。很快两人便走到一起，宝乾紧紧地握着田陵的手，他怎么也想不到在这茫茫的人海中，竟然会遇到青少年时的好友。田陵也告诉他，毕业以后，因城里生活不安定，他们一家便回到自己的故乡居住了。他是昨天才到省城的，考上的是数学系。
他们两人一边走，一边讲述自己这几年的生活。谈着谈着，田陵突然停了下来，两眼定定地望着宝乾。宝乾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忙问：“什么事呀？”田陵只是小声地说：“这几年，你的眼睛好吗？”“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呢？幸好，这几年都很稳定，没有什么毛病。”他们一起走着，互相陪伴，互相照顾，在各自的报到点中完成报到的程序，然后又一起走向了宿舍。
这是一间并不很大的宿舍，房间里住的是八个人，中间是一排桌子，两旁分别是两张架床。房间里几个年轻人也谦让，把下床让给了宝乾。就这样，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
开学的第一天是迎新大会，新旧同学欢聚在一起，表演节目，互相交谈。最令宝乾兴奋的是，在这里竟又遇到了过去的老同学徐枫、王小兰、赵元，他们已是三年级的学生了。这几位老同学，虽然现在已成为了宝乾的师兄、师姐，但对宝乾却仍然像过去一样，十分尊重，称宝乾为“乾兄”。这几个老同学这时也忘记了自己是来迎接新同学的，把宝乾拉到一旁，一起回忆着几年前的学习生活，谈论着这几年社会和生活的变化。他们告诉宝乾，田容老师也在这间学校，是中文系的教授。这则是宝乾万万想不到的事，他十分惊奇地说：“田老师不是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了吗？什么时候回省城的？”
徐枫知道宝乾一向十分敬重田老师，也知道田老师十分关心宝乾，欣赏宝乾的文学天份，于是说：“老实说，在学校两年，我也没有见过田老师，只是在校报上偶然看到老师的诗歌。”
王小兰这时却向宝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一向喜欢文学，写得一手好诗文，为什么不读中文系呢？”
宝乾被小兰这么一问，顿时也感到不知如何回答，只好勉强说：“我平时已读了很多古典诗文了，这些东西不难学。这些年来令我最感到困惑的却是中国的社会状态，所以就选了这个专业去学习一下了。”
想不到宝乾这个回答，引起了小兰莫大的兴趣，她紧接着问：“乾兄，你认为中国的社会状态是怎样呢。”
“我还未开始学习呢，你已学了两年啦。”宝乾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这时赵元忙插话：“不能一笑了之呀？古人说：闻道有先后，学问常在书本之外。乾兄这几年阅历丰富，总有自己的看法吧？”
“阅历大家都有，各自不同而已。我这几年，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乡村学校里生活，比不得你们在大城市见多识广呀。不过在我这略懂事的十多年里，我所见、所闻，除了打仗，逃荒，就是富人们的花天酒地。你们说，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
“这真的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书本上、老师们都没有告诉你们应怎样解决吗？”宝乾好奇地追问。
三位老同学，被宝乾这么一问，都静下来了。
这时，徐枫若有所思地说：“乾兄，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呀，教授们也许都不能给你一个满意的回答呢。”
礼堂内，传出了响亮的喇叭声：“同学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白校长参加我们的迎新会。请大家静一静，请白校长给我们讲话。”
听到这喇叭声，宝乾他们只好停止了讨论得正高兴的话题，安静地听校长对他们的欢迎和祝愿。
第二天，宝乾没有课，本来他是准备这天没课就回家一趟的，但昨天晚上他知道了田老师在中文系任教，便打消了回家的想法，决定到中文系拜会田老师。
中文系与社会系相隔一座楼，办公室十分简朴，只有几个办事员在忙碌着。宝乾向他们说明了来意后，一位年约五十的女职员告诉他，田教授不在学校居住，星期五上午有课，可以在他课后大约十一时来找他。宝乾又问：“可以让我留下几个字，请你转交田先生吗？”这位女职员于是取出了一叠信笺，让宝乾坐下书写，并指墙上的一排信箱，让宝乾把写好的字条，放到写着“田容”的信箱内。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经过几天的课程，班内的同学也慢慢地熟悉起来了。在一节关于市民生活状况的课堂讨论上，不少同学认为，如今抗战胜利了，市民们开始了真正主人翁的生活。宝乾却不同意这意见，认为现今中国市民的生活仍然是处于一种封建的闭锁状态，原因是社会的财产仍然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中，他们不但控制着社会的各种权力，也控制着人们的自由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市民没有得到充分的教育，没有起码的生存保障。宝乾这么一说，马上引起了同学们窃窃私语，他们在互相打听：他叫什么名字，在哪间学校毕业的呀？随后就引来了各种不同意见的热烈争论。
