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木
我手里拿着一本杂志在酒店门外等公共汽车。几个出租车停在我面前，想向我招揽生意。我不急着到那里去，我只是闲转，选择公共汽车是一个好方法。坐在车上漫无目的地在城市里流浪，比坐在家里看电视强。我三十五岁了还没有结婚，女朋友到是找了一个又一个，每一个都不长久。原因当然是，她们都不是那么富有，钱用完了后，就离我而去。按我父亲的话说，是我把她们的钱榨干后，没有了利用价值，便把她们甩了。这不是真的，真正的原因是，没有了钱，生活就无法继续。试想一想，她们带来的钱用完了，但没有一点收入，你怎么生活。你总不能天天看着你那漂亮的女朋友，不吃不喝不穿不用，就能生存下去吧。
我老爸对我说这话，他应该感到惭愧，是他没有为我积攒到家业，是他穷困潦倒一生，害的我和他一起受穷。他退休前就已经失业，现在靠政府的救济金生活，住在一个狭小的公寓里，又老又顽固，对我的所作所为不屑一顾。
虽然如此，我还是保持着生活的信心。我想，机会总是有的，只要你有耐心，你总会找到钱，或者找到一个有钱的女人。
公共汽车总是那么拥挤，上车或者下车，和素不相识的人在那个铁笼子里挤来挤去。大部分人都是用漠然的眼光打量着自己身边的人，我也一样，他们的生活和我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不会和他们交流，他们也不会和我交流。如果有时说话，那也是下意识的，也只是因为关在同一个笼子里，相互之间不得不进行的简短的交流。车上所有的人都在呼吸，人需要呼吸，呼吸也是下意识的，并不需要你刻意想着要呼吸。你就在呼吸着。人们在不经意间挤在一起，相互呼吸从来也没有见过的人嘴里呼吸出来的气体。这可能是坐在公共汽车上的人相互间的一种交流方式。人是孤独的，坐在公共汽车上的人是孤独的。人越多的地方，越孤独。
不过我没有感到孤独，在公共汽车上我永远都不会感到孤独。人们在车上只所以感到孤独是因为无事可干，他们衣服和冷漠的眼神把自己隔绝在的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我的意思是，他们内心认为自己和其它人没有任何关系，虽然有目光、空气和身体的接触，但等到下车后，这些都和自己没有了一点关系。而我就不一样了，我看车上那些乘客，感觉特别亲切，他们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每次见到他们我都非常兴奋，不过我不会把那兴奋写在脸上，我的兴奋和他们的孤独一样是藏在内心的，内心的东西当然不能轻易书写在脸上。
我在火车站下了车。我不是要到那里去，也不是来车站接某个朋友。我知道自己几乎没有朋友，平时在一起吃吃喝喝的那些人，我们只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或者说，我们只是工作上的搭档，工作结束后他们便失去了利用价值。我的工作是什么，我的工作是千方百计弄到钱。现在我就看到了钱。一个中年妇女，正走在我的前面，她的包里最少也有二万元。我一直跟着她，我是怎样知道她身上有那么多钱的，这当然是一个秘密。这个职业我已经干了十几年了，我有直觉，是职业的直觉告诉我，那里有二万元，正在在我前面移动。钱就装在那个手提包里，我想那个小包包已经是我的了。我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它，当然我知道，什么事情都不能操之过急，需要慢慢的来。其实我也不是那么急，我不急。
她走进了意大利餐馆，要了一份意大利面条和一杯水，然后就坐在那里吃了起来。这家意大利餐馆开了大概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我来过两次，但我吃不惯这里的口味，两次都是因为陪朋友才来的。我坐在离她不远的桌子上，只要了一杯咖啡。餐馆里的人并不多，有两个欧洲女人和一个黑人坐在我和她的中间。她的意大利面条吃了一半，便起来到了卫生间。她从我身边经过时，我装作喝我的咖啡。我偷偷地瞄了一眼，皮包并没有带走，而是放在她的座位上。这时，我就有点后悔，如果我刚才胆子大一点和她坐在一起，她如果上卫生间时也正好忘了带那要命的皮包，我便省去了许多烦恼。现在那二万元钱放在我的眼前，我却有点束手无策。真是要命。
