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夫人在暗中时时关心着丈夫的身体健康，她向膳食总管暗暗下达指示，可是这些都瞒不过将军。有一次在餐桌上没有给他斟白酒，他相当大声地对他的邻座说：'哟，你倒有白酒，看来，我是个受管制的人啊！'在朗布依埃的一次打猎午餐会上，夫人们未被邀请，戴高乐的邻座看到将军是那样毫无节制地将菜肴装满自己的碟子，不由得一下愣住了。戴高乐转过脸，心领神会地对他解释说：'在这里我可以这样做，妻子不在，我可以自由地饱餐了！'
戴高乐妻子
但有时也可以觉察到将军的态度里会带有几分反抗的情绪。在一个星期五，戴高乐将军设便宴招待总统府几位工作人员。他看到上了一盘鱼，便转向妻子，略带愠怒地对她说：'亲爱的朋友，我早就对你讲过，在军人的餐桌上星期五不是非得吃鱼不可！'按照西方天主教徒的习惯，星期五是不吃肉的。戴高乐夫人低声应道：'好吧，我的朋友！'其实，这完全是表面上的顺从。她认为，星期五不准吃肉，但为了丈夫的健康，弄些鱼总是可以的。将军这次发火，可能是因为他不愿意使人觉得，不管在哪一方面，他侵犯了客人的信仰自由。对于丈夫的意见或批评，戴高乐夫人无什么情况下，都是表示尊重的。
戴高乐夫人不仅关心丈夫的用餐、休息，而且尽量使他精神愉快。因此，在戴高乐外出时，无论多么疲惫劳累，她总愿前往陪同。一次戴高乐在科西嘉岛视察时，骄阳似火，真叫人难以忍受！一路上车子停了无数次，每次戴高乐将军都到村里去同村民们握手。而总统夫人不愿跟随将军张扬自己，总是呆在汽车里，忍受着火辣辣的太阳的折磨。随行的一位部长想对她表示同情，竟不随同其他官员去簇拥总统，而来到戴高乐夫人的车子跟前问道：'夫人，你不觉得太累吗？'戴高乐妻子回答：'不，一点都不！我高兴极了。每当将军带我出来旅行，我总是非常高兴的。'跟随总统的一位女记者说：'的确，她显得非常高兴。她戴着一顶非常合适的帽子，精神抖擞，端端正正地坐在 DS 型小轿车里。她就坐着这辆车子旅行，但是跟在她丈夫后面，中间相隔五辆车子。直到就寝时戴高乐才回到夫人身边。'
戴高乐夫人对丈夫的关心是多方面的，她不仅关心他的健康，而且也非常关心他的事业。每当戴高乐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她都为他高兴，每当他受挫，她都为丈夫难过。为了丈夫的健康和安全，到了晚年，她总希望戴高乐早日退出政治舞台。1969年4月28日，戴高乐将军宣布'停止执行总统职务'。戴高乐派在伤心之余想道：'至少有一个人将会感到高兴。'的确，她很高兴，丈夫又属于她了，她终于又可以和他同乘一辆车了，可以与他肩并肩地在绿色的原野上散步了。她同丈夫一起面临死亡的考验毕竟有过三次了，当然每次她都以不外露的勇敢精神经受了考验。在小克拉玛刺杀事件发生后，曾有人问她有何感受，她回答说：'哦！对我的女婿来说，这也许太可惜了，可是对于将军和我，这倒是一个好的结局。'
专门研究戴高乐的女作家克洛德·迪隆说：戴高乐夫人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对丈夫关怀备至，对子女谆谆教导，让他们自强自力，不要依靠父母。她经常说：聪明的父母是不会对孩子们娇生惯养的，让子女躺在父母身上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只会使他们像藤萝一样，离开大树就永远站立不起来！'
夏尔·戴高乐为有这样一位贤内助而颇感幸运。1921年4月7日他与伊冯娜·旺德鲁结婚之后，就辞去了波兰军事学院教官的职务，而另谋自己的前程去了。
夏尔·戴高乐与伊冯娜·旺德鲁结婚不久，就辞去了波兰军事学院的职务，于1921年10月1日到圣西尔士官学校教书去了。这时戴高乐已经31岁了，可在他的军事生涯中还没有什么显著的成就。他想：像他这样的年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已经征服了半个古代世界，拿破仑已经当了好多年将军，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奥什已经有四年当大元帅的历史可以回顾，而此时，他戴高乐自己得以发挥军事才能的机会太少了。然而，他深感时运正在向他招手，他决心在现有的岗位上，勤奋工作，潜心钻研，在军事科学方面作出自己的奉献。
戴高乐性格刚强，办事认真，他的倔强的性格与人不好相处，几乎使他周围的人难以忍受。他的这种为人熟知的性格是在圣西尔士官学校以及后来在法国军事学院里定型的。正是在这两所学校里，他那演说家的才能初露锋芒。他讲战史和战术，娓娓动听，滔滔不绝，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后来，这种说服力竞把伦敦电台变成了他的作战武器。此外，他滑稽的摹仿，他那熟练的手势，后来通过电视荧屏使他获得几百万张选票，当选第五共和国总统。