宝乾静静地坐着，他没有卷入到同学们的争论中，只是耐心地听着一个又一个的发言。争论的声音并没有演变成不可遏止的浪潮，却是慢慢地缓和下去。急于知道结果的同学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主持讨论的老师。主持课堂讨论的老师姓伍，是一位四十开外的中年人，体格健壮，一眼看去就知道他是一个性格开朗，充满活力的人。下课前，伍老师打破了平时课堂讨论不作可否的常例，充分肯定了宝乾的发言：“看来，这位同学”，他把手很自然地指向了宝乾，“他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很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个见解估计是他以前对社会深入接触所形成的。我们这个课程就是要深入接触社会，要学会看到被掩盖着的社会的真正面貌。”伍老师这个总结，让同学们的眼光一下又集中到宝乾身上。在下课回宿舍的路上，同学们都争相与宝乾交谈，兴致勃勃地回忆刚才的讨论。
回到宿舍，已是差不多中午十一时了，还未有到午饭的时间。宝乾把学习用具收拾好后，便躺在床上稍作休息。突然，走廊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不久，便传来了一阵呼叫声：“陈宝乾听电话”。这一呼声让宝乾的神经一下紧张了起来，会是谁打电话来呢？不会是静德吧？家里不会出什么事吧？但很快他又对自己说：不会是她的，我还没有告诉她这里的具体情况，她绝不可能知道电话号码。带着十分忐忑的心情，宝乾一下从床上爬了起来，走到安放在宿舍走廊的电话旁，拿起了电话。对方传来的是一个陌生的声音，但很快，宝乾就知道是田容老师了。原来田老师刚回办公室，看到宝乾的字条，便高兴得马上打电话来了。田容告诉宝乾，这已是第二次给他打电话了，因为在十时左右，宝乾还在上课，只好一直等到宝乾下课再次打来。在电话里，田容也没有说什么，只约宝乾十一时半到学校附近的榕叶饭店用膳。宝乾听后，高兴极了，连忙回宿舍整理了一下衣服，便往饭店走去。
这是一间并不十分豪华，带有几分乡村风味的小饭馆。它滨临珠江，不远处就是一座令人感到有点田园风味的村落，四周古榕绿荫，确是让人怡情憩息的好地方。宝乾在店门前停留了一会，仰视店门上方那块用北碑字体刻成的门匾，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落款正是自己同乡的族叔康仁先生。对康仁先生，虽然只是孩提时的记忆，但看着这幅门匾，就像看到远去了的亲人，心中生起了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沿着饭店不长的走廓，走进了大厅，在靠近江水的一扇窗户下，宝乾一眼就发现田容老师已在那里悠闲地看着报纸。他急忙跑了过去，不好意思地说：“老师，我来迟了。”
“哈哈，哪里话，正及时，正及时。”田容十分高兴地握了握宝乾伸过去的手，一边打量着眼前这位学生，一边示意他坐下。
师生两人相对而坐，又像在中学时那样，谈论着学习和生活。田容笑着说：“是缘分啊，我们相处了六年，后来飞机大砲把我们轰散；大约也是六七年吧，东洋鬼子终于被轰跑了，我们又见面了。”
“是呀，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无声无息地作弄着世人。”
田容告诉宝乾，他也是前年年底才应白校长之约，来到这里任职的。这间学校虽规模不大，但却山清水秀，虽无流觞曲水，也足以畅叙幽情。
宝乾面对着侃侃而谈的田老师，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了，他略带歉意地说：“很对不起，如果我知道老师早已在中文系任教，我是一定会追随老师，报读中文的。”
田容摆了摆手，抢过了话头，连声说：“不对。不对。”
宝乾被老师这一说吓住了，以为自己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忙说：“学生无知，请老师指教。”
田容说：“你的古文功夫十分扎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要有所成就，光靠熟读古人的诗文是不成的，重要的是要对社会，对现实有深刻的，又是出于自己的真正认识。这样，古人的东西才能转化为你现在的知识和才能。多了解社会，对一个学文的人来说，太重要了。”
“听老师这么说，我是歪打正着了。”
“哦，错了，是正打正着。”
两人不禁开怀大笑起来。他们一边用膳，一边愉快地谈着，笑着，一直坐到饭店打烊，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临别时，田容告诉宝乾，他们系里有一个文学园地，欢迎他撰稿，稿件可放到系里他的信箱内。