电话响了，接时却又关了，我的耳朵对着话筒，里面却没有了声音。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装做和别人通话，实际上就是装做和进到卫生间去的那个女人讲话。嘴里不住地说好的，好的。起身来到她吃饭的桌子旁，我拿起了那只皮包。服务员开始用眼睛盯着我，我说是她要我把包送过去。我一手拿着皮包，另一只手把电话放进了衣兜里，开始向卫生间的方向走去。卫生间右边是厨房，我拐进了厨房。厨房的右边还有一个后门，我溜了出去。
路边有一个公共厕所，我在里面打开了皮包，里面是一叠一叠的餐巾纸。难道是我看走眼了。这不可能。是她掉了包。啊，难道她已经发现了我。
我把包扔在了厕所，快速返回餐馆的外面。她正在和服务员说话，然后从餐馆里走了出来。我看到她手里提着包，比我刚才拿到的那个包小一点。我明白了，她肯定是发现了我。不过她怎么知道我在跟踪她。怎么预先会有准备，给我来了一个金蝉脱壳。我心里有些紧张，紧张而且兴奋。工作的乐趣在于工作的过程，而不是工作的结果。
我尽量离她远一点，我要给她造成一个假象，就是我已经放弃了那本来属于我的二万块钱。我像一个苍蝇一样紧盯着那块肥肉，从火车站来到北大街，从北大街来到了阳光小区。她偶尔也会回头，我们的目光相对时，能看出她眼睛里的闪光。她的年龄应该在三十岁以下，女人的年龄是无法准确判断的，特别是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她的样子没有什么特别的，看起来像一个职业女性。我只是那么匆匆一瞥，我对她没有兴趣，我对她包里的钱有兴趣。
我是前年夏天最后一次来过阳光小区，那时我的事业正处于巅峰。那一次，我非常顺利地从一个醉汉那里取走了属于我的五千元钱。这里是我福地，我的阳光小区。我毫不犹豫地随她来到一座公寓楼底下。
她住在三楼靠西的第四个单元。
晚上八点，她走出了小区。我来到了她的门前。进门并不是那么困难。下午在家里我好好地睡了一觉，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异常的清晰。在来阳光小区的路上，我在想我要干的工作和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有时脑子里也会闪现她是什么人，是干什么工作的之类的问题。不过有时觉得自己有些好笑，我干的工作和她是什么人没有太大的关系。
也许是其它的什么让我有些分心。
我进门，坐在沙发上，我不慌不忙。茶几上有一杯水，我拿起来喝了一口，水还是热的。我在房间里巡视了一遍，房间里没有别人。我回来，仍然坐在沙发上，我在想我的那二万元钱放在什么地方。我是一个老手了，也许我心里仍然有些紧张，但我的动作仍然是那么的优雅，那么的有条不紊。我们样子就像是这房子的主人。
我找了我认为能够藏钱的地方，甚至连垃圾筐里面也看了，但没有钱的踪影。二万元现金不是一个小数目，她不可能带在身上出门，而且很显然，她晚上不是出远门的样子。难道是我的判断有误。我坐在沙发上百思不得其解。
是放弃吗，不，我不能放弃。我想到了左边的那个房间，我可以藏在那里。
是开门的声音，她脱掉了外衣，然后是卫生间。她坐下了，又站了起来，倒了一杯水。她打开了电视。她关了电视，应该是看到了我在烟灰缸放的烟头。那烟头是我故意放在那里的。然后她看到了书桌上翻乱的书。在书房的墙壁上，她打开了一个暗门。我退回到房子里，躲在一个进门时不能看到的地方。我想，我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一觉醒来，也不知是什么时间，我打开电话，是午夜三点。然后我把电话关掉。小区的夜晚非常安静。我来到书房，回忆刚才她打开暗门的动作。我的手摸到了一块食品袋。
