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机会向别人说起个人经历，临近结束总免不了再次强调“知青”——像是画蛇添足，其实是内心的隐密作祟。知识青年，多么美好的称谓啊，青年的前面还有“知识”，蕴涵丰富，有文化、有理想、风华正茂、指点江山，令人想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我们这代人不过是浪得虚名，文革中成了红卫兵，在革命、造反或是消遥中度过了两年多，随后就下乡插队。上海知青陈丹青是功成名就的大画家，多次亮出自己小学毕业的学历。我把他的直白，视作代表我辈的宣示，坦诚而又不乏悲愤。
我们是“老三届”中书读得最少的，六八届初中生，中学读了一年，论学历只能算高小。毕业时年龄大多是十六岁，小的只有十四五岁，属无知少年，离“知识青年”的说法差距甚远。问题是知识的种子已经播下，文化的幼苗与还在发育的身体共同成长。在带去乡下的那只老旧樟木箱里，除了简单的衣物，我还装进了许多书，其中有兄长的珍藏，也有些来路不明、运动期间用各种方式搞到手的宝贝。诸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拉》、高尔基的《童年》、《我的大学》，凡尔纳的《神密岛》，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海》，屠格涅夫的《初恋》，雨果的《九三年》、拜伦的《堂璜》、妥斯陀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还有《普希金文集》，《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以及贺敬之、郭小川、袁鹰、扬朔、流沙河、严阵、闻捷的散文和诗歌等等。至于为什么都是文学书籍而没有其它，应该是偶然，当然也带有必然。说偶然是身边只有这些书，假如还有理工、科普方面的书，肯定也会捎上一些。说必然是因为天性，在文学作品中找到了寄托与慰藉。
我们插队的村子有一个有好听的名字——枫溪，当地人却叫做“枫树坑”。尽管村里没有一棵像样的枫树，也没有清澈、弯曲的溪流，我们总是“枫溪”、“枫溪”的叫，嘴巴里的感觉也就有了几分甘甜。刚插队的时候，我们五男五女住进了一幢砖木结构的老屋，家人般的度过了一段“集体户”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没多久就解体了。搬出去的女知青很会过日子，细水长流，油盐柴米从不见断档，菜地上也是长势良好。我们几个男知青可就惨了，主要是没菜吃，有酱油拌饭就算得上奢侈，时常处于吃了上顿愁下顿的状态。我带下乡的书籍，成了另一种食粮，只要有人读完了一本，囫囵吞枣也好，浅尝辄止也罢，总是会找人述说，有时也高谈资源阔论，与其说是炫耀、卖弄，不如说是取暖。
我们“集体户”的班长是一位男知青，有一次回南昌，借去了一本《外国短篇小说集》。回来后没有归还，说是在火车上看的时候，被一位穿制服的乘警发现，走过来看了看封面，随即就没收了，还一再警告不准看这些封资修的玩艺儿，没把他逮走就算是便宜他了……我顿时就吓住了，连惋惜都顾不上，为以前没遇上类似的事情深感庆幸，并决定吸取教训，绝不在火车上看书。还是这位知青班长，他不仅对我的书有兴趣，还不知从哪弄来了一本《外国民歌200首》，小开本，比新华字典大不了多少。他乐感不错，嗓子也好，在他的引领下，我们几位男知青学会了不少遭禁的歌曲，既抒情又伤感。比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红莓花开》、《红河谷》之类。那首在全国知青中广为流传的《南京之恋》，好像也是他率先唱起来的。
外村的知青听说我有不少书，专程跑来借书的也有。蛟湖大队一位与我只有一面之交的男知青，翻山越岭，来回走了四五十里路，借走了《静静的顿河》。还书是在几个月之后，又走了四五十里。书已经面目全非，全散开了，皱巴巴的像一叠手纸。他带着歉意解释，不小心把书掉进了水塘，晾干后还用石头压了几天。我无话可说，比起有借不还的另外几位来，他已经够得上诚信了。
关于书的小故事不少，印象最深刻的恐怕还是“撕书”那件事。刚下乡不久，有一次某女知青烧饭时点不着松毛，她起身走进厨房边上我们男知青的房间，随手抓起一本书撕下几页，拿去当引火之用。我来不及阻止，只能在一旁万分惊谔地嚷嚷。只见她小辫子一甩，昂头直视，嘴里振振有词，认为这些书就是该撕、该烧——我记得很清楚，这是杨朔文革前出的一本散文集，唱的都是赞歌。我瞬间就不生气了，她不问青红皂白的举动，也不知让哪本经典名著逃过了一劫。
