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生逝世后，帝国主义与各地反动军阀都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他们以为广东从此将出现群雄相争的局面，国民党内部左右各派也将激烈斗争、分化，广东革命政府瓦解，只是时间长短的事了。
列强与军阀也不断地制造事端，想尽决将这块革命策源地剿绝。不料反革命势力却被很快地一个个地消灭了。甚至孙在世时用尽气力打不下来的东江，也被东征军在一个月之内全部肃清了。这真使国内外敌人目瞪口呆，大惊失色。
毫无疑问，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国民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是孙先生制定了正确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国共两党努力合作共同奋斗所取得的。
应该承认，蒋介石作为两次东征、平定杨、刘各战役的总指挥，在确定作战方针和制定作战计划上，是起到了决策者的作用的。但是不能把胜利主要归功于蒋介石一个人。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由于广大革命官兵的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结果。如第一次东征时，在潮梅战役中，黄埔教导团及学生军，死伤 600 余人; 第二次东征攻惠州城战役中，仅黄埔第二期学生，死伤至 300多人。整个军事计划，正是靠这些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才得以实现的。其次，战争的胜利还由于有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民工和当地群众的支援，特别是农民自卫军的配合作战，是两次东征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如黄埔第一期的学生覃异之回忆两次东征时说:“在各地农民协会的号召下，男女老幼踊跃给东征军抬机关枪、挑弹药，还热情地把糖稀饭送到阵地上。行军时有些农民兄弟还端着喂马的饲料边走边喂。农民对革命军的热情，使同学们感动得流下泪来。”
就连蒋介石也不能不承认，东征的胜利“实在是靠了人民的援助”，这种援助是“切实帮忙，不仅表示热烈的欢迎而已”。
1925年8月，发生廖仲恺被刺案后，国民党内右派受到沉重打击，全国革命形势迅趋高涨。蒋介石也从打击右派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可以说国共合作给蒋介石的个人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他虽然当上了东征军总指挥，但在国民党内、政府内还没有位置。羽翼未丰，蒋介石仍离不开苏联和中共的帮助。所以从廖案之后到1926 年1月国民党召开二全大会的这段时期里，是蒋介石积极向左靠，也就是他最“革命”的一段时期。他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积极同军阀以及右派势力进行斗争，而且喊出最革命的口号，来显示自己对孙三大政策的坚决拥护。
在容共问题上蒋介石说:“国民党的同志，对于共产党的同志，尤其不可有反对，因为我们要晓得，'反共产’这口号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中伤我们的。如果我们也跟着唱'反共’的口号，这不是中了帝国主义者的毒计么?”“总理决定下来的主张，我们是不可违背的。如果不然，就无论你如何信仰三民主义也是假的了。因为总理容纳共产党加人本党，是要结革命分子，如果我们反对这个主张，就是要拆散革命团体 ，岂不是革命的罪人?”
蒋介石谈到东征军胜利的原因时，他慷慨激昂地说道 :“今天我们所以能够在汕头与各位同志们开这样的联欢盛会，原因在什么地方?……可以说完全是从我们总理实现中俄联合的一点成效”。“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达到这个目的，大半可以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国际的实力，与其革命的使命，起来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的效力。”他进一步说:“叫革命先进国的苏俄来帮助我们中国的革命，我们世界革命中的中国革命党员，实是愿意接受的，而且是应该接受的。”“如果苏俄同志愿意指挥我们革命，我们亦愿意受他们的指挥，不但不足为耻，而且同列于世界革命党员的地位，是一件人生最大的意义”，“我们接受革命先进国同志的指导就是接受总理的指导，就是实行，总理的遗嘱”。
蒋介石更是利用一切场合和机会，表示不遗余力地反对帝国主义。他说帝国主义是军阀的“护身符”,“我们革命军形式上虽与国内军阀打仗，实在是无时无地不与帝国主义为敌”。
因廖案无法在广州立足的国民党右派，纷纷逃到上海和北京，同时开始了更加猖狂的反共活动。国民党元老派中的右派人物，先后建立了北京同志俱乐部和上海辛亥同志俱乐部等小团体。并筹划召开旨在反对广州国民党中央的会议。经过一段准备，于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孙先生灵前，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参加会议的，第一届 24 个中央执行委员中，实际上只有林森、居正、覃振、 石青阳、石殃、叶楚伧、邹鲁等8人 ; 5个中央监察委员中，只有张继和谢持2人; 后补执委出席的只有茅祖权、傅汝霖、沈定一等3人。这个会因在西山举行，被称为西山会议，这一右派集团亦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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