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曾有两部电影火遍全国。一部出自大陆的上海电影制片厂，一部来自台湾。巧的是，它们都是1983年摄制出品的。我前些天先后在电脑上重温了这两部影片。不知真的是温故知新呢，还是以前看时年纪轻感悟不深。反正这次重温，触动很大。
一、《高山下的花环》
对越自卫还击战，这场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战争，时间上距离我们很近。有多近？用我自己作为参照。
影片叙事从开战前几个月开始，大约是1978年的秋冬时节，就是我上小学那一年。战前的赵蒙生和梁三喜同是31岁，都属猪。这样算来，他们生于1947年，正好跟我丈母娘同岁。据此推断，第一批参战部队里年龄相对大一点的军官，现在也就是70来岁年纪，士兵一般比他们小十岁上下。再往下推算，1989年最后一批从中越边境撤下来的士兵中，最年轻的可能现在还不到50岁。也就是说，那一批官兵中的幸存者们，现在大部分都还生活在我们身边，有些比我们还大不了几岁。
影片摄制出品于1983年，开战第五年，那一年我小学毕业。战争结束那一年，我们结束了中学时代！这其中有好几年，《血染的风采》歌声唱遍了全中国。如今的徐良，光环不再，沉入生活本身，网络图片看来，记忆里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现在也就是一个发福的中年残疾大叔。但这个男人确实就是当年那个主动要求参战的音乐学院大学生，就是亲手射杀越军士兵也被越军士兵击伤致残的战地英雄。
身边的真人事例。堂叔应球在漳州当兵的时候，正在开战前夕，早先风闻他有可能会开赴前线，但后来没有去成，大约就在开战前接受部队安排转业了。同乡有一战友叫吴亲维在另一支部队，他随所在部队去了，转业后安排在乡文化站工作，那些年经常在乡政府门口两块大黑板上出墙报，一手整齐漂亮的板书，现在想来还记忆犹新。因为跟堂叔是战友，我每每称他作“维叔”。如今乡镇文化站似乎没什么正经工作了，维叔仗着原有的一点文化底子，自学数码摄影和电脑设计，拍拍片子，偶尔接点广告牌做做，也算与时俱进。
确实，他们就是普通人！英雄是什么呢？遇上事了不躲着，摊着该上就上了，就是英雄！事过去了，风烟沉寂，刀枪化犁，英雄就是寻常乡亲！
拒绝神化和脸谱化，还英雄以真人面目，是《高山下的花环》的着力之处与传神之笔！有了这个前提，才更有力地表达出一种为生民立命的文化担当，使这部影片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影片视野开阔，除了战争，还客观展示了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与思想上的冲突，感情戏份也渲染得非常有深度，夫妻情，父子情，母子情，战友情，乃至家国情……谢晋在影片中对时代、生活、人性与现实都进行了深刻的透视，对当时主流语境进行了反抗式吐槽，因此，影片现在看来还充盈着鲜活的生命力。这不能不说是谢晋伟大的地方！
矗立在上影广场一角的谢晋雕像
剧中演员除了唐国强，还有倪大宏、斯琴高娃等等，这些后来都成了深入人心的戏骨人物，参演这部影片的时候，他们还都有着青春的面孔。想想日子也真是快！除了梁三喜那张620元的欠条和赵蒙生在战斗中的转变，影片中还有好多个亮点我们也会深刻在记忆中！
比如说靳开来。有一种人，明知道说真话会吃亏但仍然会说，明知道做了某些事会对自己不利但仍然会去做，靳开来就属于这种。他明白自己多年得不到升迁的原因就是坏在那张嘴上，但是当他看到指导员要临阵脱逃时，仍会骂骂咧咧要“自费去北京上访”；他明白违纪的后果，但是当战友们因缺水而面临全连覆没的危险时，又是他骂骂咧咧地去偷了甘蔗！现实生活中，这号人往往会成为被某些智者利用的“傻子”，不能喝的酒怂恿他去喝，不好干的活推给他去干，跟领导不对付的人推给他去应付……（你们说，你们有木有这样的同事？）我允许你们在这里文艺地诅咒他们一下：“你们不会有好结果！”影片通过梁三喜之口表达了我们的希望，靳开来如果活着，就是给社会留下了一门大炮，专轰打那些歪风邪气。貌似靳开来最后也没有获得来自组织的嘉奖。好在，至少在电影里公道尚存，战友们都说：“靳副连长不立功，我们就都不要了！”雷军长也炸了：“靳开来不立功，天理难容！”
雷军长的儿子雷凯华。这个20岁的青年，军队高干家庭出身，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思想，有责任心，仿佛浑身每一个细胞都焕发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为了践行当将军的理想，他毅然决然地怀揣军事理论书籍上了战场，当了一名士兵！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原本前途无量的优秀青年，因为两发臭弹延误了战机，被敌方发现并击毙了！
沂蒙山区的农家子弟梁三喜和来自北京的军长儿子雷凯华，就这样战斗在了一起，牺牲后葬在了一起。从而顺理成章地促成了雷军长和三喜娘以烈属的身份坐在了一起，身处不同阶层的两个老人，原本不可能会有交集，因为祭奠为国牺牲的孩子，有机会共同为国家献上祝福：这个国家有希望！这个情节真的很提气！生活不止是眼前的苟且，还有国家的希望！位卑未敢忘忧国啊！如果家国情怀只是由天神一般的英雄喊出来，那么观众一定会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而一旦从那些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身上散发出来，就会让人感觉到热度！这是影片的成功所在！
