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雨小记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如此解释：“雨，水从云下也。一像天，冂像云，水零其间也。”云气升腾，云中生雨，本来是寻常的自然景象，但人们心里却为之充满无穷诗意。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蕴中，人生有十大雅事：焚香、品茗、听雨、抚琴、对弈、酌酒、莳花、读书、候月、寻幽。其中，古人听雨用心至极，雨声通心声，历代文人骚客因此写下了数不胜数的有关听雨的优美诗词。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有个名曰“喜雨斋”的书房，足见东坡先生对雨之钟情。到了现代，民国大文人周作人反其道而行，把自己的书房取名“苦雨斋”，称自己为“苦雨翁”。1924年7月17日，这个“苦雨翁”在自己的“苦雨斋”里，给正往西安旅行的北平《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写了封书信，这就是后来成为现代散文经典名篇的《苦雨》。周作人一下笔就写道：“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长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许多佳趣……”
写《苦雨》的周作人，曾在1920年4月7日的日记中，明确无误地记下过简短的一句话：毛泽东君来访。著名学者、散文家张中行曾撰文描述过周作人的为人：“在北京大学，他以态度温和著名，访者不拒，客气接待，对坐在椅子上，不忙不迫，细声微笑地谈闲话，是苦雨斋的惯例。”这样看来，1920年的时候，北大图书馆馆员毛泽东拜访周作人，两人肯定也有说有笑地聊过天。又据李大钊先生的女婿贾芝回忆：1940年，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及弟弟李光华从北平去延安，周作人曾委托她向毛润之问好。此事大概可以佐证，周作人确实曾经与毛泽东相互熟悉。到了1950年，窘迫的周作人曾给毛泽东写过信。这封信到了头牌大秘胡乔木那里，胡乔木拟具了一个意见，说现在周作人从事一些翻译，建议让他继续译书，给他一些津贴维持生活。毛泽东大笔一挥，写下“照办”二字。有了主席的亲笔批示，人民文学出版社每个月就给周作人200元生活费，1960年以后钱不够用了，又给到每月400元。那个年代，每月400元收入不是个小数。当然，比起周作人曾经的稿费收入，那就不值一提。不过，由此不难揣测，其实伟人是以无比宽宏大量的胸怀，认可旧识周作人的学识才华和对新文化运动曾有过的贡献，对这个著名的“文化汉奸”也算是网开一面，没有赶尽杀绝，给了周作人一条生路。
1924年的周作人在《苦雨》中还写道：“ 我住在北京，遇见这几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难过。北京向来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构造，于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实垛砖墙，大抵只用泥墙抹灰敷衍了事。近来天气转变，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两方面的建筑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后园的西墙淋坍，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来摸索北房的铁丝窗，从次日起赶紧邀了七八位匠人，费两天工夫，从头改筑，已经成功十分八九，总算可以高枕而卧，前夜的雨却又将门口的南墙冲倒二三丈之谱。”读这些娓娓道来的文字，可以清楚看出，早些年的北京城大户人家，同样也经不住大雨冲刷。
借物咏怀向来是中国文人的传统笔法，写苦雨并不单单是周作人的专利，早在唐宋时期，就有不少诗人如刘猛、陆游、王安石等等，为后世留下过吟咏苦雨的诗篇。不过，更让我感慨的是，今日再读周作人的文章，再回望他的人生经历与结局，确实是“苦雨”与其人其文浑然一体。时代的凄风苦雨，沉重而无情地飘打在他身上，湿浊了他的里里外外，周身的污浊，最终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雨是滋养万物的生命源泉。天下苍生待霖雨，要是长期不下雨，那会旱魃肆虐，焦金流石；倘若雨少了，难免水流奄奄，赤地千里；不过雨太大太多更不行，极易洪水泛滥，遭致灭顶之灾。人间需要的，实在是风调雨顺，年登岁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
有人说，年少听雨，不觉雨声；壮年听雨，身在其中；垂暮听雨，心已在物外。但是，这几天大地微凉，立秋在望大雨滂沱，风潇雨晦，谁还能有闲情逸致听雨？不停息的嘈嘈雨声，让人尤其担忧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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