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性质的再讨论

——《太平天国与启示录》读书随笔

 吴子跃

内容提要：太平天国的性质问题一直是“太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周伟驰的《太平天国与启示录》践行“从宗教看宗教”的观念，将太平天国运动置于19世纪全球基督教宗教运动背景下进行讨论，论证了太平天国运动应该是一场宗教革命或战争的性质。可若从太平天国内部登记森严的礼仪制度和文书格式来看，太平天国运动“宗教革命”的性质有待商榷。尽管该书部分观点有待讨论，但它启示研究者首先要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其次在研究中既要关注宗教的独特性，同时也不能忽视宗教背后的文化、社会等综合性因素。

关键词：太平天国 基督教 拜上帝教

（位于南京市秦淮区瞻园路128号的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瞻园曾为太平天国东王府）

一、宗教视角下太平天国的相关研究

太平天国的研究至今已经持续约一个世纪，学界围绕太平天国运动性质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周伟驰在本书第一章的三种太平天国观里对以往关于太平天国性质的讨论做了简要的梳理。夏春涛在《近一个世纪的太平天国研究》[①]中对太平天国性质的学术史亦有相应的梳理。1949年建国后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性质讨论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1961年出版的《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②]。这次研讨会之后，学者们大致达成共识，即太平天国运动是“单纯的农民战争”。文革结束后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讨论实质上是太平天国运动性质讨论的延伸。目前主要有封建政权说[③]、农民革命政权说[④]、农民政权封建化说[⑤]三种观点。与此同时进行的是概念方面的辨析，即太平天国运动能否称为“革命”的讨论[⑥]。

文革结束后，从宗教角度出发对太平天国的研究逐步兴起，王庆成等学者较早地从宗教视角对太平天国展开论述。其中王庆成的著作《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⑦]在部分章节讨论了太平天国中地狱、魔鬼等宗教概念。夏春涛的博士论文《太平天国的宗教》[⑧]及由论文改写的《太平天国宗教》[⑨]直接探讨太平天国与宗教之间的关联，其中着重强调了上帝教与中国民间宗教的融合以及太平天国和传教士在教义方面的冲突。该书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即讨论上帝教在民间及军中的传播效果。在夏春涛看来，洪秀全既不认同基督教，又打压传统文化，试图隔绝传统与现实的联系，从而失去了国人和外国人的同情和支持[⑩]。但正如陈明所言，目前“太学”研究多为历史学家，由于宗教学知识的相对匮乏，对“太学”研究中部分问题的理解存在表面化的现象[11]。

（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二、本书主要内容及立论

正如陈明在序言所述，本书学术贡献在于论证了太平天国运动应该是一场宗教革命或战争，其理论依据上帝教则是在基督教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个新宗派或基督教传统中的一个新宗教。周伟驰围绕这一核心论点从多个方面展开论述。

本书的第一章是“由宗教革命引起的宗教战争”。本章第一部分是对太平天国运动性质学术前史的梳理。周伟驰重点讨论了以简又文为代表的“民族革命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推崇的“农民革命”观点。之后作者依据相关材料对两种观点进行批判，特别抨击了将上帝教视为“邪教”等观点，最终得出结论，即需要“从宗教看宗教”，将太平天国运动视为“宗教革命”^[12]。事实上时人如传教士、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外籍人士和唐德刚、简又文等学者已经得出类似的结论^[13]。本章第二部分讨论上帝教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地位。具体而言，周伟驰认为“上帝教贯穿太平天国全过程”且“覆盖太平天国全方面”^[14]。

第二章“别样的基督教”重点讨论的是上帝教与基督教两者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一系列问题。周伟驰首先讨论的是上帝教是不是基督教这一问题。作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定义“基督教”^[15]，并总结了时人及现当代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其次讨论的是上帝教与民间宗教化之间的关系。周伟驰先简述了罗尔纲、王庆成等学者提出的上帝教民间宗教化的观点，然后结合《圣经》的经文证明上帝教的基本教义都有圣经的根据，从而反驳上帝教民间宗教化的观点^[16]。之后周伟驰转变视角，从摩门教、南方基督教等新基督教内部派别视角出发审视上帝教，认为其与摩门教具有相似性，是“英美基督教大觉醒运动中产生的新宗派（异端宗派）”^[17]。最后主要讨论的是上帝教信众与基督教传教士就正统性的争论。周伟驰以杨秀清和西方传教士之间关于教义的争论为例，指出两者信仰方面的差异以至引发太平天国的“信仰危机”。而洪秀全主要以批注《圣经》的形式论证太平天国运动的合法性。

