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南繁”

单一地说杂交水稻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可能是不尽全面。但说它为解决这一问题发挥了重大作用，应该是不过分的。而要说到杂交水稻，就绕不过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南繁”。

[史料]

1963年，袁隆平发现6株雄性不育株，正式拉开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

1974年，袁隆平团队在海南培育出177公斤不育系种子，随后几经扩大繁殖，获得杂交稻种20.07万公斤，为全国推广种植杂交水稻做好了基础准备。

1975年12月22日，在听取了湖南省农科院党委副书记陈洪新3小时零5分钟的汇报后，华国锋当场拍板：第一.中央拿出150万元人民币支持杂交水稻推广，其中120万元给湖南作为调出种子的补偿；30万元给广东购买15辆“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南繁”种子；第二.由农业部主持，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部署加速推广杂交水稻。

1976年1月，全国首届杂交水稻生产会议在广州召开，与会的南方13省、市、自治区农业负责人商定落实了杂交水稻全国大推广第一年的繁殖、制种、示范栽培生产计划。

父亲是1971年被招进紫湖公社农科所工作的。1976年玉山县委、县革委会响应全国推广种植杂交水稻工作，组织“南繁”工作队前往海南岛育种，父亲就是紫湖公社派出的唯一一名“南繁”制种员。相邻的游击垦殖场（也许当时还是怀玉山垦殖场？反正就是后来的三清乡）派出的是一位姓汪的叔叔，好像比父亲还要年轻好多岁。后来很多年里，他和父亲还偶有来往。说他在路上生了病，很感谢父亲一路照料他。我记不确说的是去的路上还是回来的路上了。

那年阳历11月中旬，父亲出发时，小妹刚刚出生半个月。满月后，母亲抱着她，带上我和大妹，一起照了张相。按快门的时候小妹正好回了一下头，洗出来才发现就照了个后脑勺。那时候照一张相也算奢侈，母亲没舍得重照，就这么拿去寄给了父亲。父亲收到照片，回信遗憾地说：“可惜没看到面相！”

玉山县“南繁”制种队总共30多人，都是从各公社抽调的有文化、懂农技的青年。父亲还记得出发那天的情形，先是到县农业局集结，县委给专门举行了热烈的欢送仪式，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然后敲锣打鼓陪他们到火车站，送他们登上开往广州的火车。火车走了差不多两天，路上就吃干粮，靠站时下车找自来水，喝够了再把随身的军用水壶灌满。到广州住了两晚，人老觉得还在车上晃。听说有些北方来的，坐了一个多星期火车，下车休息了好几天后，晚上睡觉还是觉得在晃荡，有人睡着睡着掉下床来。

第三天下午乘小船到珠江口去换大船。在江面上没走多远就有人晕船。父亲还好，只是感到不舒服，自己没吐，但是看到别人的呕吐物，要犯恶心。于是靠在外面船舷栏杆上，看珠江岸上楼房密集的城市景象。

下午四点来钟到珠江出海口。马上要换大船过琼州海峡了，父亲心想还是要吃一点东西才好。但是看到码头一带叫卖的都是些海货，山里人嘛，觉得腥气重，实在提不起胃口。这时听见有人卖粥，猜想粥总该是米粥吧，吃一碗应该还爽口。人多，挤不近粥摊去看，隔着人头递了钱进去，再隔着人头端出粥来。一看，却又是广式的虾粥。闻着浓郁的虾腥味，也还是吃不下，勉强吃了一口就倒掉了。

登上大海轮没多久天就黑了。轮船有三四层楼高，船舱里可以睡好几百人。刚开始一段航程很平稳，大家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都很兴奋。很多人跑到甲板上，久久不愿回舱。夜渐渐深了，有些人又聚在电影放映厅里看电影。出航三四个小时后，大船行驶到深海区，风高浪大，轮船剧烈摇摆之下，吐的人多起来。

航行了十几个小时，在海口秀英港上岸时已经是第二天上午。看见大风把整片整片的椰子树吹得齐齐歪向一边。找到在码头接应的车队，急匆匆地上了车。又是“解放”牌，车斗上有帆布，勉强挡些雨，也就是中间好些，两边缝隙都漏风漏雨。好在南方不冷，大家又都年轻，一路倒也还有说有笑。

玉山县制种队分配的田地在陵水县提蒙公社远景大队，汉族人为主，也有黎、苗、布依等少数民族。大多穿着短装衣裤、趿拉着拖鞋、戴着斗笠或白塑料圆帽，黑瘦矮小，笑起来显得牙特别白，像极了电影里的越南鬼子。

当地生产队给找了片空地，搭起个棚子给制种队员们住。大家自己动手，砍树搭起一排大通铺，就这样并排睡在一起。天气炎热，蚊虫叮咬，还时常有蛇光顾，定量口粮又总不够吃。艰苦困难是不必说的，但是大家还是很乐观。买些番薯、玉米来夹杂着吃，又跟生产队商量要了一块荒地来种菜。200多天，就这样熬过来了。

