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前3717年，四川地区诞生了引人注目的三星堆文明，同时四川省阿坝羌族自治州的茂县附近也出现了中国古羌城遗址和成都金沙十二桥等史前遗址。
根据上述三处遗址的发现，尤其是精美青铜器、金器和玉器的存在，可以推断出史前四川地区的文明水平远超我们想象。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市郊的鸭子河畔，距成都约40公里，距德阳26公里，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因三个起伏相连的黄土堆而得名，总面积超过12平方公里。
1929年，当地农民燕道诚发现精美玉器，揭开了三星堆文明研究序幕。1986年，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800多件珍贵文物，震惊世界。英国媒体评价其发现“比中国兵马俑更为非凡”。现建有遗址公园和三星堆博物馆，展示千余件珍贵文物。
三星堆文化遗址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复合遗址，始于公元前2800年，结束于公元前800年。分为四期，前两段（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600年）为落后于中原的新石器文化，以粗糙陶器和石器为主。第三期为商代早期至武丁时期，出现了突然的青铜文明，以古城和两个大型祭祀坑为代表。第四期为商代晚期至公元前800年，此时城市和人口突然消失。
然而，许多人将三星堆文化遗址与三星堆文明混淆，认为其早于夏商文明。实际上，三星堆文明仅指第三期文化层，与第一、二期无继承关系，是商朝时期的突然出现和消失的文明。
类似金字塔和玛雅文化的古代文明因高科技技术难以用当地生产力水平解释而被视为“世界之谜”。三星堆文明亦如此，缺乏文字记载，神秘出现又突然消失，加之人们的神化，使得“三星堆之谜”充满误解和迷雾。
二里头，位于洛阳东郊的一个普通村落，却是中华民族重大秘密的埋藏地——夏朝的都城斟鄩。
1959年发现的二里头遗址，经过持续的发掘，揭示出大型宫殿基址、青铜冶炼作坊、宗教祭祀建筑和400多座墓葬。出土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二里头是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从夏朝第三王太康至末代王夏桀，这里一直是王都。
然而，由于缺少专门的二里头博物馆，这些国宝级文物并未集中展示，而是分散在偃师商城博物馆等地。若全面了解二里头文物，参观三星堆博物馆时会发现，许多文物不仅相似，甚至一模一样。例如，大型嵌绿松石器是二里头和三星堆的代表性器物。绿松石镶铜兽面纹牌饰，二里头发现3件，三星堆出土3件，两者工艺、材质和构图均相同。
三星堆文物虽在三星堆三期文化遗址中“突然”出现，但并非华夏文明史上的首次。其前身和原型可在华夏文化遗址中找到，尤其在中原地区可发现其近祖文化，因为这些文物原本就源自中原并传入蜀地。
三星堆文明是在夏朝之后突然出现的，这两者之间可能有历史联系。
根据《集传》描述：“夏都安邑位于亳的西部，因此被称为西邑夏。”实际上，夏都城的名字是商人根据方位命名的。
公元前1600年（具体不详，一说是公元前1818年，一说是公元前1728年，一说是公元前1600年。），夏朝权力已传至第十四代君主夏桀。民众抱怨道：“桀沉迷于美色，忽视百姓。民不聊生，上下不和，积怨甚深。人们认为天意不再眷顾夏朝，夏朝命运将终结。”
成汤于公元前1600年打败夏桀，建立商朝。夏桀并未死亡，而是逃至南巢。据《尚书》等文献记载，夏桀带妻妾主动逃至南巢之山，即巢山。这个“巢山”位于四川，南宋陆游的诗中有所提及。陆游曾在成都任职，并在巢山修建山居。夏桀可能并非孤身一人前往四川，三星堆出土的国宝重器可能是他们带去的。
夏桀，名为癸，“桀”意为凶猛。商汤灭夏前，指责夏桀大兴徭役、重加盘剥、民众怨恨。实际上，韦、顾、昆吾、尹国、葛国、有洛等部族一直是夏桀的忠实捍卫者。夏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伊洛平原遭遇连续数年大旱，河流干枯。
商汤采取策略逐步消灭忠于夏王朝的诸侯国。鸣条之战并非夏桀的防御战，而是一场攻击战。夏桀除带走夏王族和华夏族的一些部族外，还有一批亲近部族，如九夷之族的蜀人和三苗等。
九夷之族活动于豫东和山东半岛，其中包括蜀人。蜀最早并非发祥于四川，而是源出于山东一带。三苗是一个庞大的部族，曾与尧舜禹发生过战争。夏桀时，降服了三苗，夏桀的两个妃子就来自三苗的岷山氏。
夏朝遗民迁徙到四川后，也将中原的一些山名带入蜀境。例如，汶山就是一例。夏朝遗民迁徙中，带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宗庙礼器。这些宗庙礼器可能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等大型青铜器可以从夏文化进行解读。这些青铜器可能与夏朝的宗教信仰有关，如桑树崇拜、太阳崇拜等。此外，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可能是夏代宗庙中的“神主”，即前代国君的铸像。
总之，三星堆文明可能与夏朝有密切的历史联系。夏朝遗民迁徙到四川后，带来了中原的文化和技术，形成了独特的三星堆文明。
这篇文章基于个人推理，没有历史文献支持，仅供作为历史故事娱乐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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