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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哥的回忆录(21)

'文革'期间,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对贫乏,但农村却不然。每年过春节闹正月的习俗,都会给农民提供尽情欢愉的时光,这是城市人无法比拟的。

我们家“下放”(父亲的历史问题全家被动员下放)的地方马坊大队,春节期间是广大农民最欢快的日子。很多家杀了年猪,又分了口粮,物质生活有所改善;同时,广大农民还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

1974年春节前,马坊大队举办了一场文艺汇演,承办这项活动的是大队文艺宣传队。腊月二十七晚上六点刚过,村东广场就热闹起来了,社员们都穿上漂亮的衣服,带着孩子,三三两两地来到刚刚搭起的舞台前。广场上灯火通明,人越聚越多,大人谈笑着,孩子们追逐嬉戏着,再掺杂着男女之间的打情骂俏,广场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节目开始了,人们都静了下来,几百号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舞台上。节目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唢呐独奏、笛子独奏、二胡合奏;有独唱、合唱和舞蹈,内容都是当时流行的:《社员都是向阳花》、《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敬祝毛主席万寿疆》等。演员都是本队的青年和学生,大家都非常熟悉;社员们看着自己的亲友和孩子的表演,心里异常兴奋。一个节目刚结束,台下的笑声、掌声、叫好声、口哨声响成一片,广场上到处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当地农民喜闻乐见的二人转,和大家都推崇的金宝杰演唱的单出头把演出推向了高潮。演出结束后,人们余兴未散,迟迟不肯离去。

正月十五踩高跷把春节期间的文化娱乐活动推向高潮。十五那天,各大队都组织起高跷队伍,喜欢踩高跷的青年男女,穿上艳丽的服装,浓妆艳抹,他们在悦耳的唢呐声中,和着乐曲的节奏,挥舞着折扇,扭动着腰身,微笑着向人们展示美好的祝愿。他们从本村扭起,再扭到邻近的村庄。各村为了欢迎外村的高跷队,还组织人员列队欢迎,燃放鞭炮,气氛异常火爆。高跷队表演结束后,村里还要送一些烟酒等礼品表达谢意。

为了让村民过上一个愉快的春节,1973年春节前,前当堡供销社发给每户村民一个烟票,供应甲级烟两盒、乙级烟三盒。甲级烟是蓝翎、牡丹、红港等,价格在五角钱左右;乙级烟是大生产、大前门、辽叶等,价格是三角五分钱。这些烟平时柜台上没有。农村非常重视春节,拿烟票能买到好一点的烟,社员们都非常高兴。

我在小年之前就回到家了,我看见弟弟领回来的烟票,心想就这么几盒烟,爸爸高兴了能给我一盒两盒的,一两天就抽完了。我拿起烟票,仔细看了看,一张巴掌大发黄的包装纸,上面写着'烟票'两个字,盖着前进公社供销社的公章和一个人的名章,两个章的字都不十分清楚。我想为了过年能抽到好烟,不妨照着做个假烟票,能买出来更好,被发现了也不能把买烟的人怎么样。烟票也不是有价证券,伪造烟票即使被抓住,也不能算违法,大不了就被批评教育一顿呗。

在这种思想驱使下,我和弟弟,以及当地几个好朋友一起研究,如何仿造烟票。大家找来印泥、红色油笔和非常相似的纸。由我执笔摹仿写'烟票'两个字,再找个瓶盖划圈,再摹仿公章里和名章里的字。第一次写得不像,反复了几次之后,终于画出了一个和真烟票十分相似的假烟票,大家都说我摹仿的和真的一样。

前当堡是前进公社所在地,在马坊村北面,相距二里地。第二天上午,我们五个年轻人,顶着'嗖嗖'的北风和刮起的尘土,沿着凸凹不平的大道,说笑着,满怀希望地向前当堡走去。