制种工作其实就是种田，不同的是比平常的种田要多很多事。先插雄性稻，每隔一米左右插一行。过一个月左右再在行间加插雌性稻，就是袁隆平从野生稻中选育出来的不育系，每两行雄性稻中间插四行雌性稻。因为雌雄稻生育期长短不一致，所以要错开时间插秧，才能保证同时抽穗开花。

由于全国各省区集中在那一带制种，灌溉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当地政府采取了分配用水的办法，各制种队限时间、分地段轮流灌溉。听说有些制种队为了抢水，也发生过争执，严重的还打起来了。

在这样“排档期”分配浇水的机制下，父亲他们队恰好安排在1977年农历春节那几天插秧。父亲觉得很有趣，后来很多年间还有说起：“正月初一插秧，这辈子也就那一回！”插秧的时候，当地生产队会组织社员们一起来帮忙。人多，气氛也很活跃，累是累一些，但是精神面貌都还不错。

海南岛地处北回归线和赤道之间，日平均气温高达25度以上，非常适合作物生长，一年可以种三季稻。但同时也很适合杂草生长，所以整个培育期间，耘田除草要反复多次。巨大的蚂蟥爬到腿上吸血，扯都扯不脱。一天下来，没有一个人不被咬得血淋淋的。也没怎么处理，就是涂点红药水。第二天照样下田。

4月份雄、雌稻同时抽穗开花时，还要进行一次赶花。据说这也是袁隆平早年发明的办法。两个人一组，分站在一边田埂上，一人一头牵着绳子从稻头上顺风拉过，扬起稻花来增加花粉受精的机会。

5月上旬稻种成熟。在生产队的帮助下，收割、翻晒、脱粒、装袋保存。其它还好，制种队太多了，打谷机不够用，脱粒成了一个难题。好在玉山县30多人的队伍算是很小的一支，承包制种面积只有30多亩。量不大，也就不觉得有多难办。先是找生产队借了两头牛，把割倒的稻把子挑到晒场上，牵着牛踩。不久，为了支持制种工作，县里还特别安排追送过去一辆手扶拖拉机。于是还了牛，改用拖拉机辗压脱粒，效率高一些。完成制种任务后，这辆手扶拖拉机还专门指派了一个横街人护送回玉山，一路又是火车、又是轮船的，有些路段还要自己开着走，想来也是十分艰难的。

从插秧到收割，队员们天天泡在田间地头，测量温度、分析苗情、观察花期、数稻穗和稻粒，都非常繁琐，要很小心地记录，成为后续进一步开展制种工作参考的第一手资料。

5月底，玉山南繁制种队回乡。后来这些队员大部分在各自乡镇从事基层农技工作。父亲1980年代在林岗乡（今属岩瑞）包溪村指导制种多年。

我依稀还记得父亲从海南岛回到家时的情景。前些日子家里接到信，知道大概那两天回来，但是并不确知什么时间能到家。那天上午时分，父亲戴一顶白色圆盔，穿一件前胸后背印着红字的白背心，肩上还挑着两个大麻袋，略微吃力地走上家门口那两步台阶。

他原本皮肤就黑，海南岛的阳光晒了半年，越发黑得发亮。我怯怯地端详了他好半天才认出：“原来是爸爸！”胆小的大妹早躲到门后边去了。小妹还抱在妈妈手上，半岁多。

打开麻袋，倒出一堆椰子！那是临走时海南岛的老乡们送的。父亲兴高采烈地拿斧头大力劈开，用碗接了椰子汁，一家人你一口我一口地喝，拿勺子挖那雪白的椰子肉吃。完了又从背包里掏出两个白色的珊瑚和一大把各式各样的海螺。我对大海的第一次认识，就来自这些椰子、珊瑚和海螺。我们兄妹很珍视这些从大海来的玩具。珊瑚摆脏了，我们小心地冲洗，自作聪明地用淘米水泡，想把它重新泡白。前些年好像还在，现在不知道还能翻找得到不。

很多年过去，我自己开始出门到处跑。体验了旅途艰难以后，每想起父亲从海南岛陵水县偏僻的乡村出发，一路在汽车、轮船和火车之间辗转，千里迢迢地把两大麻袋椰子搬回紫湖老家，心情就有些复杂。既佩服他力大，也觉得他真有几分轴劲儿，更多的是怜他辛苦。

杂交水稻是一个大成就！从中发挥了首要影响的当然是袁隆平的研究成果和当时执政者的正确决策，但无数基层农技工作者的点滴努力，也是与之分不开的。

父亲离开农技岗位已经很多年，他曾指导制种的包溪村，据说改建成了花团锦簇的花园式新农村。而海南“南繁”基地还在，已经发展成了中国的“种业硅谷”。世事变迁，我们能感觉到中国在越变越好，今天的国民经济水平，早已不能与当年同日而语。然而曾几何时，为了更多人能吃饱饭，多少人付出过怎样的辛劳！作为一个“南繁”制种员的儿子，我愿意纪念他们流的汗，出的力。一念及此，也更加无法忘记父亲当年给家人带回的，那些琐碎细小的温情！

邀请亲友团一起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