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大舅
我有两个舅舅：大舅和二舅。大舅是党员，曾是解放军军官；二舅解放前曾在沈阳伪警察署当警察，后被判刑10年。在我的人生中，对我的影响最大的是大舅。
我姥爷很早从山东闯关东到沈阳，大舅1921年在沈阳出生。旧社会重男轻女的习俗根深蒂固，姥爷家境不宽裕，只送男孩到私塾读书。大舅、二舅都读到小学四年级，再往下读，家里就供不起了，他们相继辍学在家。十几岁的大舅、二舅都到沈阳兵工厂学徒，学的是车工。大舅十八岁结婚，转年儿子出生，不久大舅妈染病去世。1945年'光复'（日本投降）前后，大舅参加了解放军，儿子留给姥爷和二舅抚养。
大舅参军的部队即第四野战军，大舅是炮兵。由于大舅有高小文化，参军不久就被提拔为干部。大舅曾参加辽沈战役，后入关，一直南下，直到解放海南岛。沈阳解放时，大舅曾回家一次；那时他已经提干，管理部队的经费。他离开沈阳时，把不满20岁的妹妹（我的姨妈）也带到部队入伍了。
1951年，大舅入朝作战。在朝鲜战场，他夜间乘坐吉普车，由于躲避敌机的轰炸，不敢开车灯，车开到炮弹坑里，大舅腿部受伤。从朝鲜回国后，大舅在北京炮兵部队服役。1954年大舅在北京再婚，大舅妈是北京某小学的校长，他们先后有了两个孩子。1955年大舅被授予大尉军衔。五十年代，大舅被推选参加全军炮兵工作会议，与会人员受到毛主席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几年后，大舅调到辽宁省军区，曾在辽宁省新金县、兴城县、锦西县武装部任职。1966年，大舅在锦西县武装部政委任上转业，后被派到沈阳市公安局工作组工作。一段时间后工作组撤销，大舅又到沈阳市辉山学校学习，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大舅一直没有安排工作；四十几岁到五十几岁，宝贵的年华，竟一直在家赋闲。大舅转业时行政级别为十四级，工资标准是136.6元。大舅曾多次向组织提出回北京工作，因为大舅妈和两个孩子都生活在北京。经过大舅长期的要求，1978年5月，他回北京工作问题才得以解决；大舅被安排到北京市西城区环卫局，任局长兼党委书记。不久大舅的行政级别提到十三级，享受高干待遇。
我小时候，大舅经常来我家。我记得他和别人唠嗑时总是流露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学习马克思理论颇有建树，这对一个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人来说，实属不易，所以，人们常说，部队是一所大学校，确实不假！
大舅属高薪阶层，一家四口人，总收入200多元。在那个年代，生活水平相当高了。但大舅生活俭朴，从不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大舅吸烟，七十年代新出的红灯牌香烟，一盒二角三分，他经常抽这种烟。转业多年，他穿的一件草绿色的秋衣，补了又补，都成了浅黄色。每次吃完饭，他的饭碗干干净净，好像没有用过的一样。1987年大舅单位组织老干部到大连旅游，大舅在我家住了一宿。早饭我们买了油条和煎饼。大舅吃油条时，手上沾了一点油，吃到最后，他拿煎饼反复擦拭手上的油，然后再把煎饼吃下去。
1969年大舅赋闲在沈阳期间，由于没啥事情可做，他就经常到我家里来。当时我父亲单位以动员我父亲下乡为由，达到让我家全家下乡的目的。大舅就对母亲说：'你就不去，看他们能怎么的？'有一次单位动员的人来到我家做工作，正赶上大舅在我家。大舅义正词严地对动员的人说：'你们动员一个60多岁、浑身有病的老头子下乡是哪门子的政策？这样一个老头子下乡，他到农村能干什么？'说得动员的人哑口无言。以后，只要大舅在我家，动员的人就不敢来我家了，因为讲不过他！
七十年代末的一个初冬，夜里下了一场小雪。雪后初霁，沈阳站前车水马龙，在喇叭声、车铃声的喧闹中，人们匆匆忙忙地踏着积雪来来往往，构成一幅城市早晨繁忙的生活图景。大舅和侄女（二舅的女儿）从沈阳坐长途汽车准备回抚顺县下海浪二舅家。当车开到白清寨和顺堡时，前面有一个小岭，过了小岭还有五六里地就到下海浪了。由于路上有一点积雪，司机将车开到岭跟前停下说：'只能开到这了，路太滑，岭上不去，大家都下车吧！'车上的人无奈，只好纷纷下车。这时，大舅对司机说话了：'司机同志，为什么不开到下海浪？在沈阳发车时明明白白地说车到下海浪，你有什么权利在这停车？你把我们扔在这算怎么回事？'
'岭上有雪，车上不去。'司机狡辩说。
'你没往上开，怎么知道上不去？'大舅气愤地说。因为地上只有薄薄的一层雪，大舅知道车是能开上去的。司机还是没有开车上岭的意思。大舅对小侄女说：'你下去吧！我今天不去了，我跟他（指司机）坐车回沈阳，我找他们单位的领导说道说道。'司机一看这个老头太较真，不好惹，只好发动车上岭，下去的乘客都回到车上。车顺利地上岭，开到了下海浪。车上的人都感激大舅：'要不叫这老爷子，咱们得多走八里地。'