灯亮了，我停在那里，没有动。
这是我第一次失手。
她并没有报警，而且出奇的镇静。
她说：“你坐下吧。”
我当然没有被她吓倒。我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我不不想使用暴力，我从来不使用暴力。我知道自己的工作靠的是脑子和智力而不是体力，虽然有时需要体力的协助，但暴力在更多的时候只能使自己受到伤害。
“我知道在今天中午你就跟着我。”
我有些惊讶，不过很快就觉得她说的有道理。这好像是她设计好的一个圈套。我无话可说。
“你非常有耐心，而且看的出，你是一个老手了。”她站在门口，好像我是他的一个家人，她正在和我拉家常。“我以为通过意大利面馆的失利后，你会收手。”
“当然不会。”我脱口而出。我有些后悔说这句话，言多必失。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她说，“你是谁？”
我没有回答。我在想怎样脱身。那二万元钱已经不属于我了。
她回到了客厅，我跟在她后面，我完全可以从门口冲出去，然后逃走。不过我看她那镇静的样子，我还是放弃那种打算。
“如果你现在逃走，外面有小区的巡警，我喊一声，你就无处可逃了。你还是坐下吧。”她指了指我旁边的沙发。
“你是谁。”她再一次问我。
“你先说你是谁吧。”我不能一直不回答她的问题，所以我还是先问她吧。
“我叫王珊。”她到是痛快。
“你是干什么的，警察吗？”
她笑了。“你看我像警察吗？我不是警察。”
“你不怕我吗？”这问题真是多余。
“七年前我在省武术队当过教练。”
“你为什么不把我抓起来。我是贼。”
“这问题我不能回答你。你缺钱吗？”
我不知怎样回答，如果我说缺钱，她难道会把那二万元钱给我吗，这不可能。如果我说不缺钱，那我干什么来了。
“你也不用紧张。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好那样子好像她就是我的大姐或者是我的母亲。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我没有姐姐，我有一个弟弟正在上大学。弟弟上大学需要钱，弟弟不知道他上大学的钱是怎么来的，我给他寄钱都用父亲的名字。靠父亲那点退休金当然无法支付那昂贵的学费。这当然是一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当然也不想让其它任何人知道这个秘密。“你在想什么？你想喝点什么吗？”
“水。”我说，“谢谢。”她给我倒了水。我问：“你想把我怎么样？”
“不会有事的，你随时可以走。”
“现在能走吗？”
“当然。”我起身准备离开这里，那二万元已经不属于我了，我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意思，而且过一段时间，如果她改变了主意，我可能会坐牢。
“你现在怎么出去，小区有巡警，而且在晚上的时候门卫查的非常严。”
“我自己有办法。”
“你可以留下，等天亮的时候再走。”我看她的样子好像是真的。不过社会险恶，我还是小心为妙。
“我已经给你添了许多麻烦，如果你不抓我到派出所，就已经非常宽容了，我怎么能再住在你这里。”不过我内心里还是有点犹豫，这么黑的天，虽然我可以很轻松地走出这小区，但毕竟还是有一些风险。况且我现在在她的手里，已经完全处于下风，也许，我应该考虑她的建议。
“没关系，这房子就我一个人住。你可以睡在沙发上。”
事情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我睡不着。我在猜她是什么目的，她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好，这会是一个新的陷阱吗。也许我该等她睡着的时候偷偷地逃掉。也许……。一天紧张的跟踪、踩点，我有些疲劳，而且那沙发柔软舒适，我的眼睛有点不听使唤了。
