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社会学发现所有的人的公正观，都是基于比较而存在的。一个完全自私的行动，好像只关注自己利益的行动、个体的行动，也可能造就一个更公正的原则。
图片来自杨杨作品
腾讯书院活动现场
对正义的诉求，正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以贫富分化为主要表征的社会正义问题已成为当代中国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 关于正义，似乎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答案。正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所言，正义是个主观指标，每个人因利害关系、知识信仰的不同，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并且随着时代变迁，正义的标准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如此看来，试图求解正义，仿若走进一个难以找到尽头的迷宫。可是近些年，却有诸多学科把社会正义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为其中国实践寻找理论依据。正义问题真的无解吗？在经济学家汪丁丁看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其新作《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中，正义问题正是他的着手点，实践智慧理论则为这一难题的解答找到了方法论。
本期腾讯书院，邀请汪丁丁、陈嘉映、景跃进、张静、周濂等学者，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角度解读正义。如下是腾讯书院“正义与人生的的中国式思考”讲座内容精编，本次讲座内容将于近日每天放送。
【要点一】这么多学科都开始逐渐地向正义，或者我们叫公正这个问题靠拢，这的确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走到现在的阶段，所必须面临的问题。
【要点二】正义这个词汇在社会学者看起来是一个主观指标，它很难达成共享或者共识的标准，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
【要点三】正义理论，其本质就在于它不是为不正义去做辩护。
【要点四】不是讲规则是找对人，找对人比规则更重要，这是中国的特点。
【要点五】当代中国面临这个选择，靠持续的增长对竞争利益不断加以平衡，还是追求深层的社会统一，追求稳定必须达到深层的社会统一。
张静：越来越多的学科转向正义问题的研究
张静：汪丁丁教授是我认识的男性当中，感性和理性方面都非常发达的人。看他的书也能够感觉到这一点，阅读的过程当中社会学很难能够跟他对上话，他的抽象形式非常高，主要谈的是基本原则和理论问题。
关于正义和公正这个问题，确实可以和社会学走到一块去，或者说是越来越接近了，因为社会学在转型的前期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但是在中国的社会转型当中更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这么多学科都开始逐渐地向正义，或者我们叫公正这个问题靠拢，这的确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走到现在的阶段，所必须面临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围绕这个问题，一些前所未有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分歧已经出现，乃至于一些完全不关注这个问题的学科现在都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比如说经济学。这些分歧正在影响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目标的选择。比如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三中全会，我们关注的是它会不会提出一个更为公正或者正义的制度设想和安排。
张静：正义没有共同的标准 每个人有不同的判断
张静：我们非常关心什么样的制度是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公正的制度。但是在讨论公正或者正义这个问题的时候，社会学会认为它有重大的困难，或者是有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在阅读汪丁丁讲义的时候，我同样存在这些困惑。