在供销社门前,我说:'你们先拿真烟票一个接一个地买,都买完了,我再用假烟票买。售货员看的多了,也就不会太认真看了。'他们先后拿着买的烟出来,站在供销社门前的院子里。我看了他们一眼,像上战场一样,走进了供销社。

我来到卖烟的柜台前,将假烟票递给柜台里的一位男售货员,用平静的口气说:'买烟。'我的心'砰砰'直跳,但仍然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售货员接过假烟票,看了一眼,随手扔进柜台里面一个纸盒里,说:'两块一”,我连忙将钱递上去,售货员收款后将包好的五盒烟放在柜台上。我拿起烟,好像拿着偷来的东西一样,心里跳得更加厉害了;我转过身,用竞走的速度往外走;我一边走一边想:如果售货员喊我,我撒腿就跑。

我拿着烟出来的时候,大家笑着和我招手;当我们走出供销社大院时,我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在往回走的路上,我们每人点燃一支刚买的香烟,在刺骨的北风中,这烟抽起来格外的香。大家笑着,议论着,有的说我很沉着,有的说我出来时脸都吓白了,还有的说再多做几个假烟票就好了……。

我们家下放后又重新盖了房子,房子是标准的两间正房,当地农民一般也住两间房子。房门在东边一间,进屋是厨房兼仓库。南边是灶台,靠东山墙由几块木板搭成一个长条状的做饭案台,上面放着碗柜和炊具。案台旁是水缸,房间的北面是仓库,存放粮食,农具、自行车和一些杂物。里屋南面是一铺炕,炕头地上立着一个烧煤的站炉子,半截烟囱插在炕墙里(主要用于冬天烧炕取暖),炕梢是一个炕琴柜,白天行李叠在上面。屋门右手是一个老式立柜,里屋南北中间有个间壁。我家北窗外是个广场,冬天呼啸的北风从北窗吹进来,屋里很冷,间壁能起到一定的挡风作用。北屋搭了个板铺,夏大可以在上边睡觉。

弟弟炳德中学毕业后回乡参加生产劳动,由于他踏实肯于,又有文化,队里的领导和社员都认为他是一棵好苗子,先后让他担任生产队的出纳、保管员,不久他又担任了大队团总支副书记、民兵连长,最后做了大队的民办教师。炳德在村里年轻人中人缘很好,一些年轻人都愿意和他接触。每天吃完晚饭之后,总有几个年轻人来我家闲聊。经常来我家的有文艺爱好者段文利、马希纪,有民办教师韩少才,有下放户青年赫显志,偶尔还有大队团总支书记和大队赤脚医生两个女孩。

冬天是农闲季节,在北风呼号的晚上,这些年轻人早早吃过晚饭,一个个先后来到我家。他们好像在履行一个惯例,也像在从事一项工作,这几个年轻人每天必须要见上一面。屋外一片漆黑,寒气袭人;屋里灯火通明,春意融融。在灯光并不十分明亮的小屋里,爸爸、妈妈坐在炕里边,几个年轻人坐在炕沿边上,或坐在凳子上,会吸烟的卷着烟蔢箩里的碎烟;火炉上的水壶冒着热气,大家喝着热乎乎的茶水;通红的炉火映红了年轻人的笑脸。他们谈笑着,时而挥手比划,时而开怀大笑,时而争得脸红,时而又互相解释。他们谈论的不外乎是国家和村里村外发生的大事小情,他们朝气蓬勃,思维敏捷;他们年龄相仿,性格各异,但都那么淳朴、善良、可爱,他们是那一代农民中的精英,他们将开创中国农村巨大的变革。

有时候我父母不在家,几个年轻人更显得无拘无束,他们打趣开玩笑,甚至互相动手表示亲热。有时,他们打打扑克,但绝不动钱。1975年我回家过春节时,还和他们打了一次“百分”。那天,我把洗过的、妈妈在北京给我买的一身桃红色的新运动服晾在窗前,光顾着玩扑克了,忘了收进来。等玩完扑克送他们时,我发现衣服已经被人偷走了。