1921年12月8日，戴高乐夫妇生了一个男孩，婴儿有点早产。他们以贝当元帅的名字给他取名菲利普。后来他们又生了两个孩子。曾经表示不喜欢军人生活的伊冯娜·戴高乐已经逐渐习惯了，她除了精心地抚养孩子外，还在家里为丈夫安排了一个舒适的工作和学习环境。
圣西尔军校的年轻教官，一般都要准备参加法国军事学院的入学考试。因此，人们预料，这位年轻的教师，为了更好地为国效劳，会再去当一次学生。不出人们所料，夏尔.戴高乐于1922年11月考入了军事学院。他在军事学院学期间，结交了几个朋友，但是他们的友谊都没有经受住法国沦陷的严峻考验。其中有一个叫乔治·皮克的，1940年在叙利亚同戴高乐对立，后来又在阿尔及尔和巴黎反对他。另一个叫布里杜的，后来当上了维希政府的陆军部长，于1945年被戴高乐政府缺席判处死刑。还有一个叫卢斯托诺·拉科，他先支持维希政权，后来见抗战快胜利了又倒向戴高乐，是个反复无常的投机分子。
且说戴高乐一进入军事学院，就与院长穆瓦朗上校格格不入，因为这位院长的战术思想基本上是静止不变的，是形式主义的。穆瓦朗上校认为一个司令官的职责就是订出最详尽的计划，并且不管情况如何都要坚持按计划行动。可是锋芒毕露的戴高乐却拒绝接受这种先验论。穆瓦朗上校还自以为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认为炮火的威力有利于防御，而使发动进攻的代价惨重。然而戴高乐却深信，大战的真正教训是：下一场战争将是坦克战，机械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意味着战争将是运动战。结业时，戴高乐考完笔试后，还得通过战术实地考核。他立意借这次考核说明他是正确的，而穆瓦朗则是错误的。
1924年6月17日，戴高乐在最后一次演习中受命指军'。他率领高度机动的地面部队，进行了一次闪电的进攻，打得'敌人'狼狈不堪，彻底推翻丁穆瓦朗的消极防御理论。更使院长难堪的是，戴高乐拒不回答穆瓦朗上校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而让战术演习中的一名下属去回答。穆朗怒不可遇，大声斥责道：'戴高乐，我问的是你！'戴高乐泰然自若地答道：'上校，你已经把指挥一个军的任务交给我了。如果除此之外我还得承担属于我下属的任务，那我就顾不上考虑怎样完成我的使命了。杀鸡焉用牛刀！'戴高乐说完，又对部下命令道：'夏托伊厄，请你回答上校的问题。'
经过这次事件，戴高乐名扬全校，当然也就围绕他的结业考试的评分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军事学院的学生毕业离校时，分别按'优秀'、'良好'、'尚好'三个等级进行评定。评委会认为，戴高乐是一位天赋极高的军官，他那非凡的记忆力，渊博的知识，果断的作风和迅速判断形势的能力，无不令人赞叹。但是，多数委员认为他难以共事，自命不凡，不听批评，甚至不愿与人商讨问题，这使他的优点大为逊色。因此，大多数委员坚决表示最多只能给他评三等。最后经过副院长迪菲厄将军给委员们反复做工作，才给戴高乐评了个二等。
夏尔·戴高乐的毕业成绩报告单是院长穆瓦朗上校签署的。结尾部分写着这样的评语：'是一位理解力强、富有学识而又严肃认真的军人，才华出众，精明能干，颇堪造就。遗憾的是，过分自信，好对他人意见吹毛求疵，而且举止俨然像个流亡的国王，大大损害了上述无可否认的优秀品质。'
戴高乐听到这一消息暴跳如雷。他大声道：'军事学院那些狗娘养的！我不当上校长就不回这个鬼地方，你们瞧着吧，总有一天我会给它来个大翻个！'学校评定的等次，对学员的分配至关重要。如果戴高乐评上'优秀'，他就会被调到向往已久的总参谋部的作战计划局，把他研究的战术和战略思想付诸实践。没有去成这个局，使他闷闷不乐。如果加上他在德国遭受监禁的蹉跎岁月，这已是他军人生涯中所遭受的第二次挫折了。最后他被派到运输供应局去工作。戴高乐认为，这是对他那不受欢迎的独立精神的一种侮辱性的惩罚。
军事学院的评判虽然伤了戴高乐的自尊心，但丝毫也没有影响他继续发奋自强。他被派往美因兹军区后勤部，虽不遂心愿，但这件事却从两个方面得到了补偿。这使他有机会在自由的条件下重新研究德国的军情和国情，同时也使他有机会根据机械化战争的观点就创建机动装甲部队进行深入的探讨。机械化战争的观点最初是埃斯蒂安将军的，但是戴高乐上尉在被俘期间又独立地发展了这个观点。从离开军事学院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之后，戴高乐一直利用余暇时间核对和改写他的狱中笔记。其成果就是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于1924年出版了。这是戴高乐第一个值得纪念的成就。戴高乐的传记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就此写道：'假如他在写成这本书以前就离开了人世，萦绕在他的亲友心头的他，将是一个看法很怪、不一定有多大前程的年轻人。可是，如果在这本书出版以后，死神夺去了他的生命，他的名字就会使人想起一个目光敏锐、切中时弊的军事思想家。'
