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内容：审判琐记：聊聊法官手里的那部移动式“固定电话”】
前些天新收了一件离婚纠纷，简单看了看卷，觉得原、被告的名字似曾相识，查了一下关联案件，果然，是我之前审理过的案子。
原告第一次起诉是在2018年，原告是男方，本地人，被告老家在东北。原告说双方婚后感情不太好，很快就分居了，原告多年来不找不问，觉得自己过也挺好。现在事到临头了到法院起诉要求与被告离婚，然而对于被告现在的情况却一问三不知。
被告是外地户籍，查本市的社保，没有她的任何信息，去户籍中心查她的户籍信息，无法提供同户籍人员和她本人登记的联系方式，向户籍地邮寄副本，查无此人被退回。正巧庭里好几位同事都有需要去东北找人的案子，橙子作为东北人自是责无旁贷，带着一位助理吉林市、哈尔滨市、长春市跑了一圈（参见审判琐记: 千里寻人为送钱！），同事的案子都有了眉目，唯独自己的这件案子，到了户籍地所在派出所查询，被告没有登记联系方式，当地的警察说被告一家人目前都不在户籍地居住，无功而返。
回来后公告送达，经审理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现在原告再次起诉，案子又分给了我，倒是挺有缘分，所谓老马识途，我对助理说先向户籍地邮寄副本，退回的话公告送达，如果条件成熟这回就判离吧。
本来向被告户籍地邮寄副本纯属例行程序，结果没想到被告的哥哥签收了，没几天被告打来电话，询问诉讼的情况。我和被告通话时介绍了上次诉讼的送达情况，特意问了问为什么被告这回在户籍地居住了？她说本来只打算春节回来住几天，没想到因为疫情被困在了当地，外地的经济也不景气，所以干脆就在老家多住了一段时间，正好收到了法院邮寄的副本。
这么说起来，这回能顺利送达，还真的和疫情有直接的关系啊。
无独有偶，橙子在疫情期间翻阅《人民法院报》时，也能看到类似的新闻：
例如这篇新闻，讲的就是浙江省的法官们在防控一线执勤时，或是得到了当事人的信息，或是巧遇被执行人的车辆，甚至是发现隔离人员就是被执行人，因为得以顺利送达或是执结一批难案。
再比如这篇新闻，也是浙江的法院，干警利用疫情期间人员普遍居家的特点，委托网格员查找到一名长期未找到的被执行人，成功执结案件。
送达难是法院审判的老大难问题了，长期未得到有效的解决，为什么在疫情期间反而送达更加方便高效了呢？我觉得有三个原因：
一是疫情期间，由于各项隔离管控措施的采取，很人都返回了户籍地长期居住，这样不仅降低了人员的流动性，也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人户分离现象的发生，大大有利于送达工作的开展。
二是以往送达时不仅法官不了解当事人的情况，基层组织也对本辖区人员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送达的效率大为降低。疫情期间，全国各地的基层组织对本辖区人员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排查，对人员的掌控力度空前增强，对法院送达助力较多，第二个案例就是法院借助网格员和健康码的信息找到了被执行人。
三是疫情期间大量法院干警下沉到辖区开展防疫工作，加深了干警对本辖区的了解，密切了干警和辖区居民的接触，这同样有利于送达。
这一点橙子也是颇有体会的，橙子是外地人，本来就对本地居民了解不够，日常生活中与辖区联系也不紧密。疫情期间先是下沉到社区执勤，后来又去协助复工复产，虽然有些辛苦，但也确实让我去了很多之前没去过的社区，了解了很多自己之前不了解的社情民意，对于今后开展审判工作，也确实是很有帮助的。
疫情已经缓和，法院的工作也逐步回到正轨，但是疫情期间送达工作的经验和做法，对于今后更好的开展好送达乃至审判工作，都是有借鉴意义的，衷心希望送达难问题的解决，能够快一点，再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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