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夷之碑”为何被推为“汉晋正传”?从文化角度看《爨龙颜碑》
《爨龙颜碑》，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侯爨使君之碑》。南朝宋大明二年（458年）立。碑高338厘米，上宽135厘米，下宽146厘米，厚25厘米。碑额呈半圆形，楷书。碑阳24行，每行45字，共904字，碑阴刻识官职3列，上列15行，中列17行，下列16行。此碑现存于云南省曲靖地区陆良县城东南十四公里薛官堡（旧称贞元堡）斗阁寺大殿内。1963年，被国务院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拔专款对原碑室进行了维修。1986年又将碑移至大殿内，对此碑进行了重点保护。《爨龙颜碑》因形制较大，俗称“大爨”，它与“小爨”（《爨宝子碑》）同出云南，堪称“姊妹碑”。此碑字体方正，朴拙奇绝，气魄雄浑，势出天妙，为书法家和金石学家所推崇。阮元称其为“汉晋正传”“云南第一古石”。康有为将之列为“神品”“当为隶楷极则”。《爨龙颜碑》在元代即被发现，元大德五年（1301年），李京在《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中曾著录此碑。明天顺五年（1461年）所编《明一统志》卷八七《曲靖军民府》有“南北朝爨龙颜”，注云：“南宁州同乐县人，仕宋，累官龙骧将军、镇蛮校尉、宁州刺史、封邛都县侯。有碑在故纳河县西三十里。”明万历四年（1576年）李元阳《云南通志》亦有记载。清道光七年（1827年），云贵总督阮元于陆良贞元堡访得此碑，遂命知州张浩建亭保护，并在碑左侧书刻跋语云：“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宝护之。”从此，此碑得显于世。《爨龙颜碑》词采富丽，句法生动，文情丰赡，体现出南中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儒家文化底蕴和文学修养。碑文叙述了爨氏渊源、爨龙颜祖辈履历和爨龙颜的生平事迹。杨守敬《平碑记》云：“绝用隶法，极其变化，虽亦兼折刀之笔，而温淳尔雅，绝无寒乞之态。”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爨龙颜》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爨龙颜》与《灵庙》碑阴同体，浑金璞玉，皆师元常，实承中郎之正统。”，并有绝句“铁石纵横体势奇，相斯笔法孰传之。汉经以后音尘绝，惟有龙颜第一碑。”二、《爨龙颜碑》从“蛮夷之碑”到“汉晋正传”的历史文化因素关于爨氏家族的来历，碑文有“其先民则高阳颛顼之玄胄，才子祝融之眇胤”说法，说爨氏本是颛顼、祝融之后人，用“子文铭德于《春秋》，斑（班）朗绍纵于季叶”、“班彪删定《汉记》，班固述修《道训》”、“菜（采）邑于爨，因氏族焉”，说自家是楚令尹子文之后，受姓班氏，班彪、班固为自家先人，因采邑于爨地，故以“爨”为族名。但考之史传，并无只言提及班氏采邑于爨这事，当是附会之言。真正有史可据的是碑文中“乃祖肃，魏尚书仆射、河南尹”一说，《通志》有“爨氏望出晋昌，后汉河南尹爨肃”的记述，与碑文所述吻合。另外，“西爨自云本安邑人”的说法也与“禹都于安邑”相吻合。所以，爨氏祖上本为汉人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爨氏在南中的发家始于爨习。诸葛亮南征重用大姓，“收其俊杰为官属，习官至领军。”其后，南中大姓在争强中逐步失利，爨氏遂独霸一方。从永和三年（347年）至大同三年（537年），历经晋、宋、齐、梁四朝，正是爨氏势力最盛、据地称雄的二百年。爨龙颜正是爨氏势力鼎盛之时的杰出代表。爨龙颜之所以记载极少，据学者考证，因爨氏虽“向义中州”，但实质独霸西南一隅。