宝乾的学习生活，已走上了正轨，正按自己的轨道行进着，但不管学校有什么事，每逢星期五下午，他总是把一切工作都放下，急急忙忙赶回家中。虽然家里的事情静德总能处理得妥妥当当，也有老丈人不时的照顾，完全不用宝乾操心，但“家”却总是在他脑海里浮现，时间久了，就似乎有千声万呼在叫唤着，他放不下这个家。假日，他喜欢带着两个儿女与静德一起，到江边的公园呼吸清新的空气；傍晚，一家四口又沿着漫长的堤岸，欣赏珠江的夜景。时间长了，班里的同学都知道，宝乾在市内有一个温馨的家。老同学徐枫、田陵等人更成为了他家里的常客。宝乾家中小小的客厅，自然就成为了几个要好的同学假日研究学问，讨论时事的地方。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赵元拿着一叠报纸，肩上背着一个显得有点沉重的提包，满头大汗来到宝乾的家。看见赵元狼狈的样子，宝乾想：以前，同学们都是三三两两，神情悠闲地出现在自己的家中的，这次他的神情可是有点异常啊。赵元看出了宝乾带有疑问的目光，喝了一口茶，便对宝乾说：“我是刚从学校赶来的。”他又问宝乾：“你听说过《双十协定》吗？”
宝乾心里有点明白了，这是最近班里讨论得很热闹的大事。可是没等宝乾回答，赵元又说：“现在不少人对这个协定充满期望，认为中国统一、太平的日子即将出现了。这是很危险的想法，最近我花了不少时间，搜集了一些报纸，这些报纸天天报道协定以后，战事仍在不断发生的事实，我想把它整理出来，让大家看个明白。”
宝乾听后，十分高兴，说“是呀，要做一些工作，要了解真相。”
“这工作，在学校里做不方便，我想借你这个地方把它整理好，油印成页，散发给同学。”
于是他们两人说着便干了起来。晚上，赵元在宝乾家吃过晚饭后，收拾了一下东西，背起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提包，又匆匆地赶回学校了。
星期一早上，宝乾回到学校，校园里已张贴满了自己亲手刻印的油印页，心里感到好像做了一件什么大事似的。
令宝乾想不到的是，这小小的油印页，却在学校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抗日战争胜利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战的硝烟又在全国各地升起。一九四七年，北京学生发表了《反饥饿、反内战罢课宣言》，学生们放下了书本，举起各色的旗帜，离开学校，走上街头，发动广大市民参与和支持他们的行动。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进行了严厉的镇压，这引起了学生和广大市民强烈的不满。上海、天津、西安、南京等地的学生纷纷行动起来，他们罢课，高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走上街头，支持北京学生的行动。这一声势浩大的学生行动，很快就得到广州学生的响应，学校里成立了“声援北方学生指挥部”，伍老师和徐枫、赵元等人日夜组织同学、教职员工上街示威，捐款捐物。这些活动却遭到一些右翼学生的抵制，他们经常从中破坏，甚至恶言威胁。学校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了。不久，在校园里出现了一批又一批陌生的脸孔，他们身材彪壮，不像学生，更不像是学校的教工。这些人的出现，引起了学生们的注意。指挥部意识到，这是政府开始对他们采取行动了，于是决定走出学校，采取分散灵活的行动。
伍老师与赵元都是外地人，在省城无亲无故，于是宝乾就把他们两人安置到自己丈人家中居住。伍老师和赵元在他那里住下后，张老板的家很快就成为了学生运动的临时指挥部了。同学们经常三三两两来到张老板的家，写标语，发宣言，讨论形势，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每逢有同学到来，静德便在家中的阳台上打毛衣，为他们放哨。宝乾被他们的行动深深感动了，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两首诗：
“中华伤内战，美炮助威风。虚颂伪宪法，实备真围攻。纵使君多令，其如民弗从。连年征役苦，怨气向天冲。”
“官僚肠愈肥，士子腹弥饥。拍卖两条衭，难维半日炊。全家月薪水，一束湿柴枝。与众示威去，不许他胡为。”
可是跟踪学生的特务们也没有闲着。一天，张老板的家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张老板知道出事了，急忙安排伍老师他们到三楼的阁楼中，然后叫佣人像往常那样去开门。来者共三人，穿着警察的服装，二话没说就要入门搜查。佣人被吓得大叫起来。这时张老板不慌不忙从大厅里走过来，用双手挡住了警察的去路，质问警察：“你们无缘无故闯进我的家，这是犯法的，知道吗？”
“我们怀疑这里藏了滋事分子。”
“有搜查令吗？”
“什么搜查令，这套衣服就是搜查令。”
“笑话，请问你们是哪个分局的，叫你们的局长来。”
说着，看了一下站在前面的警察衣服上的编号，便对身边的佣人说：“你去打电话给孙局长，说他的手下HMY0467号带了两个人来这里生事。”
这三个警察听张老板这么一说，又看到佣人已快步走向电话机前，忙说：“有事好商量，何必惊动局长呢？”
“不是我惊动局长，是你们惊动局长呀。”
这三个人看到事情不妙，弄得不好还会自讨苦吃，也就悻悻地离开了。张老板这时还是余怒未消，大声地说：“为了免找麻烦，以后你们要到我这里办事，请叫孙局长先通知一声。”