此外，三喜娘坚辞赵蒙生和其他战友的馈赠那场戏，也同样看得人心潮滚滚！“人死帐不烂”，有帐要自己还，孩子用生命换来的抚恤金不够，把家里的猪卖了！普通百姓有这份气节在，民族的脊梁才挺得起来！老赖，在这样的百姓信义面前，你们都该无地自容啊！
影片告诉我们，任何时代都有阴暗面！那年月也有赵母那样自私护犊的高官母亲，也有赵蒙生那样贪恋舒适生活的官二代，也有劣质害命的臭弹，也有对牺牲者不公正的对待……然而，不管是沂蒙山区的砍柴汉，还是北京大院里的知识青年，当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报以的一腔热血，同样滚烫！
这个立意，使《高山下的花环》具有了英雄史诗一般的高贵气质！
最后声明，我不是在炖鸡汤，只是在分析一部老电影曾经跟我们说了什么。
二、《搭错车》
其实《搭错车》就是给我们说了一个“人心着落的地方”。
台湾同胞似乎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根植于乡愁的“家园愿望”。阿美对哑叔的感情倾诉化作了那首催人泪下的《酒干淌卖无》，后来潘美辰也有一首歌风靡一时，叫作《我想有个家》。哑叔给了弃儿阿美一个怎样的家？破败，狭窄，不卫生，邻居们蠢笨粗野。那只是台湾数百个眷村中的一个，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当局为了安置国民党军在役或退役军人及其家属的简易居住区，没有楼，没有天花板，没有像样的厕所，说是贫民窟也不过分。像哑叔的家，连墙都没有，他用收来的空酒瓶码起来当作了屋里的隔墙。但就是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家，一个残疾的养父，一群蠢笨粗野的邻居，给予了阿美善意充盈的关爱，庇护了她的成长，因而也成为了她的心灵居所！
我们在电影里也看到，当政府因为公共建设需要，和眷村人协商拆迁时，遭到了眷村人的抵制，我们今天遇到的情况和这是一样的。和我们如今很多钉子户一样，为了守卫这个破家，阿明甚至付出了生命。事实上，眷村并不好，阿明的父亲和舅舅就死在了那里，如果眷村更好一些，他们一定不会那样死去。应该理解普通人的这种质朴情感。有些东西，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好才去爱，而是因为爱，才觉得怎么样都好。
据研究，眷村人来自大陆各省区，很多语言都不通，但可能由于怕受欺负的心理基调，他们非常抱团。追随父母在眷村生活或者干脆就是在眷村出生长大的那一代人，有人称之为“眷村二代”。这批人的成才率之高，显示了强大的上进爆发力，引起了台湾社会的关注。他们有的非常勤奋读书，通过考学走上正道成就事业。有的联结力量抵抗欺压，形成帮派，竹联帮就是从中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黑帮的。追索几位耳熟能详的各界名人，人们惊奇地发现，他们竟然都是眷村子弟，比如政治家宋楚瑜，著名作家龙应台，黑帮领袖陈启礼，演艺界就更多了，邓丽君、林青霞、任贤齐、齐秦……
据此不难看出，《搭错车》这部电影的主创其实就有着深厚的眷村生活底子。阿美走上艺人之路，也有着很真切的现实生活基础。
这引起了我们的联想！眷村其实就是老家的象征。罗大佑曾经唱道：“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他唱鹿港小镇，他的老家。城市化就像一台巨大的现代型机器，辗压过眷村、鹿港小镇，辗压过很多人的老家，也辗压过人心！很多人被时代抽离了故土，城与乡两边不靠，心灵无处着落！
可能就是在这种民众情绪和心理的催化作用下，造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台湾还不如大陆三四线小城90年代时的景况。台湾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以建造高楼大厦为重点，而是以公共设施建设为主。基于恋旧情结而产生的老街老屋成为了台湾城市建设题材，观光、餐饮、民宿、文创等第三产业随之兴起，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很多眷村因此被保存了下来，通过文博的形式，为人们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据说在台中就有一个彩虹眷村，全村都搬走了，只有一个90多岁的退伍老兵舍不得搬走，独自住在里面的老人在全村的墙上作了很多画，结果一班大学生喜欢上了这些画。于是，他们和老人站在一起，和政府几经对抗交涉，终于帮助老人把这个眷村保留了下来，成了一个著名的景点。
故乡是什么？故乡就是自己可以每天骂一百遍，但听不得别人说半句不是的地方！我们今天说“留住乡愁”，其基本诉求就在给人们留下一个心灵着落的地方，一个人们想要的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就像那个曾经和哑叔一起生活的女子一样，很多人在他们还在眷村生活的时候，对眷村不无抱怨。除了“我想有个家”以外，我们也听他们唱过“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们对外面的世界也曾经是向往的。然而，走出眷村多年以后，他们会发现，当初那个破旧的家园，那些笨拙的邻里，竟然成了他们心底最具温情的角落！
情感枯萎，市景繁荣往往是虚应故事。人心繁盛，才会有生生不息的家园！我们应该不会搭错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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