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言“为民请命”记(1-2)
黄山区城西，有一座小山，因景色酷似黄山而被称为“肖黄山”，县志称“云根嵌空幽秀，仿佛黟山。”山之东，有个村庄叫庄里。
庄里，实名“臧里”，同“藏”，美好意；里，古时聚族而居，形成街市弄道的地方称为“里”。“臧里”，顾名思义，就是一个美好的地方。
清顺治初年，“臧里”村中有位告老还乡的县令，叫程言，他见当地的税赋，一直以来都是老百姓自已从太平县解运到芜湖，民不聊生，便多次上书到府台和京城，“为民请命”，以至清廷顺应民意，将前朝县邑延续了近三百年的税赋政策改变了，“改民解为官解”。在改朝换代的特殊时期，敢于为民请命，需要是非一般的勇气。此事惠及太邑一方及整个江南的百姓，他的德行和声望，因而名震朝野。
清朝入关后，于清顺治二年的1645年6月25日攻陷南京，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将南京改为江南省，沿明制设江南承宣布政使司。“顺治二年，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宁国府太平县。”
清军入主中原，汉人的反抗是在所难免的，太平县也是如此。（民国）《太平县志》抗清起义记略载：
“清顺治二年，太平县人武科进士陈易、武科举人张廷豹闻休宁义士、南明右都御史金声纠集义勇保绩溪、黄山，陈、张举义兵响应，拔旌德、宁国诸县，声名大振。旋攻石埭，误中奸计被囚，陈易战死。余部退守蜜崖关，关破，张廷豹亦战死。陈易战死后，金声为之撰写《祭参军陈有功文》祭奠......太平县因反清起义而遭受清军追剿屠杀达数月之久，以西乡及甘棠、兴村最惨，直至顺治三年始告平息。”
“顺治三年，西乡有弄兵者，官兵入剿，屠甘棠、兴村、焦村等处。”“顺治三年，顽民未靖，往往窃发。四年四月，寇逼泾阳，邻邑告警。”
理性地阅读文献上的记录，能拓宽我们对于历史的视察。怎么样对待那些没有反抗的汉人，让生活在最底层的苦难百姓得以生存。
明末朝廷腐败，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特别是这些税粮民解，更是雪上加霜，太平县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
明清时期的太平县“邑山多田少，农耕不敷，而一二殷实多贩木于外方。”地薄人稀，交通阻塞。“明隆庆六年，太平县人口一万三千多，成丁三千三百多。到清顺治年十四年，太平县人丁二千八百多。”加上贫困和战争，按此推算，清初太平县人口不会过万人。
（乾隆）《太平县志》对于太平县当时风俗物产和地理交通状况的描述，最为妥切详尽:
“太民难于为业，亦勤于为业，如农力田，其平畴宽衍，号称沃饶者，十不得五，余悉硗瘠。幸高山之巅，流泉出焉。佃其上，当秋获时，高高下下，鳞次如云，亦奇观也。但土薄石肥，或一丘不得谷数斤。耕不以牛，以锄其山。居无田者，则又以锄山为业，艺蔴、穄、粟、豆、稗茨、芦菔之属以给。地逼仄，或壁立不能留足，上下如猿猱。用火耕法，三年一易。又间植桐漆、植茶，以资旦夕。其攻木、攻金、括摩、设色、埏埴诸工，大率少土著，多雁民。客则以兴贩木材为上，虽有挟千金、数百金者，自盘剥关税外，获无几。其资下，则纸刀、花剪、漆扇、线伞诸件，走贸四方，或远入黔滇间。即坐而贾者，仅缎、绢、布疋、果实诸物，然多下品，或上品值贵莫售。屠沽家惟豚、系、鸡、鱼、牛、羊，无故不杀。
又陆通徽、歙，水达鸠江，徽、歙米颇昂贵，民负担以往，过岭长数十里，即冬月，白汗交流。鸠江至邑东门，凡三百六十滩，水涨则小舟载二三十石。然河流百折，石块磊磊，非长年三老，莫知其路。水稍平，载不过十数石，遇滩则舟子群裸入河，后推前挽，以肩送，虽严冬莫避。或以竹筏代舟，仅载数石，沿河索挽。盖邑民之业，大略如此。”
太平县明末官吏无法无天之乱象，暗无天日，很多百姓的生活是看不到希望的。
太邑明末清初德高望重的乡绅胡泉在《程笋云改官解序》写到了当时的状况。顺冶初任诸暨令的邑人李一元在《上某道台书》中有很详尽的描述。顺治三年左右，明末清初“江左三大家”之一、任清廷礼部尚书的合肥人龚鼎孳，在《纪德亭记》对太平县的民间疾苦也有深入的调查和了解。在清代官府传布地方公文的官禁碑《宪示永禁里排碑记》中也有很详细的记载。
清推翻明朝统治，虽已定鼎北京，但统一战争还远未结束。要获得全面的胜利，争取人心是至关重要的。进入北京以后，清统治者打出的政治旗号是为“明主”报仇，为明崇祯帝治丧，令官民服丧三日。凡明诸帝陵，皆设官守护。宣布原明“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经济方面，为笼络人心，摄政王多尔衮在顺治元年七月八日宣称“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唯此三饷，树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顺治三年四月，又令户部“在内责成各该管衙门，在外责成抚按，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所定税收额度以“悉照前朝万历四十八年年则例征征收，天启、崇祯时加派，尽行蠲免。”
太平县清初确实是认真贯彻执行了清廷的税赋政策，从（嘉庆）《太平县志》可见：“至备载前明《（万历）庚辰志》额税之法、赋法之变，及折征黄连苦累始末，详而且尽。