睡梦里，我奇怪自己居然能睡着。我想尽力使自己醒来，但眼皮好象被粘上了胶水，怎么也睁不开。我想逃走，但周围都是墙壁，我看不到能够出去的路。逃生的本能使我闭着眼睛在墙壁间乱窜。我累得满头大汗。一只手拿着毛巾在擦我头上的汗水。
我睁开眼睛，王珊蹲在我的旁边，她正在看着我哩。
“天亮了？”
“天亮了。”
我爬了起来，洗了脸。“我能走了吗？”
“当然。”
我回到了父亲那里，父亲已经出门。我知道他是去街道上捡垃圾了。我对他说过多少遍了，那垃圾不卫生，但他总是不听。房子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两张床（其中一张床是为我准备的，但我在上面睡觉的时候并不多），靠窗户有一张写字台，弟弟上大学前，几乎整天都坐在这张桌子旁。现在桌子上堆满了杂物。一个衣柜和一个储物柜并排放在角落里，储物柜旁边是一个小厨房，厨房和卫生间紧连在一起。房子虽然小，但还算干净，父亲当过兵，参加过朝鲜战争。在部队里养成的习惯，一生都没有改变过，只要他在家里，什么东西都会摆放的整整齐齐。
昨晚没有睡好，我在父亲的床上睡了一觉。我听到楼下开门的声音。我们住在二楼，楼下有一个父亲自己搭建的小房子，里面放着他在大街上捡回来的垃圾。我知道是他回来了。父亲刚进门时电话响了，是王珊打来的，她说要我去帮忙，不知是否有空。我当然有点犹豫，但还是答应了。
“怎么，又出去。”
“朋友让我帮忙。”我掏出二百元钱递给他。“不要再去捡垃圾了，没有钱我给你。”
“我有钱，我不要你的钱。”
我把钱放在了床上。“给我弟弟吧。”他没有再看我，到厨房做饭去了。我知道他会把那钱拿走的，他要供我弟弟上学，需要钱，不然他也不会天天去捡那些垃圾了。我说：“我走了。”
“吃了饭再走吧。”
“急着哩，我就不在家里吃了。”
“不要干什么缺德的事情。”
我没有理他，来到了街上。从我父亲住的地方到阳光小区，有十站路的距离，我叫了一辆车。到小区时，王珊正站在门口，旁边放了几大包东西。我帮她把东西扛到了房间里。
她长的不难看，或者说正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我差一点放弃我的工作，只是那二万元的诱惑实在太大。人和对之间的感觉很奇怪，从我早晨离开这里开始，我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我为什么对她没有害怕的感觉，我每一次做案完了后，如果再次见到自己的苦主，心里总是虚虚的，是做贼心虚的那种心虚，而且这种心虚的感觉一直要在持续好长时间。而这一次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是我喜欢上她了吗，是我们之间有什么缘分吗。而另一个问题是，她为什么这样对我，是她有什么新的诡计，还是有其它什么原因。来的路上，我还偷偷地想，是否是她喜欢上了我，但我转眼一想，这是不可能的，她看起来那么高雅而且富有，怎么可能看上我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贼。这事情是一个迷，我虽然自认为聪明，一下两下也无法解开。好的是，像我这种职业的人，从来不设计自己的生活，不为将来发愁，无所畏惧，刀山火海也不怕，何况，这里只是一个女人，一个看起来温柔、高雅而且富有的女人，我不用想那么多，更不用怕什么。
她给我端来了牛奶，说是刚才送奶的人刚送来的。她不再提昨天的事，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她不说，我当然也没有说。好像我们是老朋友，而且昨晚的事情好像从来也没有发生过，或者昨天晚上发生的，不是一件关于偷窃的事情，而是一个游戏，是我们两个共同设计参与的一个游戏。
她就坐在我的对面，她看着我喝奶。桌子上有一个糖罐，我往里面加糖，我加了许多糖，我喜欢那种甜甜油腻的感觉。她说是否有些甜了。我说刚好，我喜欢甜甜的。她就那样看着我，我感觉身上暧洋洋的有些别扭。我说你那样看我干吗？
她没有回答我，她就一直那样看着我。突然她说：
“你喜欢我吗？”