遍布史册的记载，爨氏尽是屡反屡叛的“斑斑劣迹”，从中原来看，爨氏有着汉夷混融的身份、剽悍狡诈的习性、屡反屡叛的历史，故不为史家所正视。为什么《爨龙颜碑》在千年之后扬名天下，被誉为“汉晋正传”呢？这要从此碑所蕴含的汉文化因素和发现时的历史背景来考述。首先，《爨龙颜碑》碑制体现了明显汉制特点。《爨龙颜碑》为长方形，碑首呈半圆形，碑额的下部中央有一“穿孔”，穿孔的左上角有一浮雕青龙，右上角有一浮雕白虎，青龙和白虎之间有一浮雕朱雀，穿孔的左边有一圆形浮雕，其中刻绘有三足乌，右边有一圆形浮雕，其中刻绘有蟾蜍，穿孔上边中央刻有题额“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爨使君之碑”24字。《爨龙颜碑》立于南北朝时期，但碑制却保持着汉制的古老面貌，殊为罕见。其次，碑文文辞富丽优美，音韵铿锵古雅，承袭了六朝骈体文的风韵，体现了汉文化影响的深远。碑文中熟练地运用了不少儒家典故。例如强调爨龙颜的秀才出身，说他“敷陈五教”“绸缪七经”，“凤翔京邑，曾闵比踪”，说他才华超群，扬名京城，孝行能够与曾参、闵损比肩。“温良冲挹，在家必闻”引用了《论语·颜渊》“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的典故，说他温厚辞让，冲淡平和，像德行统一而不务虚名的颜渊，颇合大雅谦虚之道等。同时，碑文还向朝廷表白了忠诚之意。如“君素怀慷慨，志存远御，万里归阙，除散骑侍郞，进无烋容，退无愠色，忠诚简于帝心，芳风宣于天邑。”这是说爨龙颜忠心耿耿，不辞万里到京城觐见，又说希望自己的忠诚让皇帝知晓，随后又表白即使“扬名四外”，但终不会忘“恩沾华裔”之本和五教七经的教诲，一定会秉承忠诚谦逊的儒家之道。这些都是在向朝廷表白忠诚之意。总之，《爨龙颜碑》内容上依照了儒家的理想和标准，文体、写法上也与中原碑铭文学一脉相承，展现了朴茂渊雅、古藻缤纷的传统艺术风格。书法上，“二爨碑”字体生动展示了隶书向楷书演变的历史进程。桂馥称其为“正书，兼有隶法，饶有朴拙之趣”，袁文揆言其“有魏晋风规”，陆耀遹论“此碑足冠六诏诸碑”，康有为赞其“下笔如昆刀削玉，但见浑美”，认为“汉经以后音尘绝，惟有龙颜第一碑。”均评价极高。自从唐太宗把“二王”法帖定为书法正宗，其后宋、元、明、清帖学大盛，乃至于“一家掩南北”，但带来了模拟、实用之风盛行的弊端，把法帖的艺术生命推向了狭隘、衰竭的境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阮元提出了师法汉碑，说“非隶书不足以被丰碑而凿贞石”，把汉隶视为书法正体和最高典范。其核心是倡导客观地研习儒家经书、学习汉人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目的是纠正宋明理学的虚妄之弊。《爨龙颜碑》受到调度赞赏和推举的原因，正是因为它不事雕琢、朴拙浑厚的审美风格，符合了阮元的审美眼光及当时在汉学思潮影响下流行的审美取向。阮元任云贵总督的十年（1826-1835年）正是云南局势极为动荡、经济衰退严重、民族矛盾尖锐、边境变乱频仍的十年。政治上，“改土归流”政策造成了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经济上，盐政、铜政两大经济资源枯竭又官府豪夺，走向衰落；民族关系上，少数民族众多，夷汉之间、夷人之间矛盾重重，纷争不断。当阮元发现《爨龙颜碑》，看到那古朴浑厚的书法，读到“志存远御，万里归阙”“忠诚简于帝心，芳风宣于天邑”的典雅文字和“向义中州”的忠心表白，怎么可能会无动于衷？对该碑的推举显然是基于当时云南现实背景下的有感而发。可以说，阮元对《爨龙颜碑》的推举既是对书法审美风格的欣赏，也是对“向义中州”精神的触动。 李瑞清 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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