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在读过“四大”之后，还会为吴又可心折，他到底是这个领域里划时代的领军人物，到底是为吴鞠通打开温病之门的引领者。
《瘟疫论》中有一篇“妄投破气药论”，提到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自古以来却有无数人受困于此。
我们知道“达原饮”是出自吴又可的名方，里面有诸多行气破气药，用于瘟疫初起，以破溃疫邪。
但在“妄投破气药论”中，他说若邪已“在里也，纯用青皮、枳实、槟榔诸香燥破气之品，冀其宽胀，此大谬也”。意思是，如果邪已结在里，而专用行气药，试图破开气机而消除胀满，属于痴人说梦。
读到这里，可能大多数人会小小吃一惊，行气难道不对么？
吴又可接着解释道，“疫毒之气，传于胸胃，以致升降之气不利，因而胀满”，这属于客邪在里，必须驱除，“客气一除，本气自然升降，胀满立消”。
你可能会想，我用行气药，不就是为了驱除客邪么？
吴又可给否定了。假如你未用针对性的驱邪药，而“专用破气之剂”，其结果只能是“破正气”，消耗正气而已，毒邪不会因此而泄出。邪不除，气机不复，胀满难消。
倘若气结，源于肠胃燥结，“下既不通，中气郁滞，上焦之气不能下降”，以致于“表里上中下三焦皆阻”。那么只有用承气来泻邪以通开气机，“一窍通，诸窍皆通，大关通而百关尽通也”。
也许你要问，承气中的枳实厚朴不也是行气药么？
没错，但泻下才是真正的手段和目的，“加以枳、朴者，佐使”。也就是说，行气药，是在明确手法和目的之后，所采用的助力而已。除邪，才是那个目的。
痰结、瘀血、湿滞、食积、停饮、腑实…都属于必须消除的有形之邪。
外感中，在尚未形成实邪之前，可以通过发表或疏卫药以开通气机，但很快会因气机不畅而形成各种实邪，此时仅用辛散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即便是用于外感初始的方剂，如桑菊饮银翘散，都已同时使用桔梗杏仁牛蒡子等宣肺化痰药。
待到确切生成痰饮或腑实等，又必须主以化痰祛痰降气通腑等；若湿邪粘滞，又须散湿化湿利湿等以祛湿…
实邪不解决，气机便无法通畅，气机不畅通，郁热无法透达。因而温病学家们再三强调外感治疗过程中，注意兼夹问题的解决，夹湿夹痰夹瘀夹食夹屎…
再说湿温证为什么那么忌讳用辛散发表药？
因而当实邪，即湿滞不除的情况下，强行推动气机，或是导致湿气被推向诸阳之会的头面部，因气被湿阻，不得汗解，导致头昏脑涨或头面发黄发肿，甚至蒙蔽清窍；或是本已失降的心肺之气，再被升提向上，升而不降，致气厥逆，“过升则下竭，下竭者必上厥”；“肺为华盖，受热毒之熏蒸则呛咳”；“心位正阳，受升提之摧迫则昏痉”（吴鞠通语）。
外感气机的异常时间较短，尚需明确考虑各种实邪，经过漫长发展且长期反复的内伤杂病，更须如此。只是难在，内伤的实邪更为隐蔽，更为复杂，多种类多层次同时存在。
《毛教授医案考题》中的第二题，仅用吴茱萸汤治反胃无效，而加上三棱莪术大黄才取效。我当时也说了，此题临床可普遍借鉴。吴茱萸性温辛散，自然有散寒行气的作用。但如果已形成冷积，阻滞气机，仅仅行气往往只是徒劳而已，必须加入有针对性的化邪驱邪药，一则化开，二则排出。
只有邪已不在，方能解决问题。
《未必》一文介绍过何绍奇的一则痞满医案，先是屡用理气消胀之品乏效，接着或用健脾补气、或用辛开苦降，或用疏肝解郁，都无效。
医者寻思良久，想起叶天士说的“胀久不愈，当从肝经络脉治法”，又参考王旭高治肝三十法中的“疏肝不应，必是血络中瘀滞”，转而用辛润通络法取效而愈。
被吴又可灌顶之后，再来看这篇医案，自然又多了个角度：此案实邪本在血络中，且已成瘀结，专用气分药能有何用？
正如《疟门》中叶天士所说的，邪在络中，必用络药，才能取效。不用针对性的化邪药，盲目的辛散行气，怎么可能解决问题？不但无用，反而会因长期使用辛香性燥的行气药而耗气伤阴。
叶天士治肝忌讳用柴胡，无非是因为他所接手的，大多是久病或长期被误治的，势已入络，病在络中，徒事辛散无益，反劫津血。
但在我们的临床中，仍较为普遍的，寄希望于以行气药解决气郁气滞的问题，（此一弊病不分外感内伤），而未能仔细推敲，是什么（A）导致了气郁，而气郁又导致了什么（B）。A或B，得不到针对性解决的话，仅是加大马力，试图以行气药通开一切，不但成功率很低，还会造成诸多后遗问题。
肯定存在一小部分，仅用行气药，气机便能自行恢复的幸运儿。但更多的是，各种形态的实邪，已存在于脏腑经络血脉等各个层次，它们既是气滞的产物，又是进一步气滞的主因。
判断它们是什么，在哪里，怎么化，怎么除，才是解决一身气机，首要考虑的问题。至于行气药，如同吴又可所说的，起协助作用。
“若纯用破气之品，津液愈耗，热结愈固，滞气无门而出，疫毒无路而泄，乃望其宽胸利膈，惑之甚矣。”这是吴又可针对瘟疫专用行气药所说的，与叶天士治血络瘀滞而不多用辛散药的理由如出一辙。亦是我们在外感和内伤治疗中，需要正视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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