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落伍,我们的政府落伍,我们的人民落伍,包括土大夫阶级在内。
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
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而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
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
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维新呢?
此中缘故虽极为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
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了!中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
第二,中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 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所以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他们就要加以阻挠和反对。
第三,中国土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是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的。其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是能够看事较远较清的,但是他们怕清廷的指摘,都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实则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
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则徐之前,不敢在广东战,去林则徐之后,当然就开战了。所以士大夫就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林则徐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到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林则徐画像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地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把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给了魏源。魏源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大清把这部书扔掉了,而日本人捡了起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了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
林虽有这种觉悟,但他怕清廷的指摘,不敢公开地提倡。清廷把他贬赴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陆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幕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陆将升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是道光二十二年九月(1842)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
林则徐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认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了。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地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自己也无自信心,对民族也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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