“什么？”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喜欢我吗？”她又一次问我。
“我。为什么？”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她坐在了我的旁边，身体靠了上来。我没有躲闪，也许在我内心还是喜欢她，而且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目的里可能还参杂了一些欲望，只是这些，我不愿承认罢了。
她的手开始在我身上摸索。“为什么那么虚伪。”她的眼睛望着我，我看到她眼睛里的渴望，一种真诚的渴望。我感觉到了自己的虚伪。我用手拉起了她手，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脸上。“我不敢说。”我的脸发烧。“我不相信你会喜欢我。”“我是一个…。”我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她的嘴唇便封住了我的嘴唇。
我想努力想起那二万元的事情，但那种虚伪的努力显然是徒劳的。我已经忘记了那二万元钱的事情。
在以后的日子里，她忘记了我是干什么的，我也忘记了她是谁。我们几乎每天见面，就象是一个正常的夫妻。她从来也没有问我有什么正常的工作，我也没有向她说我在做什么工作，我以为她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也没有问她是干什么的，不过看起来她好像非常有钱，或者说不缺钱。她平时的打扮并不时髦，但却朴素大方。朴素大方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但我也无法用其它的词语来描述她。反正，她正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她肯定也喜欢我的样子，喜欢我的言行举止，或者是其它的什么。
也许，我们只是相互的一种需要吧，但在现在的这种社会，相互需要就已经足够了。
一天早晨，我运气好，在莲湖路捡了四千元。钱当然不是在地上捡的，是在一个中年人的口袋里捡的。我所说的捡，是说来得容易。那个人象是一个小领导的样子，匆匆忙忙的撞在我的身上（是我故意让他撞的）。他的钱夹里除过那四千元钱外，还有几张发票，从发票里看不出什么，都是国家能够报销的那种。那些东西对我没有什么用，我对他当然也没有什么兴趣，其实我对我所有的顾客都没有多大的兴趣，我只对他们的皮包有兴趣。那些和钱无关的东西，当然只能丢弃在垃圾箱里了。
我早早地来到了王珊那里，她刚起床。我去煮了咖啡和早餐。
我们坐在床上玩网上流行的扑克游戏。玩了两盘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得有什么刺激一点的东西。什么东西会刺激呢。赌钱显然是不适用的，挂胡子和其它身体折磨显然也不行。
“谁输了，说一条和自己有关的事。”她说。
“说什么呢？是说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可以是真话也可以是假话。”
“那也没有意思，要么全说真话，要么全说假话。”
“这样更好。就说真话。”
第一次我输了。我说，我有个弟弟正在上大学。
我又输了。我说，我母亲在五年前去世了。
她说这不算，不能说死去的人。
我说我父亲还活着，我经常去看他。
她说身体还好吧。我说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得等下次我输了再说。
她输了。她说她父母都还活着，住在上海，自己是个独女。
我还以为她要一直说下去呢，但她不说了。
我又输了。我说我父亲是个工人，已经退休，生活比较艰苦。
她说：“这样不行，你说的太少了。”
“我说的比你多呀。”
“这样吧，我们改变牌的规则，每次各抽一张牌，比大小怎么样。”
“偶然性太大了，还是要单双好。”
“也行，我要单。”她把头靠在我的怀里，开始洗牌。牌洗好后她说：“我们还是问问题吧，谁赢了可以提一个问题，对方如实回答。”