这些棘手的问题或者困难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正义或者是公正这个词汇在社会学者看起来是一个主观指标，主观指标就是说它很难达成共享或者共识的标准，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我认为公正，他可能会认为不公正。抽象的层次上我们都认为这么做是公正的，但是涉及到我们的关系，涉及到利害的时候，又会否定这个公正的原则，不按照这个公正的原则做。它和判断，和信仰，和你相信的一些原则，和相关的知识，和你的利害关系都有关。
比如说我们都会认为自由是公正的，不自由是不公正的，但是对于自由是不是正义的标准，有的人支持，有的人反对。有的人抽象的支持，但具体到事情上就开始反对。有的人在具体的事情上支持，但是对于抽象的、意识形态上的自由，又反对这个价值。
张静：人的公正观基于比较而存在 标准因参照物不同而变化
张静：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社会学从实践智慧的角度去看待公正。我在前几年编了一本《转型中国：社会公正观研究》，主要是看民众的公正观念是什么。基本上我们有这样的发现，可能能够补充实践的智慧。
第一个发现是，在不同的人群当中，公正感的强度有差异。
第二个发现是，人们在运用这些关于公正的原则或者标准的时候，有通用原则和专用原则。这些原则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它的序列有变化，社会学把这个叫做正当性秩序的讨论，它可能因人、因场合，因不同的领域序列，先后的排位不一样。
比如说在不同的关系中，人们认为什么是最公平的有好几个原则，一些原则处于支配地位，但是只在一种关系当中起作用。换到另外一种关系，比如说从熟人关系变到陌生的关系，从单位的关系变成完全是公共的、跟自己的利益不相渉的这些人的关系当中，它的支配性的原则位序就会发生变化。有一些原来次要的原则会升到主要的地位，一些主要的原则就会下降。
第三个发现是，社会学发现所有的人的公正观，都是基于比较而存在的。这个比较可以是自己和他人的比较，也可以是当前和历史的比较，总之他需要一个参照系和参照物，而不是绝对。他认为什么是公正不是绝对的，他支持支持什么东西是公正的，完全基于比较。所以他的标准会由于比较的参照系不同而发生变化。
比如说一个村民在村里面的土地获得分红的时候，认为公正不公正会和其他村甚至其他地方的村民收入进行比较。一个下岗工人谈论今天的制度是不是公正的时候，会和他所在的社会条件下福利相对平等、收入相对一致的这种情况做比较。
第四，我们发现所有的人在支持一个东西，说它是公正、正义，必须要有理据，这个理据是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变化的，所以社会成员的价值标准在不断在经历变迁。你只要分析一下50年代、80年代和当下人们对同样一个刑事案件的评论，认为这个刑事案件当中的当事人究竟有罪还是没罪，应该怎么处置，你就会发现人们评价的标准以及标准所使用的原则和原则背后的理据在发生重要变化。50年代人们首先定义说这个人他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80年代人们议论他是不是一个好人，看他是不是积极要求入党入团。而现在人们会议论他的群体是不是受到公正的对待。
张静：规则和制度对每个人影响重大 完全自私的行动可能造就更公正的原则
张静：考虑到这样一些情况，确实我们发现关于正义的问题，是有极其复杂的背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就会怀疑，原来我们理论的维度，比如多元、一元，原则和情景，比如独特性和普遍性等等这样一些理论的分歧，丁丁在书里面叫纠缠，几条路线的纠缠，这些对于中国人是不是重要的。
第二个困难是针对行动主体的指标，而难成为一个针对制度的指标。但是在今天我们发现规则和制度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是更重大的。看上去非常善良和有道德人的行为，看上去比较追求正义的个人行为，可以强化一种不公正的治理规则。相反，一个完全自私的行动，好像只关注自己利益的行动，个体的行动，也可能造就一个更公正的原则，比如说经济的活动。由于指向一个具体行动的主题，而不是指向一种规则，这在社会学看起来是非常难讨论的。
第三个困惑，目前对正义的讨论主要是基于逻辑和理由的区分，能不能通过来源、形式这些角度来区分正义或者公正的问题。如果是这样来区分的话，它有几种来源，一个是道德原则，还有就是法律原则。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关于正义的最高的抽象水准，和关于正义的制度、较低较经验层次的社会是否承认是否接受这些正义的原则和正义的制度，这三者可以联系起来，不至于让它互不相关，或者相互对立，这是我提出来和丁丁求教、讨论，希望和大家求教和讨论的三个基本的困难。
景跃进：正义理论不为不平等分配作辩护
景跃进：第一我看了丁丁的书以后有很多，第一感觉到自己太无知，要看的东西真的很多，我估计退休以后的生活应该很充实了。看这本书印象，我印象最深是这样一句话，所有正义理论不是为不平等分配做辩护。这句话太好了，我们讲正义理论，正义的本质在于它不是为不正义去做辩护。不管什么样的原因，从古到今我们在追求平等，但实际上我们今天依然在实质上不平等，所以正义理论是为正义做辩护，不是说为不平等分配做辩护，这句话太精彩了。