大舅一生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他的第一个妻子早早病故，留下一个儿子。五十年代中期，大舅组成新的家庭，大舅妈出身知识分子大户人家，由于两人生活习惯、兴趣喜好等方面的差距很大，加之大舅长年在辽宁工作，两人长期两地分居，夫妻感情一直很淡漠。其实大舅对他们的两个孩子的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投入了巨大的财力，但由于长期不生活在一起，父女、父子的感情也都有些生疏。
恢复高考后，大舅的女儿、儿子都上了大学，并先后到美国留学，最后在美国定居。一段时间后，大舅妈随女儿到美国居住。女儿劝大舅到美国生活，大舅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怎么能到美国去呢？去了我怎么过组织生活呢？'大舅离休后，两个孩子都在美国定居，身边无人照顾。根据政策，在四川工作的大儿子全家调回北京。大舅和大儿子一起生活时，由于父子俩生活习惯的差异，以及对很多问题看法的分歧，大舅又将大儿子撵了出去，雇了保姆自己单独生活。有一次我到北京去看大舅，大舅对我说：'孩子就像笼子里的鸟，不能轻易放出去（指两个孩子出国），放出去回不回来，就由不得你了。'
我母亲是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为人善良，勤俭持家，但在家庭生活中与父亲争吵了一辈子，大舅旗帜鲜明地支持我母亲。我母亲1977年10月患癌症在沈阳医大手术时，大舅就守在手术室门口等了八个小时。母亲手术后，大舅直接将母亲从医院接到北京家中。虽然是姐弟，但能做到这样是相当不容易的了。当时我弟弟要考大学；我在抚顺八中教书，没有成家，住独身宿舍；老爸还在农村。即便是这样的条件，大男也完全可以不承担母亲治病的责任，可以想象，把一个患癌症的病人领回并不十分和谐的家中，并且继续帮助治疗，这是需要什么样的胸怀和勇气呀！母亲手术后，走路都很吃力，接近六十岁的大舅用平板车推着母亲多次到医院化疗，同时还要做母亲的思想工作。母亲因下乡，丢了工作，没有医疗待遇。母亲当时有500元钱的积蓄，大舅没有花母亲的一分钱，承担了母亲的一切治疗费用。为了给母亲治病，大舅付出的辛苦自不必说了，同时还要承担着治疗效果的责任。对此，大舅全然不顾。仅此一事，足见大舅对姐姐的感情和勇于担当的魄力！母亲在北京治疗了两个多月，我作为儿子应该去北京，尽一份孝心，但我没去，实属终生憾事！1977年底，母亲病危时，大舅曾问母亲是否让我来京，母亲摇了摇头，大舅遵从了母亲的意见。不久母亲病逝在大舅家中，大舅和我姨操办了母亲的后事。
二舅1968年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出狱，回到豆子沟与家人团聚，一家六口人生活很是艰难。大舅多次到豆子沟看望二舅一家，并在经济上给予资助。
1987年，大舅刚在抚顺看完眼疾，孤身一人，带着一袋白面，挤上没有座位的长途车，到豆子沟看望二舅一家人。二舅落实政策后，多次到北京大舅家长住。但终因老哥俩脾气不和，往往不欢而散。我内弟和爱人到北京治病，住在大舅家。大舅热情接待，并在生活、治疗等方面给予很大帮助。事后，大舅还经常打听病人的情况。
九十年代初期，大舅的视力越来越差，但他仍然坚持用放大镜看理论书籍和报纸。由于过度劳累，最后大舅的眼底神经坏死，导致双眼完全失明。失明后大舅仍坚持收听新闻，并继续练习书法。大舅曾为我岳父七十二寿辰写了一首藏头诗：“寿高德崇君两全，比翼齐飞晚霞天。南粤长白遍桃李，山河载绩得永年。”
小时候我眼里的大舅是一个威武的人，大舅身高1.9米，他的语言，他的作风，他对很多社会现象的真知灼见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大舅一直是我敬仰、崇拜和引为骄傲的长者。大舅非常关心我的成长，我们之间通信长达十几年时间。
1975年我在抚顺师范学校作为工农兵学员读书时，就思想上存在的不安心教育问题请教大舅，大舅给我写了满满五页的回信。回信写了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关于当教师的工作问题。指出教师责任重大，必须以高度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责任感，以党赋予这样的重大任务的光荣感，来看待这一工作．....．二、树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无产阶级的人生观是最伟大、最高尚、最正确、最科学的人生观。树立了这种人生观，对凡是符合这一根本目的的事情，就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无坚不摧，无往不胜。以苦为乐，以累为荣，以专门利人为自己的最大幸福和乐趣。三、怎样才能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呢？首先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
