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书店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怡乐路95号二层
出版策划人第一次见陈侗时,博尔赫斯书店刚开张,我们自然聊到博尔赫斯,而另一个就是阿兰·罗伯—格里耶———他正在酝酿大型的罗伯—格里耶出版计划,当时记得陈侗的儿子陈欢乐在书店里四处乱爬。时间在推移,欢乐长大了一些,开始将书店架上的书一本本往下扔的时候。《重现的镜子》先出来了。今天,当陈欢乐一跃而起揪住罗伯—格里耶的花白胡子时,《阿兰·罗伯—格里耶选集》出版了。
总有一本书在某个时刻某个路口等着你,像罗伯—格里耶或博尔赫斯小说中的某个侦探,准备将你引入命运莫测的迷宫。恰好,对陈侗来说,这样的“一本书”,就是罗伯—格里耶的《橡皮》或《窥视者》,或《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这几本书对整整一代中国作家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两年前,诗人李建春读过《橡皮》之后说:“怎么那么像80年代的中国‘先锋小说’?”罗伯—格里耶与博尔赫斯在中国影响的象征,或许就是曾经四易其址的博尔赫斯书店,以及此刻坐在博尔赫斯书店的这位年迈的“新小说”魔王的背影。
对于这部《罗伯—格里耶选集》,陈侗怀有初恋般的激情。罗伯—格里耶作品的不确定、不安笼罩着我们的内心和生存处境,从罗伯—格里耶精确、貌似沉默的文字和画面,我们获得想像力的快感、以及生存的意志。当陈侗的书店和出版计划屡屡处在岌岌可危、“不确定”的险境之中,似乎正是16年前的一本书《窥视者》和未来的一部更大的书《阿兰·罗伯—格里耶选集》教给他坚定。一年的某一天,博尔赫斯书店又遭劫难,成百上千册港台图书被以某个似乎正确的理由搬走。晚上,当我致电慰问,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校罗伯—格里耶。”
对比藏书家和饱学之士,我更欣赏一年只读一本书但愿不是《废都》或《中国可以说不》的人,比如,1995年陈侗坦白告诉我,这一年他只读了一本书:科塔萨尔的《跳房子》。那一年,他搞了一个纪念科塔萨尔的活动,而1994年,对他来说,那“一本书”是《与实验艺术家的谈话》(第一辑),1996年是《重现的镜子》,1997年是图森的《浴室、先生、照相机》,1998年,是《阿兰·罗伯—格里耶选集》。
特殊在于,他不但是这“一本书”的阅读者(每本读了不下10遍),还是出版人。
我宁可信奉这种少量阅读———带着狂喜和沉静的阅读———的原则,因为生命不是一个累积的过程,而是一次又一次迸发。就像人不是被生出来的,而是像萨特所说的“被抛到这个世界上”,因而你不必带着任何成见和负累———传统的、权威的、教育的、知识的———去选择。萨特小说《厌恶》中那个“自学者”要在图书馆里从A读到Z,而我们只需从中挑出一本《厌恶》就够了。
而这也是博尔赫斯书店的原则,它实际上不光是一个书店,而更像一个评论,通过淘汰来选择、提升阅读。更重要的是,它实践了一种“业余”的文化介入方式,陈侗本人并非作家,也不是翻译家,也不在出版机构工作,但他却成为实验艺术与当代法语文学眼光独到的出版家。
可以把你生命中的一本书看作奇迹,马拉美说:“所有的书都是一本书。”或者,一本书就是一次艳遇,甚至爱情。博尔赫斯写下这样的诗句:我踏上过很多片土地/见过一个女人和两三个男人/我爱过一位高傲的白人姑娘/她有着拉丁美洲的宁静。
对我来说,这样的诗句、这样的书就是奇迹。而奇迹是很少发生的,你的一生其实只见过“一个女人和两三个男人”,而你真正读过的书,其实也只有那么几本。
对陈侗来说,是玛格利特·杜拉,是阿兰·罗伯—格里耶和博尔赫斯,对我来说,或许是写《我的一生》的博尔赫斯,写《香蕉鱼的好日子》的塞林格,写《都柏林人》的乔伊斯……
而你,你在哪儿、在什么时候与那一本书相逢?或许,去年,在马里昂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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