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道光年间，中西都有大变动，因此使旧的中西关系不复存在。
第一，英国在十八世纪的下半期有所谓的工业革命。
在手工业时期，英国出口运至外国的东西不多，适宜于中国市场的更少。到了拿破仑战争以后，在海外开辟市场就成了英国新工业的急迫需要。
第二，自由贸易的学说随着工业革命起来了。以往的各种贸易上的限制和阻碍，英国人还能够接受，他们视其为家常便饭。但到了十九世纪，英国人就不这么认为了，他们觉得这是野蛮黑暗，非打倒不可，中国的通商制度也包括在内。
第三，经过十八及十九世纪初年的战争，大英帝国毫无疑问地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
英国人往年在广州所能忍受的那些贸易上的限制和阻碍，现在他们说死都不能忍了， 并且大英帝国这个时候以印度为中心要侵略亚洲别国。英国有印度做为大本营和出发地，为维持及发展其在印度的利益，英国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地经营亚洲的别部。
第四，在十九世纪以前，欧洲人到海外去传教者全是天主教徒。
到了十九世纪初年，耶稣教徒发现，他们有传布福音给全世界的神圣使命。那时在广州的传教士，对于中国各种禁令的愤慨比商人还甚。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我们看道光元年(1821)至道光二十年(1840)，外国人在澳门所发表的刊物，及他们写给政府的请愿书或给亲戚朋友的信，就不难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要求 : 那就是解放! 他们不分商人还是传教士，他们觉得解放的日子应该到了，已经到了。
在东印度公司的末年，驻华经理中之后辈就主张与中国算总账。以往公司的经理只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现在这帮商人唯恐天下无事。在道光十二三年( 1832-1833) 的时候，外商已自动地、不顾中国的禁令，到福建、江苏、山东，甚至奉天及高丽去卖鸦片和新的机制纺织品 ; 传教士也跟着他去传教、去施医药。沿海官吏拿他们无可奈何。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内，遇着一只这样的犯禁的船，也无法对付。
道光皇帝
道光十三年( 1833)，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通商专利取消了。这种专利也是贸易不自由时代的产物，它的取消应该是时潮的表现。取消以后，新来的商人多而杂，他们对于中国的旧制度无经验，也无了解，只觉得这种制度之无理。同时，公司取消以后，保护商业的责任就由英国政府负责了。以前买卖是公司做的，要办交涉和打仗，费用也是公司出的 ; 以后买卖就是商人做的了，那么再交涉及打仗就是政府的事情了，所以大决裂的机会就多多了。并日责任既由英国政府直接负担，英国政府就必须派代表驻华。这个代表要执行他的职权就必须要得到中国的承认，即承认他是外国政府的代表。那时，中国只知道有贡使，不知道有公使、领事，这种承认等于承认中英的平等。我们知道，在乾隆末年及嘉庆末年，中国还绝对没有放弃传统观念的倾向，在道光年间的中国还是旧中国。事实上，在东印度公司取消以后，中英必须发生平等的近代的邦交，而中国的体制绝不容许这种邦交的发生。道光十四年( 1834)，中英因此就以炮火相见。那次英国代表不久因病去世，这问题就成了一个大悬案。
换句话说: 在道光年间，我们的通商制度及邦交观念是十九世纪的世界所不能容许的。同时，英国人的鸦片买卖也是我们觉得绝不应该容许的。
这个鸦片买卖的发展有其商业的自然性。历十七及十八世纪，中国的国际贸易总是有很大的出超，因之白银源源地从欧洲、南北美及印度输进来。西商所苦的是找不着可以销售的进口货。在嘉庆年间，他们开始发现鸦片推销之容易。这种买卖的大发展是在道光年间：在道光元年(1821)，鸦片进口尚不满六千箱，每箱百斤; 到了道光十五年(1835)，已超过了三万箱: 道光十九年(1839)一林则徐到广州去禁烟的那一年一过四万箱。中国在道光六年( 1826)初次有入超，从此白银起始出口: 西商的困难也从此解决了。