是我摸了个K她是A，该她问问题了。
“你结婚了吗？”
“没有。”
还是双数。
“你有过几个女人？”
我犹豫了一会：“两个。”
“不行，要说真话。”她的手在我的脸上轻轻地打了两下。我以为她认为说少了。
“五个。”她站了起来，然后跪在我面前，双手拉着我的双耳，睁大了眼睛说：“真的？”
我知道自己又说错了，我应该说一个才对。
“当然是骗你的。只有一个。”她放了手
“骗鬼去，我到相信五个是真的。”其实有过几个女朋友，我自己也没有认真的算过。
这次是单数。
“你做什么工作？”
“自己开公司。”
“公司是做什么的？”
“不能这样问，你还没有赢，等你赢了再问。”
我赢了。“公司是做什么的？”
“公关。”
“公关，什么意思？”
“你最喜欢的人是谁？”
“父亲。”我不知道怎么会选择我父亲，我是脱口而出的。虽然我平时在父亲面前不怎么样，而且经常对他有些牢骚，可能在内心里我还是非常喜欢父亲的。父亲虽然穷困潦倒一生，但他为人正直，他是我心灵上的朋友，而且是我心灵的引导者。不过，想想我的工作，想想我做的事情，父亲，父亲，哎，还是不说我的父亲了吧。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我给你说过的。他退休在家。”
“你不爱你弟弟吗？”
“当然爱。我爱我弟弟。”她知道我弟弟在上大学。
“你喜欢什么颜色？”
“紫色。还有蓝色。”她把头靠在我的怀里说：“我们不玩了，没有意思。”
“不玩就不玩。”我把牌收拾好，放在旁边。她骑在我的身上，开始解自己的衣服。我们睡觉。中午的时候她的电话响了。
她说她得出去了。
我也回到了父亲那里，父亲还是不在家。我感到有些累，又睡了一觉，已经下午五点多了，还是没有父亲的影子。我下了楼，推开父亲堆放垃圾的小房子。垃圾散了一地，我看到了父亲的一只脚。我搬开那些垃圾，父亲已经死了。
我在城外的一处荒地里给父亲卖了一块地。弟弟回来了，我们一起把父亲埋在那里。那是一座坟，里面埋着父亲的骨灰，上面那个土包是我和弟弟亲手堆起来的。
送走弟弟后，我回去整理父亲的遗物。值钱的东西几乎没有。一个铁盒子用锁锁着，我撬开盒子，里面有两张存折，各五千元，户主的名字分别是我和我弟弟。盒子里还有两个勋章，一个是解放战争里立的一等功，另一个是朝鲜战争时立的二等功。还有就是一些证件和证书。我过去只知道父亲打过仗，但不知道在战争年代他还是一个英雄。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有个同学的父亲也打过仗，经常说他父亲和战友的事。我回家问我父亲，怎么不见你的战友。他说，解放战争时，他们那个排的人全死了，只剩下他一个人，朝鲜战争时，他们那个连的人也都全死了，也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来。我看到父亲脸上那痛苦的表情，发誓今后不再问和战争有关的问题。
我出门买了两箱方便面，我想在父亲这里住一段时间。住在父亲这里，父亲没有了，就没有人给我做饭。我一个人做饭也麻烦。第一天我看我一天的电视，吃了三包方便面，早晨泡着吃，中午干吃，晚上煮着吃。第二天我翻看了父亲的一个本子，上面只是一些流水帐。开始看起来没有意思，看着看着就看出意思来了。那上面虽然只是一些帐目，但那些帐目里包含着一个时代的历史，包含着一个家庭的辛酸。一共有三个本子，我看了三天，并不是那本子有多厚，而是我不想那么快就看完。
弟弟在上海读大学，我说过他安心读书，假期再回来。父亲三七的时候他却回来了。他说给我打电话，电话已经关机。我说我的电话没电了。我的电话开始几天响的时候我没有接，后来它就不响了，肯定是没电了。我们去坟上给父亲烧了纸，弟弟走的时候，我拿出了父亲留下的存折。我看到弟弟的眼里满眼的泪水。
我已经差不多有一个月没有出过门。我坐在父亲生前的屋子里回忆和父亲在一起的岁月。回忆父亲，我想把所有的细节所有的生活都记在自己的脑子里。但父亲的形象却越来越模糊。弟弟走后的第三天，我决定还是出去走走。我给王珊打电话，电话是空号。我来到朝阳小区她住的地方，我把房子的钥匙弄丢了。我敲门，没有人回答。我碰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打听，他结结巴巴的说不清楚。