论和毛泽东思想；其次是和工农相结合，和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融合在一起，向他们学习，为他们服务；三是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四、不要忘记过去。你们一家，也是解放以后才能幸存下来的。解放以前，你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被万恶的旧社会折磨死了（病死的），你的爸爸和妈妈也是几乎没有丧生而挣扎着活了过来．....．不要忘记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而要把老一辈进行的革命事业继承下来，发展下去．....．以上几点仅仅是我想到的几个主要问题，提供你作参考。'
1987年2月，我写信告知大舅我已入党、分了新房、孩子人市幼儿园三大喜事的消息时，大舅异常高兴，来信鼓励我：'回顾你的青年时代，正值全国大动乱之时，而你也不可避免地经历磨难。由于你的勤奋努力和党的拨乱反正，才取得了今天的可喜成果，这确实是值得庆幸的！现在祖国正处盛世，而你又时值壮年，真可谓黄金的时代，黄金的年华．....．希望你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党和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信中，大舅还附了一首他所写的诗：“云散日出朗朗天，时逢盛世黄金年，鲲鹏展翅前程远，光明不负有志男。”
1977年底，我到北京处理母亲的后事，大舅将母亲一辈子的积蓄500块钱交给我。由于我年轻，竟没问母亲在京治病的费用及丧事的花销，大舅对此事也只字未提。大舅只是嘱咐我说：你的母亲一生善良、勤俭，你和炳德都要继承母亲的优良传统，好好工作，努力学习，把母亲的好品德、好作风继承下来，传下去。
2002年冬，我出差路过北京，专程到大舅家去看他。那时大舅已完全失明，与大儿子住在一起。大舅知道我来了，非常高兴。大舅坐在圆桌前，桌上放着半导体和一条叠得整齐的毛巾。大舅洋细地打听我和我爱人的工作情况，以及我们女儿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学习状况，当他得知我担任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时，他非常高兴，他说：'机关党的建设工作非常重要，只有把党的作风搞好，我们的各项工作才有动力，我们的事业才能发展、进步。'大舅最后说：'我从1945年参军到1953年从朝鲜回国，经历了八年生与死的考验，我坚持下来了，这才有了一定的资历和资本，有了以后为党做更重要工作的机会。'大舅希望我学好党建理论，自勉自励，努力工作，不辜负组织的培养和信任。临走时，大舅将他保存多年的将校呢大衣送我作纪念。
2005年冬，大舅因患前列腺癌在北京逝世。临终前，大舅留下两条遗嘱：一、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二、将自己多年五十多万元的积蓄，建立家庭助学基金，对刘家和至亲学习优秀的孩子在求学的困难中予以资助，基金由女儿管理。该基金已经一次性奖励了两位刘氏家族后代和两位社会上优秀的青少年学生。近几年，大舅设立的基金正在长期资助刘家后代中优秀的初、高中学生。这些学生现分别就读于东北育才中学（沈阳）、大连24中等省内重点中学。通过资助，既减轻了学生家里的经济负担，又激励着这些学生刻苦学习、立志成才的决心和理想。
2019年，我和爱人陪同表妹到位于北京朝阳区的长青生命纪念园（北京遗体捐献者公墓所在地和部分烈士墓地），在一座刻满遗体捐献者名字的纪念碑上，我们看到了大舅的名字﹣﹣刘维范，我们将一朵白色的塑料花贴在大舅名字的下面。
大舅一生都不曾享受优越的物质生活。但大舅的精神世界是富有的，他坚信马列，惦记人民的疾苦；他坚持原则，勇于向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作斗争；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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