普希金的几个短篇小说我读了几遍，最喜欢的还是一首短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也许是激动过度、急于找人分享，鬼使神差，我把这首诗寄给了插队在其它公社的一位女同学，顺带写了几句读后感。信封右下方没有落款地址，而是颇为神密的“内详”二字。我同她没有任何交往，一句话都没说过，充其量也就是在学校多看了几眼。煎熬般的等待过去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本属两个人的秘密，不知怎么的，竟然在同学之间传开，引来非议和讪笑，迟来的反馈也就浮出了水面。我羞愧难当，不是想打个洞钻进去，而是恨不得在这个世界永远消失。一个喜好读诗、遐想的少年，落入如此不堪的境地，可归咎于那个荒谬的时代，那个时代的荒谬。若要追究的话，自然是诗的罪过，只能怪罪那首《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怪罪写诗的普希金。
大概是下乡插队的第二个年头，我开始写诗，都是关于爱情，而且有的放矢。标的前后有两位，一位是外公社的南昌知青，另一位是本公社外大队的樟树知青。诗写得很烂，但绝对的纯情演绎，写了八一公园的九曲桥，写了孺子路昏暗灯光下的徘徊，还写了赣江上的拖船、四特酒厂周边浓郁的酒香。不是多情，更谈不上滥情，是少年在心中搭建了一座圣殿，用以供奉女神。女神是谁无所谓，重要的是打造过程。凝聚所有的期待和情思，再添加些许惆怅、伤感，也就为随意的一瞥赋予了深意，普通的交往幻化成可歌可泣……一道插队在枫溪的有五位女知青，为什么没有选定其中的任何一位？至今我也没想得太明白，不可能那时候就会懂得“距离生美”，更不可能为后来的“兔子不吃窝边草”进行某种实验或预演。
在我早年的意识中，知识与读书、写作是划等号的，几乎就是孪生兄弟。我带着对知识的渴求走近了文学，文学也让我开阔了眼界，涉猎了诸多人文学科。客观地说，我学得并不好，底子薄，根基浅，始终没有多大长进。浅尝辄止。不甚了了，不过是瞎子摸象罢了。在早年一篇名为《孤儿院》的文章中，我可怜兮兮地写道：“文学不要我，文化不要我，思想不要我，深刻不要我，崇高不要我……我远离我渴望的领地，就是在边缘地带也难以找到容身之处。”
我在乡下呆了三年，随后就上调进了一家大型钢铁厂，在一个最艰苦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十三年。身处底层，我没有放弃，写了不少讴歌炉火、烈焰和钢花的文字，向厂内厂外的报刊投稿，偶见铅字，犹如天上掉下馅饼。厂里有一所职工大学，颁发国家承认的大专文凭，从那宽阔的门庭前路过时，我只能站在“闲人勿入”的告示旁，探头朝里面瞅上几眼，一级一级的台阶如同天梯。当一名大学生，我不是不想，是不敢。与当时的处境相比，简直就是水火不容，阴阳两隔。二十年之后，我做了厂里报社的总编，统领几十号编辑、记者加上一个印刷厂，后来又做了这所大学的校长，才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十几年前去过一次澳大利亚的大堡礁，站在一座山头上，俯瞰浩淼的海面，那像蓝又像縁的色彩洁净、剔透，消失在远处的一派氤氲之中。还有悬崖，还有峭壁，神工鬼斧，全是大自然的杰作。我感到了一种难言的震撼，疲惫和懈怠已经不知去向。温柔与恢宏，精巧与粗砺，优美与崇高，靓丽与深邃，全都交织在一道……我脱口说了一句，“不走了，就死在这里算了。”本是戏言，后来想想也未必，不动脑筋的即兴抒发，也许离心灵更近。
我看好这样的意境，精神世界辽阔、壮美的疆域。有点熟悉，更多的还是向往。这是一种融入，一种化为一体、抵达永恒的渴望，类似于面对知识的海洋，面对一座座文化的丰碑，面对千百年来人类的创造。当年的知青现在都老了，我不想用“活到老学到老”励志，只是学一点是一点，学多少是多少，把学习、思考以及在电脑前敲打点什么，当作日复一日的常态。不全是秉性难移，也是出于为“知青”正名的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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