晚上我又到了那里，敲门，里面出来了一个中年男子。
我问：“王珊在吗。”
他看了看我。“谁是王珊。”
“她一个月前还住在这里的。”
“我们是一周前搬来的。”他问里面他老婆，“原来这里住的人是不是叫王珊。”里面一个胖女人把头在门口探了一探说：“是叫王珊。”
我问搬哪里去了，知道吗。
那女人又探出头来看我。“不知道。”
那男人对我笑笑说：“我也不知道。”
我回到小区门口，买了一份报纸。报纸也没有什么看的。我回家。我回到父亲住过的那个家里。
我不能就这样整天呆在家里。
我也不能一辈子一直做贼，父亲死了，我要找一份正经工作做。
我翻报纸，一个公司聘请推销员。也许我该去试试。
我理了发，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来到了那家公司。部门经理见了我，很快地就录用了我。其实找一个工作也就这么简单，并不象我想像的那么困难。
公司里原来的推销员有一些老主顾，我只需要时常和他们联系，基本就可以完成任务。只是做推销员，要到处跑，在一般人看来，经常到处乱跑，会非常辛苦，但我原来是一个贼，跑惯了的，这推销员的工作比做贼时轻松多了。不到一年时间，我在原来的基础上使自己的业务提高了二倍，我也成了全公司里业务最好的一个员工。
第二年夏天弟弟大学毕业，在上海一家合资企业找到了工作。他上班一个月后，我去上海看他。那天晚上我们在酒店的大厅里喝咖啡。他给我谈他现在的工作，可能半年后要去美国。我也给他说了我现在的工作。然后，我们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也许我们应该谈父亲，但那话题太沉重，我们都不愿提起。
送走弟弟后，我回到了酒店自己的房间。我正要躺下睡觉，有人敲门。我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个小姐，她问：“要服务吗？”
看到那个小姐，我呆在了那里。那小姐也露出了惊奇的目光。
是王珊。
我没有问她，三年前她为什么失踪了，我知道这样问不会有什么结果。
我说：“我去找过你。”
“我知道。”
“你把我忘记了？怎么不联系我。”
她回过了神，笑了笑说：
“当然没有，现在我们不是又见面了吗。”
“那不同，我们只是偶然相遇。”
“难道我们第一次不是偶然相遇吗？”
她开始脱衣服，就象是在自己的家里，就象是三年前在阳光小区那个公寓里一样。
“第一次是因为你身上有二万元钱，这一次是为什么？”我抱着她，我感觉她的身体和三年前没有什么两样。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生活中为什么要那么多为什么。那样太累人了。”她开始亲吻我，我抚摸着她的头发，心里想也许她说的对，而且刚见面我不该问她那么多的问题。
第二天早晨她才走。走的时候，我要了她的电话号码。
我问她现在住在哪里。她说在长安路345号一个五层的楼里。
我说明天我去看她。
她说她在家里等我。
第二天中午，我和一个客户在一家川菜馆吃饭，客户是一个四川人，在上海开了一家工厂，酒量惊人，饭后我已经醉的不成样子了。我怕她在家等我等的急了，一回到酒店就给她打电话。电话关机。我不能这样醉醺醺地去见她，我在酒店里睡了一觉。晚上八点我叫了一辆车，对司机说到长安路345号。
“长安路没有345号。长安路一共只有301号。”司机看着我说：“先生是不是记错了。”
当然没有记错。
应该是别的方面出了错。
“那就先到长安路吧。”
在长安路下车，我找到了街道的尽头，最后一个门牌号是301号。
我打电话。那号码已经变成了空号。
2008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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