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书店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怡乐路95号二层
出版策划人第一次见陈侗时，博尔赫斯书店刚开张，我们自然聊到博尔赫斯，而另一个就是阿兰·罗伯—格里耶———他正在酝酿大型的罗伯—格里耶出版计划，当时记得陈侗的儿子陈欢乐在书店里四处乱爬。时间在推移，欢乐长大了一些，开始将书店架上的书一本本往下扔的时候。《重现的镜子》先出来了。今天，当陈欢乐一跃而起揪住罗伯—格里耶的花白胡子时，《阿兰·罗伯—格里耶选集》出版了。
总有一本书在某个时刻某个路口等着你，像罗伯—格里耶或博尔赫斯小说中的某个侦探，准备将你引入命运莫测的迷宫。恰好，对陈侗来说，这样的“一本书”，就是罗伯—格里耶的《橡皮》或《窥视者》，或《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这几本书对整整一代中国作家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两年前，诗人李建春读过《橡皮》之后说：“怎么那么像80年代的中国‘先锋小说’？”罗伯—格里耶与博尔赫斯在中国影响的象征，或许就是曾经四易其址的博尔赫斯书店，以及此刻坐在博尔赫斯书店的这位年迈的“新小说”魔王的背影。
对于这部《罗伯—格里耶选集》，陈侗怀有初恋般的激情。罗伯—格里耶作品的不确定、不安笼罩着我们的内心和生存处境，从罗伯—格里耶精确、貌似沉默的文字和画面，我们获得想像力的快感、以及生存的意志。当陈侗的书店和出版计划屡屡处在岌岌可危、“不确定”的险境之中，似乎正是16年前的一本书《窥视者》和未来的一部更大的书《阿兰·罗伯—格里耶选集》教给他坚定。一年的某一天，博尔赫斯书店又遭劫难，成百上千册港台图书被以某个似乎正确的理由搬走。晚上，当我致电慰问，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校罗伯—格里耶。”
对比藏书家和饱学之士，我更欣赏一年只读一本书但愿不是《废都》或《中国可以说不》的人，比如，1995年陈侗坦白告诉我，这一年他只读了一本书：科塔萨尔的《跳房子》。那一年，他搞了一个纪念科塔萨尔的活动，而1994年，对他来说，那“一本书”是《与实验艺术家的谈话》（第一辑），1996年是《重现的镜子》，1997年是图森的《浴室、先生、照相机》，1998年，是《阿兰·罗伯—格里耶选集》。
特殊在于，他不但是这“一本书”的阅读者（每本读了不下10遍），还是出版人。
我宁可信奉这种少量阅读———带着狂喜和沉静的阅读———的原则，因为生命不是一个累积的过程，而是一次又一次迸发。就像人不是被生出来的，而是像萨特所说的“被抛到这个世界上”，因而你不必带着任何成见和负累———传统的、权威的、教育的、知识的———去选择。萨特小说《厌恶》中那个“自学者”要在图书馆里从A读到Z，而我们只需从中挑出一本《厌恶》就够了。
而这也是博尔赫斯书店的原则，它实际上不光是一个书店，而更像一个评论，通过淘汰来选择、提升阅读。更重要的是，它实践了一种“业余”的文化介入方式，陈侗本人并非作家，也不是翻译家，也不在出版机构工作，但他却成为实验艺术与当代法语文学眼光独到的出版家。
可以把你生命中的一本书看作奇迹，马拉美说：“所有的书都是一本书。”或者，一本书就是一次艳遇，甚至爱情。博尔赫斯写下这样的诗句：我踏上过很多片土地／见过一个女人和两三个男人／我爱过一位高傲的白人姑娘／她有着拉丁美洲的宁静。
对我来说，这样的诗句、这样的书就是奇迹。而奇迹是很少发生的，你的一生其实只见过“一个女人和两三个男人”，而你真正读过的书，其实也只有那么几本。
对陈侗来说，是玛格利特·杜拉，是阿兰·罗伯—格里耶和博尔赫斯，对我来说，或许是写《我的一生》的博尔赫斯，写《香蕉鱼的好日子》的塞林格，写《都柏林人》的乔伊斯……
而你，你在哪儿、在什么时候与那一本书相逢？或许，去年，在马里昂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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