五十年前的抚顺师范学校位于纵贯抚顺市区的浑河北岸、新城路东端。学校西侧是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木制护栏的小桥,当地人称为'蓝木桥'。'蓝木桥'当时作为市区和郊区的分界线,学校的东边和南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稻田和菜地。如今由于城市的改造和发展,昔日的校址已成为市中心,当年的教学楼已翻建了两次,现在师范学校已不复存在了,旧址已翻牌为抚顺六中。原师范学校校区分为两部分:路北的教学楼和操场、路南的宿舍楼和食堂。当年的教学楼为白色的'一头沉'式结构,'轻'的一头为四层,东西狭长,为南北两面的教室;'沉'的一头为五层,五楼是一个大会议室,可容纳全校师生。师范学校'文革'开始后停止招生,从1970年开始在抚顺地区和辽西(抚顺市68届知青插队的几个县)地区招收下乡知青和少量的在乡青年,统称工农兵学员。

1974年10月,我带着山区泥上的芳香和牛粪干草的醇香走进了抚顺师范学校,成为当时被称为抚顺文科最高学府的一名新学员,来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重新回到离开八年之久的教室,我没有过多的喜悦,内心充满了惆怅和孤独。每天和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在一起,不善交际和言辞的我更加木讷和无语。

我所在的中文二班共有五十多人,三十几名女生和十七名男生,其中抚顺知青居多,沈阳知青和在乡青年各有十来个人。过了一段时间,由于同乡和性格、经历的相似,我渐渐地与沈阳三十四中的孙鹤祥、沈阳二十七中的董江浩、抚顺红透山矿的李成枝接触逐渐多了起来。我们三个沈阳的同学年龄相仿,都是沈阳

市重点中学的学生,文化基础都比较扎实;李成枝是71届毕业生,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青年。我们几个人家境都不太好,李父母双亡,孙和董都没有母亲,我家被下放在农村。我们几个人对学校和班级的事情观点相似,有共同语言。两年来,我们始终不离不弃,像亲兄弟一样地相处。

他们三个人的助学金是一等,每月17元;我是二等,每月15元。当时学校每月按市民供应标准,发给我们粮票(分粗粮、细粮)和一定数额的钱票和现金。我们几个人一起吃饭时,往往是谁先买就给其他人代买了。后来为了方便,我们索性将钱票、粮票交给一个人管理,买饭时一起结算。如果钱票、粮票花没了,几个人都争先恐后地去换。这种伙食上的'共产主义',在全校绝无仅有,它体现了我们几个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同甘共苦的一种感情。这种'在一个锅里吃饭'的形式我们一直保持到毕业;在花钱上,我们从没有出现任何矛盾。看见我们好的像一个人似的,很多同学常常向我们投以羡慕的目光。

在两年的师范学校生活中,对我们几个人来说,最难熬的莫过于星期天了。当时学校要求所有学员上课期间必须住校。到了周六下午,家在抚顺的学员高高兴兴地回家了,沈阳的大部分学员也坐火车回家了,我们几个人星期天都不常回家。周六晚上,整个校园寂静无声,食堂冷冷清清......宿舍楼里只有少数家在农村的学员和我们可怜兮兮的几个人。

那时学校基本不上专业课,如何打发星期天这寂寞的时光呢?我们四个人除李成枝外,都爱喝点酒。中午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便找个地方,用那有数的助学金喝点小酒。抚顺市一些有名的酒店如宴宾楼、康乐大酒楼、大来酒店和学校附近的一些小酒馆,我们都吃遍了。那时年轻好胜,喝酒时往往把握不住,喝醉的时候是常有的。现在回想起来,那确是一段美好的时光,通过酒的媒介,我们之间的友谊不断地加深。

在那个年代,工农兵学员如天之骄子,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就有'铁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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