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14日上午11点多，班车行驶了四十多个小时后，终于在深圳松岗长途汽车站停了。我站在这个陌生的车站广场，望着这座陌生的城市，川流不息的人群，花花绿绿地从我面前匆匆地闪过。一切都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往事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反复的回放。
大姐一手抱着孩子，一手举起招来一辆摩托车。她见我还在发愣，喊我拿上行李，和她一起打“摩的”走。上车我才反应过来，她把这摩托车叫“摩的”，更让我心惊肉跳的是，摩的师傅魔鬼一般的车技，我们一连闯过几个红灯，在各种车辆缝隙中穿梭甚至逆行。好几次感觉腿马上就要撞上旁边的大货车，我吓得差点就要叫出声来，还好大嫂在后面及时扶一下我的背，令我镇定不少。
我们在松岗燕川＂昌群木器厂”外面下车，我跳下来不顾两腿发麻，赶紧摸贴身口袋里的钱，大姐却抢先已经付了5元钱。正是下班吃饭时间，一些吃饭快的员工们三三两两的，大都蹲在厂房的外围墙根下抽烟。
大姐抱着孩子走上前去，对着一个年龄大点的员工说，麻烦帮忙叫一下你们方厂长，他家里有人找。这个员工很是客气，说他去给喊喊，他们干部还在吃饭。我赶紧掏出包2元钱买的家乡烟，给他们几人每人发了一支说：“谢谢，谢谢！”
大姐却转头对我说了一句让我目瞪口呆的话：“小张，等下你自己进去就好，我还有别的事，就不陪你进去了！”
那时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完全不理解大姐和我一路历尽艰难，为何到了深圳却不和丈夫相见。我人生地不熟，打心底信任大姐，却并不知道她究竟有什么事。就在我愣神间，只见大姐挎起包，抱着孩子极熟悉地走进旁边的巷子，不见了。
食堂就在大门旁边，不一会那员工就喊了一个人出来。这人也就四十岁左右，中等个，从气质形象上一看就能看出是个管理人员。他走到我面前很诧异，问我找谁？我告诉他我是湖北南康的，他家属介绍我来这里找他的。我悄悄留了个心眼，并没有告诉他家属其实也一起来了，事后证明我实在是多此一举。
他“哦”了一声说我们是老乡，继而又问我找他何事。我说想在这里打工，希望方厂长能帮下忙。他的反应很冷淡，说下午厂里不面试，要等明天上午再和人事部说说。他说完就转头准备朝回走，这结果令我感到既兴奋又失望。
他走了两步又回头问我晚上住哪里，我说等会去外面找，他这时颇有些吃惊，说那可不行，没进厂没有厂牌也没暂住证是不能随便乱走的。他告诉我，这情况如果是遇到村治安队还好说，但不幸遇到其他治安队会很麻烦，搞的不好会被拘留，送到樟木头或者遣送走。还得交罚款，一般就得400到800元！
大热天我被方厂长吓了一身冷汗，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深圳，没挣到钱还要家里拿这么多钱来领我回家，那真是要天塌地陷了！他看出我的窘境，便带我穿过工业区，在一片高楼房居民区的背后，有一片低矮的民房。他在其中一间门口停下，掏钥匙打开门，让我进去先去住一晚，明天来面试后就办厂牌。
临走前他将钥匙给我，让我随便用这里的锅灶，并叮嘱我不可走远，就在对门买点面条和鸡蛋之类的煮两顿，明天八点带上行李去厂里找保安。最后又补充一句，进厂要带身份证，两张登记照片和50元押金。
我怯生生告诉他照片和身份证都有，但50元钱押金可不可以先欠着？说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几乎有些不相信，停顿了有几秒后说他再给人事说下，50元押金先不交，上班后从工资里扣。
方厂长出门后，我对着他的背影几乎流下眼泪。如此大恩，我此生都不知该如何报答，虽是老乡，但我们几乎素昧平生。如果没有遇到他们夫妇，我的深圳之行基本就终于此刻了。住处，押金，暂住证，任意一个，都是压垮我的稻草。我很是为自己冲动南下的决定后怕，真要两眼一抹黑来了，后果不堪设想。