鸦片
鸦片
倘若英国的工业革命提早百年，倘若英国的工业在十八世纪就能大量地输入中国，那么英商无须鸦片来均衡他们与中国的买卖。那么，中英可以不致有鸦片战争，只有通商战争。那么，我民族可以不受鸦片之毒至如此之深，但我们的农民家庭附属手工业的崩溃又要提早百年。换言之，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逃避外来的压迫的，除非我们的现代化也提早百年。
鸦片买卖的发展，除了有其商业的自然性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理由，那就是印度财政的需要。英国自十八世纪中叶战胜法国以后，就成了印度的主人翁，就着手整理印度的行政。整理的方法不外乎多用英国人为官吏。其结果有两个: 一个是行政效率的提高，一个是行政费及军费的提高。印度因此发生财政问题。鼓励鸦片之输入中国是英属印度解除财政困难方法之一，即所谓开源者也。其用心之苦一如中国吸鸦片者的嗜好的探讨，价钱的适合，装包箱之图便宜等，不亚于任何现代的公司推销任何其他货品。
宣宗（道光帝）可说是个清教徒。他不但要禁烟，且禁唱戏。他的俭朴是有名的，连朝服尚不愿换新，只肯补缀。无疑地，宣宗的禁烟是出于至诚的、下了决心的。可是当时官吏的腐败，不是一个皇帝的生杀之权 所能挽回的。 所以愈禁烟而烟之输入愈多。我们若参看美国禁酒的经验，道光年间禁烟之失败似很自然了。
大英帝国进入工业革命
宜宗及少数的同志为什么要禁烟呢? 他们一 则觉得鸦片伤身体，二则因为烟瘾妨害平民职业，三则因为烟瘾减降军队的战斗力。我们若以道光年间的谕旨及奏章为凭，他们禁烟最大的理由还是因为鸦片进口，白银就出口。那时国家没有统计(鸦片按法不能进口，故更不能有进口的统计)，他们又怎能知道鸦片进口及白银出口的数目呢? 他们的知识一部分得自传闻， 因为鸦片买卖已成了公开的秘密，部分得自推测。 他们知道在嘉庆年间，每两银子可换制钱一千文，在道光中年，可换至一千六百文。他们的结论是: 银价的提高是因为银子流出外洋。这个结论不尽可靠，因为在道光年间，中国各省铸钱太多，且钱质也太坏。他们所得的传闻往往亦言过其实。正因为他们的运动没有科学的基础，他们的热忱反而加高。
当时在广州有少数留心时务的士大夫共同探讨鸦片问题。顺德人何太青曾主张这个办法:
“纹银 易烟出洋者不可数计。必先罢例禁，听民间自种莺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者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禁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实中国利病枢机。”
监课书院教官吴兰修很赞成这个主张，自己作了一篇 《弭害论》以资宣传，并请了学海堂同事们出来提倡。这些人都是粤东道台许乃济的朋友，他也相信这个主张是唯可能的办法。在道光十六年(1836 )他做太常寺少卿的时候，他就奏请禁白银出口，不禁鸦片进口但加税，且许人民种烟，希望拿国货来抵制外货。许乃济及他的同志都知道这个办法是下策，但是他们认清禁烟虽是上策，可惜是不能行的上策。御史们如许球、朱罇、袁玉麟都反对开禁，以为事系天下风化。万不可为，且如能禁白银出口，就能禁鸦片进口。许乃济的办法就打消了。
道光十八年(1838)，黄爵滋奏请治吸烟者以死罪，这是禁烟加严的大呼声。宣宗令各省将军督抚讨论。大多数的人都以为死罪太重，因为太重，地方官吏反不执行了，他们以为贩卖者的罪实大于吸食者。唯独湖广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宣宗于是决定吸食与贩卖同时都禁，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鸦片贸易大本营的广东去禁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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