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齐的故事作为《史记》列传中的开篇之作，流传至今。
伯夷、叔齐原本是商末小国孤竹君的两个儿子，老大和老三。君主想传位于更贤德的叔齐，可叔齐遵循礼仪不肯即位，要让位于伯夷。于是，伯夷出逃，叔齐也出逃。最终，老二继承了王位。伯夷叔齐逃到以“仁”著称的周文王领地养老，周文王去世，周武王讨伐殷商纣王，得胜。伯夷叔齐因为看不惯周武王“以暴易暴”，不愿作周的臣子，不食周栗，逃到首阳山，饿死。
鲁迅用这个老故事的坛，酿了杯时代的新酒。小说《采薇》不仅绘声绘色地还原了伯夷叔齐的故事，又添加了许多新情节，赋予也模糊了时代大背景，从而带给我们新的思考：究竟是谁害死了伯夷叔齐？
先看伯夷与叔齐的象征性。伯夷是道家代表，偏安于一隅，只求活个安慰，像个鸵鸟般埋藏自己，两耳不闻窗外事。原文如此描写伯夷：“纵使听到匆忙的脚步声，也决不抬起头来看”；“但我看你还是少出门，少说话，仍旧每天练你的太极拳的好”；“最好是少说话。我也没有力气来听这些事。”叔齐是儒家代表，信奉仁义礼智信，在恪守原则下积极寻求谋生之道。原文如此描写叔齐：“老子死了不葬，倒来动兵，说得上'孝’吗？臣子想要杀主子，说得上'仁’吗？……” 在意的是仁和孝；“义士呢。放他们去罢！” 姜子牙给的评语是义；“ 只得接了瓦罐…… 统统喝掉了。 ” 面对馈赠，讲的是礼。
然而，不管信奉的是道或儒，在时代这座大山下，若恪守自清，都没有立足之地。于是，他们逃到了首阳山。
首阳山没有可吃的东西，只有薇。首阳山并非远离尘嚣之地，还有老百姓。伯夷耐不住寂寞，面对别人赋予的“老乞丐”之名，他拿身世以正其身。于是，名流传开来，看客也多了起来，是非也纷至沓来。他们的让位之举，有人敬仰，有人视为怪物，有人嘲讽。终于，惊动了当地名人小丙君。这小丙君原是商纣王的亲戚，冠着 “天命有归”的噱头，从了周。小丙君喜爱诗歌，认为伯夷叔齐也是高山流水之辈，可他们的品格与诗气质不符，便义愤填膺地说他们不配诗歌，认为他们欺世盗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难道他们在吃的薇，不是我们圣上的吗！”
小丙君，这个墙头草，这个现实主义者，又逼伯夷叔齐离死亡更近一步。
小丙君的女婢亦跑来大声呵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
终于无处可躲，薇，也吃不得了。伯夷叔齐饿死在山后面的石洞里。村民想请小丙君刻个石碑，他不无鄙夷地说伯夷叔齐不配，因为他们对当代朝政有怨气。女婢又补了一刀：“我是上山去奚落他们了几句，傻瓜总是脾气大，大约就生气了，绝了食撒赖。老天爷心肠好，派了个母鹿喂奶于他们，他们却起了贪念，想杀掉母鹿吃肉。结果老天爷收回母鹿，他们被自己的贪念饿死了！”看客们，都选择了相信，浑身轻松了许多。
最终，伯夷叔齐，连个石碑也没有，还背负着“吃鹿肉”的恶名。是群体选择把他们杀死并抹掉痕迹。群体是野蛮的，简单的，感性的。群体都是匿名的，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
然而，多亏有司马迁，伯夷叔齐终究获得了不朽。然而，多亏有了鲁迅，让我们看到究竟是谁杀死了他们。
从司马迁的议论中，我们看到了他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怀疑。摊开历史的长卷，伯夷叔齐和颜渊明明是善，却只能饿死。像盗跖、小丙君这样的人，却混的如鱼得水。
从鲁迅略带讽刺的文字中，我们也看到了他对伯夷叔齐这个故事的怀疑：殷商纣王明明残暴，还有必要忠贞不渝吗？周文王打着“恭行天罚”的旗帜，不也是采用以暴治暴的野蛮形式吗？新王朝已经宣布“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为何还有盗贼谋生于山头？
不管伯夷叔齐是心甘情愿还是心怀埋怨，我们从他们身上读到了悲剧的色彩：大时代从每个人身上碾过，对你精心盘算的人生选择，经常真没有那么关心。所以，我们常常只能劝诫自己“遇治则仕，遇乱则隐”，我们常常只能低声浅唱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尽管我们做不到伯夷叔齐那般为“忠”和“让”以死明志，但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不做小丙君那样的小人：落井下石，诋毁高尚。
伯夷叔齐、屈原，是这个不确定时代里古老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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