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内容:审判琐记:聊聊法官手里的那部移动式“固定电话”】
前些天新收了一件离婚纠纷,简单看了看卷,觉得原、被告的名字似曾相识,查了一下关联案件,果然,是我之前审理过的案子。
原告第一次起诉是在2018年,原告是男方,本地人,被告老家在东北。原告说双方婚后感情不太好,很快就分居了,原告多年来不找不问,觉得自己过也挺好。现在事到临头了到法院起诉要求与被告离婚,然而对于被告现在的情况却一问三不知。
被告是外地户籍,查本市的社保,没有她的任何信息,去户籍中心查她的户籍信息,无法提供同户籍人员和她本人登记的联系方式,向户籍地邮寄副本,查无此人被退回。正巧庭里好几位同事都有需要去东北找人的案子,橙子作为东北人自是责无旁贷,带着一位助理吉林市、哈尔滨市、长春市跑了一圈(参见审判琐记: 千里寻人为送钱!),同事的案子都有了眉目,唯独自己的这件案子,到了户籍地所在派出所查询,被告没有登记联系方式,当地的警察说被告一家人目前都不在户籍地居住,无功而返。
回来后公告送达,经审理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现在原告再次起诉,案子又分给了我,倒是挺有缘分,所谓老马识途,我对助理说先向户籍地邮寄副本,退回的话公告送达,如果条件成熟这回就判离吧。
本来向被告户籍地邮寄副本纯属例行程序,结果没想到被告的哥哥签收了,没几天被告打来电话,询问诉讼的情况。我和被告通话时介绍了上次诉讼的送达情况,特意问了问为什么被告这回在户籍地居住了?她说本来只打算春节回来住几天,没想到因为疫情被困在了当地,外地的经济也不景气,所以干脆就在老家多住了一段时间,正好收到了法院邮寄的副本。
这么说起来,这回能顺利送达,还真的和疫情有直接的关系啊。
无独有偶,橙子在疫情期间翻阅《人民法院报》时,也能看到类似的新闻:
例如这篇新闻,讲的就是浙江省的法官们在防控一线执勤时,或是得到了当事人的信息,或是巧遇被执行人的车辆,甚至是发现隔离人员就是被执行人,因为得以顺利送达或是执结一批难案。
再比如这篇新闻,也是浙江的法院,干警利用疫情期间人员普遍居家的特点,委托网格员查找到一名长期未找到的被执行人,成功执结案件。
送达难是法院审判的老大难问题了,长期未得到有效的解决,为什么在疫情期间反而送达更加方便高效了呢?我觉得有三个原因:
一是疫情期间,由于各项隔离管控措施的采取,很人都返回了户籍地长期居住,这样不仅降低了人员的流动性,也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人户分离现象的发生,大大有利于送达工作的开展。
二是以往送达时不仅法官不了解当事人的情况,基层组织也对本辖区人员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送达的效率大为降低。疫情期间,全国各地的基层组织对本辖区人员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排查,对人员的掌控力度空前增强,对法院送达助力较多,第二个案例就是法院借助网格员和健康码的信息找到了被执行人。
三是疫情期间大量法院干警下沉到辖区开展防疫工作,加深了干警对本辖区的了解,密切了干警和辖区居民的接触,这同样有利于送达。
这一点橙子也是颇有体会的,橙子是外地人,本来就对本地居民了解不够,日常生活中与辖区联系也不紧密。疫情期间先是下沉到社区执勤,后来又去协助复工复产,虽然有些辛苦,但也确实让我去了很多之前没去过的社区,了解了很多自己之前不了解的社情民意,对于今后开展审判工作,也确实是很有帮助的。
疫情已经缓和,法院的工作也逐步回到正轨,但是疫情期间送达工作的经验和做法,对于今后更好的开展好送达乃至审判工作,都是有借鉴意义的,衷心希望送达难问题的解决,能够快一点,再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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