《敌人内部的倾轧》是一部思想严谨、分析深刻的军事著作。戴高乐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民族和国家，而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戴高乐通过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亲身体验和经历，特别他在德国身系囹圄的遭遇，对德国的国情、军情和民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说，德国人对超人，较普遍地存有崇拜思想。戴高乐选择对尼采的崇拜作例子，他在书中写道：
'札拉图斯拉所要求看到的超人的特殊性格、权力意志、嗜好冒险以及目中无人，在那些喜怒无常、居心险恶的德国人看来，就是他们应该达到的理想。他们随心所欲地自称是这种令人生畏的尼采式的杰出人物，他们一味追逐自身的荣誉，却又坚信是在为大家谋利，他们恣意役使'成群奴隶'，却又对他们极端蔑视，他们在人类的苦难面前决不止步，反而称道人们受苦不但是必不可少，而且是正合我意。'
在书中，戴高乐还就德国人和法国人的性格、情趣作了比较。他认为，德国人'生性好高务远，狂热扩张个人权力以至不借任何代价，而且对人类经验、常识和法制的约束根本不屑一顾'；而法国则是他一贯梦寐以求的思想境界。他写道：'在具有法国情调的花园中，没有一棵大树想以自己的浓荫窒息其他树木，花坛都是按几何图形建造而成；池塘无另增瀑布的分外之想，塑像也不求独占人们的赞赏。花园里有时会发出一声长叹。也许这是出自这样一种感情：园中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如果独自存在的话可能会更加明媚动人。但是，这样一来必然有损于整体，而漫步园中的人看到花园里井然有序，永葆优美的和谐，自会感到十分欣慰。'
在这本由五个章节组成的书中，分别揭露了德意志帝国军事当局对民权的蚕食政策，从中找出了德国在1918年末崩溃的深刻原因。关于1914年9月，冯.克劳克将军拒绝服从德军参谋总长小毛奇的命令问题，戴高乐上尉写道：'在战争中，除了情况规定的战略以外，没有其他的战略；对军人来说，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可以普遍采用的体系，而决定的只有情况和性格。'
《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的出版，大大提高了戴高乐上尉的声誉。1925年10月，贝当元帅下令委任戴高乐为他的幕僚。这时，贝当已是最高军事会议副主席和作为三军首脑的法军总监了。被大战拖得精疲力竭的法国，正力图维护对德胜利的成果。虽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结束多年，但欧美列强，勾心斗角，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安定的因素。贝当急需调一些年轻有为的军官辅佐他。
根据凡尔赛和约，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莱茵区由协约国占领并实现非军事化，大幅度削减德国武装力量；并且允许法国保持一支巨大优势的军队。为了预防德国军国主义势力再起，就在凡尔赛和约签订那天，1919年6月28日，法、英、美三国订立了防御条约，规定一旦德国发动侵略，英美将援助法国。可是美国参议院不仅全盘拒绝接受凡尔赛和约，而且拒不批准三国防御条约。于是英国政府也撤销了．对法国的承诺。这样，在凡尔赛达成的解决方案，一下子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柱，而根据凡尔赛和约创建的国际联盟，失去了一个主要发起国。这也表明，英法协约并未给欧洲安全提供坚实的基础。
法国人遭此挫折，只得另谋出路。在以后数年中，陆续与比利时和东欧小国建立了一个防御联盟体系。为了向德国显示战胜国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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