而我朝之轻徭薄敛、减赋蠲租，革除无艺之征，永定人丁之额，添设耗羨养廉，禁止浮征横索，各良法美政，皆缺而不书，似未完善。
今取现行则例，略加联缀，虽当日改革之原，未能条分缕析，而寻端究绪，要皆实有档栅可稽云。
太邑漕粮叁千壹百余石，官为买米交军，非征本色于民间也。盖因太境，僻介万山，土槁壤瘠，种植仅宜黄籼，故不征之民，而办之于官，所以省民累也。”
万事皆出有因，之所以太邑漕粮“不征之民，而办之于官”，最大的呼声是在民间，而在民间，乡绅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乡绅是百姓的代言人，他们的呼声，基本上是代表着百姓的声音。明清时代的乡绅阶层，联系着封建统治者与下层农民，传达着政令和民意，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进行文化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由中国特定的封建社会体系构架而延续形成的。
“顺治元年即议力行保甲。”顺治元年，清在直隶一带的乡村推行总甲法，十户设一甲长，百户设一总甲。顺治三年，清廷借鉴明代里甲制度，在全国推行里甲制，这些组织因沿明制，大多以征收赋役为主要目的，兼及捕盗。保甲和里甲将乡村的乡绅阶层置于社会的管理体系之中，他们代表着乡村社会的利益，又是国家皇权制度的自觉维护者。“国权不下县，下县靠乡绅。”皇权的正常运行，在基层正是依赖于绅权阶层的维护才得以平衡。
清顺治初太平县的“改民解为官解”事件，就是乡绅阶层发挥的巨大影响力的直接体现，从而使刚立国的清廷，在江南税赋征收政策上，顺应了民意，发生了重大改变。
这个“改官解”事件中，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叫程言。我们从现存的史料中，来解读一下整个事件的经过，还原那一段历史的来龙去脉。
邑人胡泉可能是个饱学之士，据县志记载，“字白水，号松岩，性端严植品，不随流俗。”他入庠为生员时，请教学业于当时归老回乡到休宁瓯山曾任明崇祯末年御史的金正希，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徽州反清义士佛教居士“金声”。胡泉“交游遍海内”，跟当时的社会名流“周鹿溪、黄石斋、刘念台、张天如、杨维斗”关系都很好，他身边集聚着大批文人和知识分子，门生众多，以至于“士之学于其庐者，至不能容。”
作为太邑最有声望的乡绅胡泉，他是乡村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他的文化思想和道德品质肯定是具有传统的“士人风范”。在他所作的《程笋云改官解序》的开头，就谈到读古人时，只有“立德、立功、立言”不朽，阐述了作为“士生当世”要“学古明道，知天下古今事势，自当坚志高深垂不朽之业”，不然同“甘腐”的“草木”没什么区别。
他赞扬了太平县“山峭水驶，人物廉贞，诸先达文章、政事、理学，大率卓有可观，非他邦所敢望及之”，胡泉可能原来对“笋云程先生”只是久闻大名，自见了他后就更加相信了。
关于“笋云程先生”，就是程言，现在黄山区甘棠镇庄里人，古称“臧里”。“字飏伯，号笋云。为诸生（古代经考试录取而进入中央、府、州、县各级学校，包括太学学习的生员），见时政日非，引为己忧。天启丁卯（1627），举于乡。崇祯癸未（1643），成进士。选弋阳令。值鼎革，以母老辞不赴，遁迹林泉，终焉。”从时间节点看，程言考上进士后，在江西上饶当了一年的弋阳令，崇祯皇帝就吊死在煤山，正值改朝换代，他就以母老为由回太平老家了。
程言早些时候是举人时，曾在当涂担任过文教之类的官吏，郡县就遇到了兵躏，他出谋划策，与守令各分当一面，一个月内就把来犯之兵赶走了。随后又闹饥荒，他又设法请赈，让老百姓都活过来了。后来乘公车进京应试，当地百姓依依不舍，“民刻石颂德于学宫。”
待他考取进士，脱去平民衣服后，马上就被分派到兵部观政。观政期间，可能就是明朝灭亡的倒数第二年，崇祯癸未（1643），他针对时局，拟写了数千言的《时事疏》，后来他知道这样做是既不可能达到目的，也不可能有结果，也就没有递交上去了。回到太平老家后，与邑名人汪尚谦交情深厚。
太平县自明万历五年知县张廷榜在芜湖建了兑运仓后，至明末，太平县的征粮一直要老百姓亲自解送到芜湖兑运仓，称“民解”。
程言“睹本邑征粮旧佥民解，胥保盘蠹藏奸，表里侵害，解户徒手赔貱，荡产不足，继以流亡。言力请于邑令鹿兆图，上告两台，改民解为官解，民乃苏。
盖余邑民解之苦，诸序言之备矣，大约所领官价不足以给诸无名费，而南北粮米豆耗三千数百石，暨麻米丝草等杂解二百余件，民率赤手赔偿而已。嗟夫!卖儿贴妇，流亡逃徙之苦尚忍言哉？”
“民解”让老百姓苦不堪言，“然相延已久，极重难返，乡绅良牧对之三叹，势无如何。”笋老程言此时表现出传统的“士人风范”，勇于担当，慨然决定站出来“为民请命”，向朝迁反映民解之苦。此时天下易主，他作为前朝官员，弄不好是会杀头的。因此，他便与同乡“问義李先生”谋划此事，看看能不能向朝廷建议，改民解为“官征官解”，以解除百姓之疾苦。问老听到笋老的意见后，踊跃参与其中，向按察使上书，就是著名的《启(上)某道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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