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过蓝田北岭，路过一个村子，看到村中小广场有“蓝田四吕”的雕像——难道这就是“蓝田四吕”的故里？
在广场绕了一圈，没错，蓝田乔村，"成吾里仁之美"，被国学大师钱穆称为“中国人的精神宪法”的《吕氏乡约》，就是在这里起草、完成的。
虽然现在有很多“蓝田四吕”的资料，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说一下。
“蓝田四吕”的祖父从河南到长安做官，在蓝田看到“北岭绣成堆”，就落户于此。第三代吕氏兄弟六人，其中四人（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名留史册，被称为“蓝田四吕”。
吕大忠，西安碑林博物馆创始人。碑林始建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后经历代收集，规模逐渐扩大，它是陕西最早的博物馆、中国独树一帜的艺术博馆。
吕大钧很早就写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论》，描绘了建立"外无异人，旁无四邻，无寇贼可御，无闾里可亲"共和大家庭的构思，与兄弟们首创《吕氏乡约》，提出“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
吕大防，宋哲宗元佑年间曾任宰相，不但在政治、军事方面有所作为，而且是一位在经学、地理学、文学等方面都很有造诣的学者。他据前朝遗图和遗址绘制了石刻《长安图》，是中国现存碑刻最早、幅面最大、范围最广、注记最多的古都平面图，在世界都市图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吕大临是我国考古研究第一人，被考古界尊为“考古学的鼻祖”。他的金石著作《考古图》(十卷)体例严谨，收录了当时秘阁、太常内藏等宫廷和民间38家收藏的青铜器、石器、玉器共238件，而且大都价值极高、造型精美，是青铜器中的精华，为我国现代考古学、古文字学奠定了基础。
有人开玩笑说蓝田北岭这个地方风水好，是吕家看到了这一点才搬迁到这里的。有资料说他们兄弟六人，除了一人早夭，其余五个人都中了进士，堪称“五子登科”。
乡约广场很大，在路边就树立着“四吕”的雕像和介绍他们的碑石，塑像上四个人形态各异，雕塑者根据他们的历史贡献想象着他们的形象。
这里也是村里的党群活动中心。
绕过几个巷子，前面还有一个小广场，绿化很好，在绿地中甚至还有一个“树屋”，尽头是“村史乡约馆”，不过没有开门，乡约馆旁边的小楼房盖的不错，很吸引人。
村头有一个闲逛的老人，说这里还在建设，等建设好了就开馆。
老人姓吕，他就是吕氏后人，对于这一点，他很自豪，说他们村就是“四吕”曾经住过的地方。吕氏祠堂在小学了，进不去。我问现在四吕的墓在哪里，老人说在五里头，也不好找。
我突然问一句：你知道吕氏的墓被盗挖的事情吗？老人开始神情一黯，随机就骂，“不知道哪个不肖子孙弄的！”气哼哼地就走了。
2006年西安破获了一起特大盗墓案，收缴的文物里有西周青铜器、汉代铜熏炉，以及数量众多、异常精美的北宋瓷器。 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年代跨度极大的文物，竟然出自于同一处墓葬。
当时考古学家知道到被盗墓葬的方位在蓝田，第一时间就想到：难道是吕氏家族墓被盗了？最后追查的结果是：吕氏一个后人把自己先祖的墓给盗挖了。
这真是对“四吕”莫大的讽刺。
《吕氏乡约》是儒家伦理的落地之举，在民间自治组织的构建上具有开创意义。乡约的内容涉及乡村的日常生活、文化认同、生产秩序等多个方面。开始乡约只局限于吕氏家族内部，之后就被人遗忘。
朱熹修订了《吕氏乡约》，史称《增损蓝田吕氏乡约》，使得《吕氏乡约》付诸实践。到了明代，王阳明“参酌蓝田乡约，以协和南赣山谷之民”，制定了《南赣乡约》，在江西南安、赣州一带推行。一生致力于乡村建设的梁漱溟，在山东发起乡村教育运动时，仍然以《吕氏乡约》为范本。
甚至于，《吕氏乡约》在朝鲜日本等一些国家也有一定的影响。
蓝田乔村作为中国第一部乡约的发源地，应该是值得自豪的，但是值得自豪的同时，也是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这里。
现在提倡“美丽乡村”建设，《吕氏乡约》的精神就不能不提，"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美丽的乡村不只是物质建设，还有精神建设。
我一直认为：农村就是中国精神文化的根。
这些年社会的巨变，有甚于过去的上千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农村的变化：从土地所有到居住环境，从劳作方式到经济来源。
更令人难忘的是乡村“空心化”，再过一二十年，传统的乡村将不复存在。国学大师钱穆称《吕氏乡约》为"中国人的精神宪法"，可如果连乡村都没有了，精神将依托于何？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或许我是杞人忧天了，事物的存废，冥冥中自有天意。
信步荒野，访路探幽，乡俗俚语，负暄问道。走向山林乡野，探索身边美景，感受民情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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