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道上，当一个人倒头的时候，有人说那是一个好老汉，就行了

我不知道多少次转悠到白鹿原下，转悠到樱桃谷，骑着车子去过好几次，开着车去过好几次，一个人去过，也带着朋友去过，顺路的时候去，不顺路的时候绕一下也要去。

那个地方就是毛西公社的西蒋村，那个地方曾经住过一个人——陈忠实。

第一次到西蒋村，那个时候从这里过灞河就到蓝田县了，天气炎热，停下来歇个脚。村旁灞河边的楞坎上，有几段截断的木头桩子，坐在几个老汉，说着闲话。

几根烟后，人熟了，一个胖老汉指着对面一个小小的门说：知道那是谁屋不？是陈忠实他屋。我有些呀然，这么大的作家他屋竟然叫我碰见咧。

走过去看看，门前一丛绿竹，黑色小门紧闭，小院里几棵老树的枝桠伸出院外，还真是有些清雅。我问胖老汉，陈忠实还回来住不。

胖老汉说，前些年还常回来，这几年少了，但是年前回来过，还给他带了包点心，跟他胡乱谝，说谁骚情地给他门前种些竹子就罢了，咋还说要给这条路立牌子，说什么引导到陈忠实故居，我又不是毛主席，建什么故居。

说着说着，这几个老汉就胡笑，一个瘦老汉就插嘴：你吃了人家点心，要捡人家好听地说，人家现在是大作家咧，不要再说人家打婆娘的事情咧。胖老汉眼睛一瞪：咋咧，大作家咋咧，他见了我还不是叫栓栓哥。说着说着，几个老汉脸红了起来。我看看这个小院，和旁边的院子没有什么区别，就门口的草长得长些，大概是过往的人少些，又无人打理。

我从来没有见过陈忠实，连远远地望上一眼都没有，但是我却感觉和他很熟，好像在村子里,我正走着路，心里头还不知道想着什么事情，忽然有人拍拍我的肩膀说：娃，吃咧么，走到叔屋里头喝杯水去。

当然，这样的情景即使在我的梦里头也没有发生过，但是，要真正有这个情况，我想我也不会吃惊，因为，在我的心中，陈忠实就像是我村子里的一个老汉，嘴里头叼根儿烟，背着个手，缓缓儿的在巷子里走着，看见那个碎娃逗弄着笑一下，碰见那个婆娘调侃着说一下，撞见那个披个背搭子的老汉，就发根烟，说说今年的天气，谈谈这一季的收成。

这是一个身上发散着泥土腥味的关中老汉，我经常忽略了他那个辉煌的身份，因为一翻开那些书，他的那些文字，就给我铺面的乡村气息。

陈忠实是写书的，是作家，是作协的主席，但是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庄稼人，本分、勤快，厚道的庄稼人。不过他用的不是锄头镰刀，而是笔杆子，不过这个笔杆子，在他的手中就如同锄头镰刀一样有力、一样馋火。

他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头深耕细作，“种”要好，关中有足够好的素材；“墒”要厚，陕西这片黄土足够深；“肥”要足，长安文化的滋养足够大。剩下的，就是撅着屁股干。一料庄稼一料庄稼的种下去，一料庄稼一料庄稼的收回来，年有大小年，收成不相同，要能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孤独。

陈忠实就是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度过了很多年馑，但是也终于赶上了好年景，一不留神，就有了一个好收成，整了个大的，《白鹿原》收获了众多的奖项。有人说他老咧老咧还胡骚情，可回过头想想，蓝袍先生到白嘉轩有那么容易的成长么？

有人说陕西作家土气，没错，陕西洋活的作家几乎没有，黄土塬上的土层太厚了，长出的都是是参天大树，没有细发小巧的盆景。大树能长多高，根就得盘得多深。陕西的大作家，土腥气重也是必然的。有人笑话西安是个大堡子，可我觉得这话其实也没错，农耕文化本来就是中国文化的根。

这小院，门前临着灞河，对着绣岭，背后靠着白鹿原，也真算是一块好风水地。如果陈忠实不是成为了大作家，而是还一直在这里种着庄稼，那么这堆老汉里头就多一个“陈老汉”，在树荫下，吹着凉风，带着孙子，跟几个老汉脸红脖子粗叫唤一阵。

转过身子，有又和谁谁丢方，玩狼吃娃。这样，他也不会吸这么多烟，熬那么多夜，想那么多事情，费那么多脑子了。

但是，哪有什么如果。陈忠实，他忠于这片土地，他踏踏实实做人，即使世道变了，人心移了。记得我刚上大学那年，路遥离开了，很多大学生在学校的墙上贴上悼念的诗文，那个年代，文学未远，我感受着大众对文学殿堂的敬仰。还记得那一天，我惊闻噩耗，写下两行字：

原下先生驾白鹿，

灞上蓝袍归道山。

在这关中道上，当一个人倒头的时候，有人说：那是一个好老汉，就行了；在我们这个国家，当过了几百年后，还有人说：那个人写了这么一本书。

我就说，值咧。

那时，希望原上的樱桃还是那么红，灞河里的河水还是那么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