第三章是“太平天国与启示录”。作者首先比较了《太平天日》、《天兄圣旨》、《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源》、《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中洪秀全“丁酉异梦”的内容。其中《太平天日》与《启示录》在天使迎接、天堂环境、剖腹换心、天书等内容存在诸多对照。简言之，《太平天日》是洪秀全依据圣经尤其是《启示录》解读“丁酉异梦”，且进一步利用其预示和指引拜上帝教以后的行动^[18]。《启示录》同样还影响到了《太平天日》的历史观和国度观。洪秀全受“千禧年主义（特别是前千禧年主义）”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将其中国化），酝酿建立一个“纯洁”的天国。洪秀全还充分利用基督教本身的弥赛亚意识，使用新旧约证明王权神授，同时为建立一个符合公义的天国提供理论证明^[19]。

第四章标题是“千禧年主义及其中传”。本章将太平天国运动与19世纪全球基督教宗教运动相联系，并揭示全球基督教运动内在神学动力，追溯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新教来源。这种神学动力是宗教改革后，末世论的强调与千禧年主义的兴起。而千禧年主义的背后则是对基督复临和末日大审判的渴望^[20]。周伟弛一方面梳理这些概念的源流，另一方面强调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深受这些概念的影响。新教传教运动的开展为以上理论传入中国提供了可能。具体而言，早期来华传教士马礼逊、米怜、麦都思、郭士立、理雅各、卫三畏等人的宗教思想及观念都集中体现了上述概念并逐步通过中文传播开来。而这些观念通过罗孝全、梁发等人逐步影响到了洪秀全。而洪秀全的神学则是来华传教士思想的一种“内化”。末世论、撒旦国度论等被洪秀全全盘接受。梁发将末日审判的紧张感传导给了洪秀全，洪秀全则加以改编，结合独特的“中国异化史观”，明确天王的任务，提出“中国拯救史观”。在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这种极具神学色彩的中国史观、末世论、救世史观不断系统化；在“神学中国史观”的指导下洪秀全试图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国家，一个基督教千禧年国度[21]。太平天国运动因此可被视为中国第一个按照西方意识形态进行建设的尝试[22]。

第五章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的现代化方案”。本章从来华传教士（从马礼逊到李提摩太）所秉持“基督教文明观”谈起，接着结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六合丛谈》等刊物及部分传教士的著作对基督教国家进行描述。而这些都成为洪仁玕的思想来源。洪仁玕在香港主要同传教士们交往，也阅读过上述的报刊书籍。周伟驰还试图揭示出《资政新篇》内容的来源，重点讨论了《资政新篇》与传教士报刊书籍的类同之处。换言之，《资政新篇》是来华传教士文明观在太平天国运动人士中的汇总，也是传教士眼中基督教国家现代化方案的中国版本[23]。《资政新篇》被洪秀全等人接受原因在于在他们眼中英美现代科技与制度都是上帝旨意的结果[24]（背后是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复杂关系）。从基督教视角分析，《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在根本上是一致的[25]。《资政新篇》向西方学习事实上也反映出启蒙时期欧洲人对当时世界文明的“排序”[26]。

（位于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292号总统府内部的天王宫复原陈列）

三、“宗教”：性质还是工具？

周伟驰从文化和信仰等角度理解太平天国运动，这无疑推动了太平天国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将太平天国运动置于19世纪全球基督宗教运动下的大脉络下进行考察，重点讨论了太平天国运动与基督教的诸多联系。这一点确为传统的太平天国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起到了“矫枉必须过正”的作用，但笔者以为问题也正在于此。周伟驰的研究是否存在过度联系欧美的基督宗教运动呢？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是否正如周伟驰所论述的宗教革命或战争呢？

周伟驰在第一章中结合简又文等前辈学者的论述将太平天国运动论证为一场“由宗教革命引起的宗教战争”。在周伟驰看来，所谓宗教革命的性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分别是原始的意识和组织、太平天国的原动力、宗教对太平军信仰行为的影响以及太平天国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太平基督教总原则的支配[27]。但从太平天国运动中许多方面分析，其理念与行为之间的脱节十分明显。

最值得商榷的是太平天国提倡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社会构想与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大同社会构想在太平天国的诏书、诗作中多次出现，如：

本军军师实情晓谕尔等：尔等肉身是尔凡肉父母所生，尔等灵魂是上帝所生。上帝是本军师亲爷，亦是尔等亲爷，又亦是天下万国人民亲爷。此所以古语云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也[28]。