这三个警察离开了张老板的家，心里总觉得有点不是滋味，于是又到左邻右舍搜查起来了。
静德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正在家里认字，门外传来了叫开门的声音，这是谁呢，可不像宝乾呀。门一打开，三个警察便走了进来，也不说缘由，便直往房间走去，搜查起来了。静德紧紧地搂着两个孩子，坐在客厅的角落里，她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警察到这里来能搜出些什么。
没多久，三人便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说声“没事了”，便离开了。静德那颗受惊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她想了想，还是到父亲那里安全，顺便也了解一下情况。
她走回房间准备简单地梳理一下，于是小心地走近梳妆台，这时她却发现平时放在这里的一对耳坠不见了。她连忙走出房外问两个孩子，有没有动过她的耳坠。其实她是知道孩子是绝对不会动她的东西的，急了，随便问一问而已。接着又发现架上装着项链的盒子也找不到了。这时，她明白了，肯定是那几个差人顺手牵羊，拿走了。
毫无办法的静德，只好把头发、衣服稍为整理一下，便带着两个孩子到父亲家去。
张老板听了女儿的诉说，也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愤愤地说了两个字：“强盗！”然后又安慰静德：“明天我叫宝乾给买新的。”站在旁边的伍老师也打趣地说：“我们去当个参谋好吗？”说得静德笑了起来。
这次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的运动，学生终于取得了胜利。当局释放了逮捕的学生，答应了学生提出的保证学生人身安全的要求。校园又恢复了往时的平静。
伍老师和赵元等人都回校上课了，但自此以后，宝乾的家也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他们假日活动，讨论时政的场所。
学生们虽然回到了学校，学校里的生活也像往日一样，有条不紊，上课的上课，打球的打球。但宝乾却总觉得似乎缺少了什么，又多了些什么。在图书馆里，在宿舍和教室的走廊上，他经常看到一些陌生的人在看报，甚至抽烟。只要学生三三五五的走在一起，谈着，笑着，这些人就总在你附近游荡。一时间，学校里便传出了“暗藏特务，各位小心自己的言行”的忠告。
“这还是学校吗，还有言论自由吗？”
“这与监狱有什么区别。”
“学校做事太齷龊了。”
“请问校长，你把我们当作什么人了！”
这样的呼声，一下又在校园四起。
一天，宝乾他们正在宿舍里看书，突然透过房间已糊上白纸的窗户，隐约看到有几个人在窗边移动。几个同学互相看了一眼，会意地，不约而同举起了用“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包裹着的书本，宿舍里不时响起了同学们发出的狗叫声。
同学们出刊物，办墙报，声讨这些不平的待遇。在刊物上，宝乾写了一首诗“一弯眉月影沉沉，独坐山斋冷不禁。深夜读书防狗伺，有时得句学龙吟。扪头自觉如崚骨，抚髀宁无忧国心。窗外一声鸡唱晓，曙光应已吐前林。”
白校长原是一个诗歌爱好者，他读到宝乾的诗，十分高兴，连忙打电话给田容，问宝乾是中文系哪个班的。田容简单地告诉了白校长有关宝乾的情况后，白校长对宝乾就愈感兴趣了。他决定认识这位能写古诗的学生。
白校长是一位四十开外的中年人，两人一见面，他就滔滔不绝，谈起了他对古代诗文的见解，似乎不想宝乾插上其他的话题。谈了很久，白校长才想起了自己说得太多了，便稍为停了一会。这时宝乾可不让白校长停下来，但却没有接过白校长的话题，而是换了一个话题。他问白校长，为什么学校这么多来历不明，又总是鬼鬼祟祟的人。
白校长听到宝乾把话题转到这上面，也显得十分无奈。他告诉宝乾，这是市公安局直接派下来的，学校管他不着。
“那你应向市里反映呀，这样不但严重影响教学的正常进行，也是对学生人格的侮辱。”
“这些我知道，也反映过了，但毫无效果；你告诉同学，自己小心点就是了。如果发生什么事，可以直接找我，或许能给你一点帮助”。说着从公事包里取出了一张名片，送给了宝乾。然后又继续关心宝乾的学习和生活，询问同学们对学校的意见，并告诉宝乾有空可以随时到他那里喝杯茶，聊聊天。
这以后，白校长就经常找宝乾，不但谈诗论文，也谈身边大大小小的事。有时还亲自把自己的诗稿交给宝乾，一再叮嘱不要顾虑，尽管修改。两人也就很快成了忘年之交。
学校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风风雨雨中进行着，宝乾也尽自己的能力为同学们遮风挡雨，关心着身边经常参加社会活动的同学。但令赵元他们不解的是，他和孙老师几次邀请宝乾一起参加示威，一起到政府门前抗议政府对学生的迫害，宝乾始终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只是笑着说：“我会全力支持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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