只是他们夫妇都挺奇怪，大姐似乎只是为了把我送到厂门口，自己并无进厂打算。方厂长亦从不问及家属情况，譬如家属在哪里，我们如何认识，我如何被介绍之类。不久之后，我所有的疑问将得到解答，而那时，他们夫妻俩各自对我的帮助，却都变成了两把刀，扎在我内心深处，令我为难万分。
我按方厂长嘱咐，在对面士多店买了一斤面条，十个鸡蛋和一包盐。顺便向老板打听了一下附近情况：这里是深圳的宝安区，在“关外”不要“边防证”，但“暂住证”查得很严。如果要想到市区必须要办“边防证”进关才行。现在基本上各省都在深圳关内设了“办事处”，湖北有一个“湖北大厦”，可以办各种证件。燕川村就一个邮政“代办所”，一般服务到晚上九点。可以发信送信，可以向外地汇款，但不能取款，取钱得到松岗镇邮电分局。
听说村里便可寄信到外地，令我颇为心安。若发信还需到镇上，别说来回10元摩的钱，仅方厂长口中的“治安仔”。便已是我逃不过的劫。聊完我遂在老板那里买了十张邮票，十个信封，又花了20元。
方厂长的住处极为简陋，里屋一张床上仅铺一张旧凉席。简单煮完面条吃饱，我准备穿着秋衣秋裤睡觉，却见床头书桌上留了几张旧报纸。我将一张《深圳晚报》和一张《深圳法制报》从头看到尾，在《深圳晚报》上发现一则征文启事——“深大电信公司成立十五周年有奖征文”，要求小说、散文、记叙文、笑话幽默，只要是与电话有关的都行。
1994年6月4日，我曾在《襄阳日报》上发表过一则幽默《坐电话去追》，遂起身拿出稿纸，凭记忆改写，按照晚报上的地址写好信封，贴一张8分钱的邮票。我又想到96年发表在《襄阳公安交通报》上的“杂谈”《警惕色情贿赂》，且《公安交通报》是内部报纸，《深圳法制报》是公开发行的，不算一稿多投。两封投稿信完成，已经晚上十一点，我合衣躺在凉席上，度过了我深圳人生的第一夜。
15号的早上七点半，我提着旧蛇皮袋到厂门口等方厂长。他八点准时出来，先在门卫窗口抽出一张纸卡，在墙上那个小机器里打了一个圆点，回头告诉我还要等一阵，早会开完才有人出来带我。
我一直在门口焦急地等到九点钟，终于出来一个美女，带着我进了厂区。 “人事部”其实就在保安室旁边第三个门，美女让我填完一张表格，面无表情地递给我考勤纸卡和贴着照片的“厂牌”，像机关工作人员宣读文件一样，告诉我上下班打卡注意事项。
最后她拿出一张二寸见方的硬纸卡片，写上我的名字后甩给我。我一看是“饭卡”，正面写着我的名字和车间，背面是31个方格，每个格里印上了“早中晚”三字。1号至15号的中餐都已经被划掉了，这就说明我今天中午也不能在食堂吃饭，只有下午上了班晚上才有饭吃。确认我明白所有卡片的用途之后，美女让我下午一点来上班，直接到“拼板车间”找班长。
走出厂门才十点钟，我先找到那家邮政“代办所”，把两封稿件寄走。当我走回到方厂长出租屋时，却猛然看到大姐正抱着孩子站在门前。我又惊又喜，急忙问她昨天下午去了哪里，这么久才回来？
大姐却说出一番石破天惊的话来，原来她此番南下并非探亲，而是收到了方厂长的离婚协议，专程来兴师问罪。因为方厂长在这里如鱼得水，早已觅得新欢，准备抛弃她娘俩。这一意外情况惊得我呆立原地，半晌回不过神来。
大姐红着眼圈说，他在厂里有专门宿舍，还在这里租了这房子，你应该知道为何了吧？说毕朝我伸出手，让我将钥匙给她。瞬间变故令我措手不及，我内心激烈斗争痛苦挣扎，久久做不出决定。
最后我安慰自己，方厂长念及乡情，昨日今日都对我照顾有加，且日后工作还多仰仗于他。而大姐，我们萍水相逢且我先有恩于她，她带我到燕川，就算作报恩吧。一边这样想着，我一边痛苦地后退。
大姐似乎明白了什么，脸上涌起无限悲伤，眼圈红红地看着我，和她几年之后，带着人来罗湖救助我时，脸上的表情一模一样。
(本文作者：张爱民，湖北省谷城县人，襄阳市作家协会会员、谷城作家协会会员、华文原创小说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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