或愚或智，皆为待教之人；异域异方，尽是胞与之地[29]。

“四海之内皆兄弟”最早出现在《论语》之中，“胞与为怀”出自北宋理学家张载的《西铭》[30]。按照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的理解，儒家学说在此处与基督教思想产生了共鸣。《天朝田亩制度》中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31]正是天国对未来社会的畅想。但是太平天国内部存在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这种礼仪制度背后是太平天国对中国传统五伦关系的承认，这种五伦关系被基督教理论重新加以论证。换言之，尽管太平天国承认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彼此是兄弟姐妹，但在实际中，人们又各有名分，尊卑长幼秩序井然，正所谓“子不敬父失天伦，弟不敬兄失天伦，臣不敬君失天伦，下不敬上失天伦”[32]。太平天国更是明确承认“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33]。即便是《天朝田亩制度》也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功勋等臣”和“后来归从”两大群体，前者“世食天禄”，后者则承担军事义务和财税义务[34]。概言之，太平天国表面虽追求一个看似大同的社会，可现实是太平天国仍继承了中国传统，要求人们遵循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以维持统治。

再如周伟驰在本书第五章将《资政新篇》视为是基督教国家的现代化方案，是洪仁玕和洪秀全对未来国家设想的共同点所在，是传教士的基督教现代化纲领在当时中国语境中的一个翻版^[35]。简言之，是太平基督教总原则对太平天国的支配；但笔者以为从《资政新篇》的行文格式却可以发现问题所在，因为行文格式往往是一种政治文化的体现：

小弟仁玕跪在我真圣主万岁万岁万万岁陛下，奏为条陈款列，善辅国政，以新民德，并跪请圣安事……^[36]（开端）

诸凡可否，有宜于后，不宜于今者，恳留为圣鉴，准以时势二字惟行，则顶起天父、天兄纲常，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年矣^[37]（结语）。

反观曾国藩此时的奏疏，和《资政新篇》格式并无过多区别，比较之下洪仁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奏为官军攻克钟山石垒，扼断太平、神策两门，遂合金陵城围，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38]（开端）。

……所有官军攻克钟山，伪城金陵合围缘由，谨缮折由驿五百里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39]（结语）。

对于太平天国与清朝文书格式的相似性，周伟驰并未明确回复，只是转而讨论《资政新篇》为什么能获得洪秀全的肯定态度^[40]。但作者也明确承认的是，洪秀全对《资政新篇》的接受并不是因为其是“基督教国家的现代化的方案”，而是“吸收一些现代化的技艺和制度因素以强盛天国”^[41]，但强盛天国原因何在？还是“以广圣闻”、“以资圣治”、确保“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年矣”^[42]。部分学者的论著如王舒雅的《太平天国公文研究》就更详细地论述了太平天国的公文具有明显的封建痕迹[43]。宗教在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究竟是工具还是运动的性质并不能轻易地得出结论。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浮雕）

四、对中国近代宗教社会史研究的启示

本书启示之一在于某一历史事件的性质应谨慎确定。在部分学者看来，本书的最大贡献在于论证了太平天国起义性质是一场宗教革命或战争，或更准确地说是一场基督教革命[44]。周伟驰借助曾国藩《讨粤匪檄》的部分内容和时人的观察，认为太平天国与清王朝实际上是儒教和上帝教之间的冲突，两者冲突是宗教战争的性质。事实上，“儒教”这一概念能否成立本身就有极大的讨论空间；即便这一概念成立，我们不能被宗教遮蔽，更要看到太平天国运动是对国家统治权的争夺，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周伟驰先生认为宗教学的应用推进了太平天国研究的进程，这一点毫无疑问，毕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他作为宗教学的学者，缺乏历史学的训练，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就文本讨论理念的问题。众所周知的是，讨论任何事件性质不能简单地就文本、就理念讨论。需要我们对研究对象要有深刻的认识之后才能做出较为科学且合理的论断。

