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变法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是三年一度的春闱会试之期。

春暮时节，考试已毕。

往年的这个时候，赶考的举人们无不呼朋唤友，连日吃酒，热闹非凡；可1895年却大不一样，酒楼茶肆的老板们惊讶地发现，这一科的举人们全然无心作乐，而是各个面露凝重之色，整日匆匆忙忙，不知在忙些什么。

春闱会试

在宣武门达智桥胡同的杨椒山祠内，几百个举人正聚在一起，操着南腔北调，激烈地讨论着什么。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汉子，看起来明显比其他人老成许多，此人并不说话，只是听着这些人的争论。少顷，他才开口道:

“各位年兄年弟，都静一静。关于向朝廷上书这件事情，虽然各省举人都有去上，然而终究是各自为政之局，恐怕难以引起今上的重视。愚意以为，不若以十八省举人之名，联名上奏。我等都是国家抡才大典选出的天子门生，如此一来，庶几可以收到奇效啊!”

此言一出，顿时群情振奋。只听各种叫好之词、附和之语此起彼伏。此人面带微笑，顿了一会儿，举了举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又说:“若各位年兄年弟认为此策甚好，在下便斗胆提笔作文，还要烦劳各位共同署名，稍后由卓如送到都察院去。”周围的举子们又纷纷响应。

计策既然已定，这个中年男子也从一片壮怀激烈的气氛中慢慢地走出来，到后院去写上疏。只见他拂开宣纸，提起狼毫笔，饱蘸浓墨，用恭恭敬敬的楷体写下几个大字:“上今上皇帝书”。他深呼了一口气，又继续写下去:“具呈举人康祖诒等，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

这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康有为。

康有为

康有为原名康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咸丰八年(1858年)出生在广东南海一个书香门第。他的高祖康文耀在当地设帐讲学，收徒千余名之多，颇有名望；他的祖父康赞修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举人，做过钦州学正，合浦、灵州、连州训导；父亲康达初也是举人出身，后来参加曾国藩的湘军，在江西做过小官。

康有为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虽然其父康达初在他11岁那年就去世，但其祖父康赞修却对这个孙子关心有加。早在康有为8岁的时候，就跟随在祖父身边学习。康赞修对宋明理学颇为崇信，对乾嘉汉学则不屑一顾，在他的影响下，康有为自然也对汉学家繁琐考据的功夫不甚在意，而是立下雄心壮志，从小就以“圣人”自许。在祖父的教育下，康有为从小就熟读经史，为以后著书立说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光绪三年(1877年)，康有为19岁，康赞修去世。这对于刚刚成年的康有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悲痛之余，他不得不寻找一位新的老师继续学习。不久他拜岭南学派著名的理学大师、人称九江先生的朱次琦为师。在朱次琦的指导下，康有为对理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然而不久康有为就感到了不足。这一时期，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印行了不少讲“西学”的书籍，身处广州的康有为自然对此接触颇多。他逐渐感到，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他决心开创一种更加务实，经世致用的学问。

朱次琦

光绪六年，康有为到西樵山白云洞隐居读书，阅读了大量经世致用和西学书籍。

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第一次赴北京参加会试，但未能录取，在返回广州的路上，他到了上海。日益繁华的上海滩让康有为深深折服，在返回广州前，康有为在上海一次购买了三千册图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翻译成中文的西方科技著作。他决心以此为基础，制定一套全新的学说。

康有为于光绪十三年再一次进京赶考，再次落榜，但这一次他却并非一无所获。借此机会，他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万言书，要求进献给光绪皇帝。在这封上疏中，康有为综合了他 10 年来刻苦读书的心得体会，认为当今的世界大势，不能墨守祖宗成法，而应该变法维新，并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主张。康有为将这封上疏交给了李鸿章，请求后者代为上奏，但李鸿章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李鸿章

回到广州以后，康有为租下了孔庙，在此创立了万木草堂，一面开馆讲学，一面著书立说。在这期间，他先后写下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后来又开始动笔写《万法公理》(后出版时定名为《大同书》)。《新学伪经考》将西汉时发现的古文经认定为伪书，而古文经学自然也就成了伪学。基于这一考证，康有为否定了汉学和宋学的学术争论，并以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传统为出发点，为变法维新张目;《孔子改制考》则在《新学伪经考》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历史哲学。这一理论原本来源于春秋时期公羊学派，但长期默默无闻，在嘉、道年间才由龚自珍、魏源等人重新发掘出来加以论述。康有为在他们的基础上阐发了这一理论，将孔子的理论表述为信奉变化与发展。他写道:“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为孔子学当分二类乃可得之。此为《春秋》第一大义。”

毫无疑问，康有为的理论和学说在广州乃至其他地区的正统学者看来，不啻于是异端邪说，他们纷纷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康有为的学说却极其富有新意的。这些年轻人从小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思想，同时又经受着“欧风美雨”的洗礼，自然怀着和康有为同样的心情。他们进入万木草堂学习，在康有为的指点下读书，并且试着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界。康有为的渊博学识和个人魅力都深深地吸引了他们，他们和康有为一道，致力于破除儒家经典，开创维新之路。

光绪二十年(1894年)，已经36岁的康有为再一次来到了北京，第三次参加科举考试。这一次与他一起来的，还有梁启超。本来这只是一次普通的会试，然而，由于甲午战争的惨败。一切变得都不一样了。

梁启超

在甲午战争中，清军大败，刚刚成军没几年的北洋水师也全军覆没。面对日军从海陆两路的逼近，清政府只能派出李鸿章赴日本签订和议。在和议中，清廷不但要赔付日方两亿两白银，还要将辽东半岛和台湾划归日方。

1895 年4月底，这一消息传到了北京，官员百姓大哗，群情激愤。朝中的一些清流派官僚，坚决拒绝签署这一和议，在他们的策动下，大批现任官员纷纷上奏，数量竞达到数百件之多。

这一消息对于刚刚考完试，坐待发榜的举子们来说更是晴天霹雳，他们本是国家栋梁，一个个都有揽辔澄清之志，对于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自然不能接受，不少台籍举子甚至痛哭流涕，写血书以明志。康有为知道，自己推行变法的机会来了。5月2日，他与梁启超等人在杨椒山祠内召集一些举人开会，商议上书之事，最后商定由他撰写奏疏，并代表十八省举人联名上书都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