第二，张静刚才讲了丁丁是感性和理性非常充沛的男性。我同样感觉到丁丁理性和感性带来一个副产品，丁丁对中国的看法比较悲观。我比较乐观。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大概有一句话叫知识越多越反动，现在补充一下，知识越多越悲观。我觉得丁丁不必悲观，为什么，你的长度、尺度那么大，300年和500年，按照这个时间限度，我觉得真的很乐观。
景跃进：中国的特点是找对人比讲规则更重要
第三，我能感觉到丁丁他也跨学科，这个学科不但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而且跨自然科学，心理学脑科学都跨进去。丁丁他不但讲到基本原理，关于第一原则的认证，这些层次非常高。在这样一个横向领域如此广泛，纵向领域顶天立地的情况之下，我感觉你存在一系列的紧张，这个张力很大，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法制与人治。首先一条不是讲规则是找对人，找对人比规则更重要，这是中国的特点。希望民主，每个人都是同等对待，但是又强调精英的作用。一方面强调理性，同时又强调情感，一方面强调演化的重要性，并不是放任的演化，也要强调理性的作用。一系列的对策里面，你可以感觉到丁丁他试图把它拉回来，这个张力之间，它的张力变为思维的刺激，震慑也很强，这是我三个最大的感受。
提问也是跟三个感受有关系，第一个丁丁讲我们讲这个原则的实施不但要诉诸一个理论，同时，对于理论和实践来讲还有一个很重要，这是在我们公共政治里面被忽视的东西。丁丁强调科学特别重要。
这样的过程当中我现在感到很有意思，把科学引进来以后，就把所有东西都引进来了。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特殊性和普遍性，前面讲这个张力，如何在每个问题具体当中找到它的平衡点。丁丁没有告诉我。
我们现在关于普遍价值与中国模式的讨论，关于现实问题的讨论是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整个关于现实问题的讨论，根本没有学术感觉，完全是在大家表达自己的价值表态，没有上升到学理层面。
王焱：维持稳定需要深层的社会统一
王焱：汪丁丁这个书里面从我们单纯的学科壁垒来说，穿越了好多学科，自然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而且我看保留了好多跟课堂学生的对话等等，这种方式更好一些，它不是一般人写书会把自己的思考过程中的动摇、彷徨都删掉，斩钉截铁告诉你这个事，而是有一种教学相长的关系。不是定一个特别清晰明确的结论，容易启发读者的思考。
我想从政治哲学里对正义的讨论，来看丁丁这本书的意义。
丁丁这本书里讲的新政治经济学探讨的三个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正义问题。搞政治学的人都知道罗尔斯的名著《正义论》，他提出了一种政权性的理论，他说他的理论是普遍有效的。到了罗尔斯第二本书《政治自由主义》里他就改变了，正义问题不是政权性的道德理论，而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正义问题。或者我们说他把他的自由主义理论由一种厚的政治哲学变成一种薄的政治理论。
可是丁丁这个书正好方向相反。罗尔斯为什么由政权性的道德理论变成单纯的追求重叠共识的政治正义呢？他自己也有一些说明，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面，必然是政治多元主义或者文化多元主义，除非你靠政治暴力使人信奉一种学说。不同的宗教，不同的道德学说，它对人生、价值观、意义的看法都不一样。你想追求一种普遍有效的正义观念，是非常困难的。政治自由主义往后退一步，不再追求政权性普遍有效的正义理论了。他说能追求的只是重叠共识，只是政治性的正义。这是他第二本书转向的原因所在。
丁丁书里多次援引到罗尔斯。怎么看待罗尔斯转向，对当代中国语境也有意义。我们经常看到这种说法，比如说绩效的正当性，因为它能够维持经济的高增长。但是罗尔斯跟哈贝马斯论战的时候，我们看到，如果靠对竞争性的利益单纯加以平衡的方法，你的政体是不稳定的。所以追求稳定要追求一种深层的社会统一，这就把正义问题转向到张静教授社会学或者社会理论的方向上来了。
当代中国也面临这个问题，靠持续的增长对竞争利益不断加以平衡，还是追求深层的社会统一，这个关系到政治正义的问题。我就是想问丁丁这本《新政治经济学》怎么看待罗尔斯、哈贝马斯的讨论，包括正义论的转向等等这些问题。
汪丁丁： 我跟周濂私下通信交换过这个看法，罗尔斯其实没写完，他最后研究心理学的时候，他借助的唯一资源是皮亚杰的，但是皮亚杰太老了，因此他的心理学知识没有办法更新了。罗尔斯后来太忙，也没时间更新他自己的脑科学知识，或者心理学知识。
而今天有大量新的报告，这是为什么我非常重视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涵盖了所有哺乳动物类，比人低级多了，都有这种情感。问题是荣格也没活这么大岁数，能提出落实到文化层面的集体无意识，今天荣格学者正在做这件事，怎么把荣格心理学落实到文化层面，因为文化才有特殊性，我只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完全没有展开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