第二个值得思考的地方在于基督教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周伟驰看来，太平天国运动深深地扎根于基督教的千禧年主义之中，是基督教的弥赛亚主义在世俗政治层的实施。但是这一运动过程始终与中国文化保持了密切的关联。太平天国运动存在浓厚的基督教因素，上帝教始终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灵魂；但是在太平天国建立政权后，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便体现出来。本文第三部分提及的太平天国等级制度实际上是对传统等级制度的继承，只不过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们用基督教或上帝教的相关理论重新阐释。因此本书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太平天国是启示录式的、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是基督教式的，可并不等于可以在太平天国运动与基督教之间划上等号[45]。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也非常关键，即研究某一事件或人物时要具备全球视野。本书从全球传教史的视角出发来看待太平天国运动。这样的描述突破了传统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叙述模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联系需要史料的支持以及严密的逻辑论证。笔者以为在这一方面本书第五章节部分论述有待商榷。周伟驰认为本书贡献之一在于几乎逐项找到了《资政新篇》各项建议的来源和出处（尽管在论述中周伟驰是用的是“可能的来源和出处”[46]），但也正是这一部分极易存在问题——比附色彩十分浓厚，《资政新篇》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六合丛谈》等刊物的关联程度究竟如何，这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笔者以为本书对中国近代宗教社会史研究最重要的启示是从信仰的角度理解宗教。周伟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研究领域是宗教哲学与中国基督教思想史。宗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太平天国研究者（主要是史学家）的不足。特别是本书的第三个章节和第五个章节，指出《太平天日》在写作中模仿了《启示录》以及《资政新篇》各项建议的来源及出处，反映了洪仁玕深受“基督教文明观”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把宗教还给宗教需要重点讨论太平天国中的两类对象，一类是受宗教影响的人群，另一类就是他们创作的宗教文本^[47]。但美中不足的是周伟驰却并未详细讨论受上帝教影响的普通的民众和太平军士兵，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另外，虽然上帝教在太平天国运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仍需要将上帝教与太平天国运动置于19世纪中国的社会大环境下分析，这样两者的关系及上帝教在运动中的角色才可能更符合历史的本真。

概括而言，周伟驰的《太平天国与启示录》从信仰理解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核心要素——上帝教。“把宗教还给宗教”，“从宗教看宗教”等观念的运用，从“矫枉必须过正”的视角出发对于推进太平天国相关研究有颇多益处。这也启示我们在中国近代宗教社会史研究中首先要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多阅读社会科学（非历史学）方面的书籍，其次在研究中既要关注宗教的独特性，同时也不能忽视宗教背后的文化、社会等综合性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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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春涛：《近一个世纪的太平天国研究》，夏春涛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0页。

[②]景珩，林言椒编：《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

[③]孙祚民：《判断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标准——五论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广州：《学术研究》，1981年第5期，第38页。

[④]孙克复 ,关捷：《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商榷》，沈阳：《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1期，第95页。

[⑤]王天奖：《太平天国与地主阶级——兼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郑州：《中州学刊》，1981年第1期，第122页。

[⑥]牟安世：《论太平天国运动能否称为革命》，北京：《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1期，第107页。

[⑦]王庆成著：《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⑧]夏春涛：《太平天国的宗教》，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1991年。

[⑨]夏春涛著：《太平天国宗教》，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⑩]夏春涛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第219页。

[11]陈明：《太平天国与基督教问题漫说——评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广州：《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第214页。

[12]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13]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第29页。

[14]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第30、35页。

[15]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第45页。

[16]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第54页。

[17]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第93页。

[18]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第167页。

[19]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第184页。

[20]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第189页。

[21]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第257、259、263页。

[22]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第268页。

[23]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第273页。

[24]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第273页。

[25]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第363页。

[26]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第368页。

[27]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第50页。

[28]《颁行诏书·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韩品峥，李武纬编：《太平天国印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页。

[29]叶春森：《诏书盖玺颁行论》；韩品峥，李武纬编：《太平天国印书》，第692页。

[30]夏春涛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第305页。

[31]《天朝田亩制度》，韩品峥，李武纬编：《太平天国印书》，第409页。

[32]《天父诗·第四百七十五首》，韩品峥，李武纬编：《太平天国印书》，第644页。

[33]《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韩品峥，李武纬编：《太平天国印书》，第714页。

[34]《天朝田亩制度》，韩品峥，李武纬编：《太平天国印书》，第409页。

[35]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第361页。

[36]洪仁玕：《资政新篇》；韩品峥，李武纬编：《太平天国印书》，第678页。

[37]洪仁玕：《资政新篇》；韩品峥，李武纬编：《太平天国印书》，第692页。

[38]曾国藩：《攻克钟山石垒金陵合围折》;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第7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1页。

[39]曾国藩：《攻克钟山石垒金陵合围折》;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第7册），第33页。

[40]韩品峥，李武纬编：《太平天国印书》，第694页。

[41]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第362页。

[42]洪仁玕：《资政新篇》；韩品峥，李武纬编：《太平天国印书》，第692页。

[43]王舒雅：《太平天国公文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4年。

[44]陈明：《太平天国与基督教问题漫说——评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第215页。

[45]焦玉琴：《把宗教的还给宗教：评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第168页。

[46]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第314页。

[47]焦玉琴：《把宗教的还给宗教：评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3期，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