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李亚平)
父亲早年是一个闯关东的采伐工人。这是我们从他酒饭尽兴之际眉飞色舞侃侃而谈中得知的。
他讲的故事多数发生在冬天。
小兴安岭的冬天总盖着数米深的积雪。父亲那时候是伊春市西林区一个采伐队的小队长。
他讲,每次上山都带着二斤辣酒,喝了御寒。
他讲,在雪窝里伐树,也光着膀子。
他讲,和耍刁的队友在一起拉大锯,终于忍耐不住,起来干架,最后把对方制得服服帖帖,见面就喊哥。父亲身高只有一米七,精瘦型,学过武术,会一点拳脚功夫,特别得意于人家喊他哥。
他讲,由于自己干活认真卖力,又识字,被上级相中带领工人打井,他事先跟领导声明:相关的一切事情包括人员调动工程安排工资核算都要听他的,否则,他就不干,他的理由是人命关天,他必须负全责,领导为难了一番,最后还是答应了,而他在工程过程中因为坚持正确的施工策略,保护了工人性命,最终得到领导高度认可。
他讲,自己带领工人修路,因为不会偷工减料,被人撤职,而自己并不后悔。他说,谁坏良心谁家破人亡,老天爷都看着。
他讲,70年代初自己从东北靠关系买了一辆自行车用火车托运回老家,车还没到家,广播上就已经在广播他私下买卖自行车的事迹了(我到现在都不相信他说的话。),他人还没下火车,就成了名人,相当于现在的“网红”。
总之,父亲讲的所有事情都尽显他的勇武智谋能量巨大无坚不摧。
每次,我们跟着他一起开心大笑的同时,总有几分不全信。但我们爱看父亲那全然释放眉飞色舞的高兴劲儿。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这样的时刻少而又少。
大多数时候,他都在为这个家庭奔波,弯腰,劳累,发脾气,汗水流尽机关也算计,却受尽命运的刁难。
尽管如此,我却极少同情父亲,甚至一向对父亲充满嫌怨。
父亲脾气大得像宇宙之王。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山呼海啸,兽铤亡群,屋宇催裂,鸦雀无声,鸡变木鸡,犬化石犬,世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当幼小时,我们会瞬间惊呆住,忘记了自己在干什么。当长大后,我们便开始暗暗地嫌弃他。我们的办法是,在他发脾气时,悄悄躲到屋后,窃窃私语地交流不满。父亲当然不知道。他大概以为我们都被震住了,仍然高傲地像个国王,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干着活。
每到冬季,农田无事,而我们又放寒假,学业轻松,便免不了斗嘴打闹。父亲往往在忍耐不下去的时候,大喝一声:“上地拉土去!”于是,我们五个儿女便被组织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拉着家里的地排车,开到南地,大小铁锨围成一圈,掘土,装车,再浩浩荡荡拉回来,满头大汗的我们不仅忘记了争吵,而且收获沿路乡邻们的一致赞扬:“看,宝进(父亲小名)家这些孩子,多能干,多懂事!”随着赞扬声,我们心里生长出一种幸福的羞涩,更起劲地推起车来。
父亲种地特别上心。哪里地不平,哪里多长几颗草,哪里庄稼蔫肥力弱,他吃饭的时候也惦记着说上几句。每逢此时,我们便会特别安静地吃饭,吃完乖乖去写作业,为的是不让父亲再为我们操心。
父亲在村里的地位主要靠有点文化会写字。每当红白喜事,父亲会是被请到账房管记礼单的那一个角色。在跑来跑去的“忙客”中,坐在礼房里的父亲似乎特别受到尊重,而他也正是愿意享受尊重的那一个。每到过年,父亲也会是被人求写春联最多的那一个人。乡邻们拉起呱来,总会说那么一句话“宝进家几个孩子都认学,都学习好”,父亲听了会又高兴又遗憾:“家里没钱供。要不然就都让他们接着上。”
父亲年轻的时候在烟酒两件事上没输过人。后来弟弟的精神出了问题,父亲走投无路病急投医被人劝说信奉了基督教,要求戒掉烟和酒,父亲决然戒掉了烟酒,此后不再沾一星半点儿,并且因为信心大,会讲解《圣经》竟然在众人的推举下开办了教会,每天在农活之余给一大帮人讲圣经、唱主歌,临别的时候还要跪在地上磕头作揖,口里喊着“阿门”。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为这种异邦传来的宗教感到好笑,直到父亲有一次告诉我们,为了弟弟,他在基督面前拿全家人的性命发了毒誓。我们才终于不再质疑嘲笑父亲的信教行为了。不是怕了他的毒誓,而是读懂了父亲的心。
父亲一生走南闯北。八十年代带着我们全家从东北小兴安岭迁回山东老家后,父亲做了好多年的二道贩子。那时候,在不同地区间贩卖棉花等经济作物是要被惩罚的。可是父母在生产大队里每天挣的工分养活不了七口人,父亲只好铤而走险贩卖棉花、花生等一些经济作物。
因此,父亲对周边的成武、单县乃至江苏的丰县都很熟悉。然而母亲总抱怨父亲并没有挣到钱。
我不晓得父亲在外做生意的情形。但从他跟母亲一起卖桃子的事上,可以猜到父亲大概是生意场上的“落后生”。小时候,我们家种有两亩地的桃园,有五月白、六月鲜等品种。每到新桃下来的时候,母亲总催着父亲和她一起卖桃子,因为卖得慢了,桃子就会烂掉,一年的守护就泡了汤。可是每天父亲和母亲带了同样重量和质量的两筐桃出门,等回家的时候,父亲卖得的钱还不及母亲的一半多。一问情形,原来父亲犯了做生意的三大忌:一是见熟人就白送不要钱,二是经不住买主讲价,三是经不住买主夸桃。看看父亲手里那点可怜的纸钞,母亲只好苦笑,无可奈何。连我们也觉得父亲无能。
母亲却又维护父亲的尊严:“你爸爸不是无能,他是脾气大,心软。”
父亲特别好面儿。我上高中的时候,家里很缺钱。母亲便花钱拜师学艺,掌握了蘸糖葫芦的技术。每到寒风刮起的时候,便是母亲的冰糖葫芦走进四里八乡大街小巷的时候。母亲会提前买好山楂和白糖以及竹签。先洗山楂,晾干,再用竹签串上。第二天,凌晨四点多钟,母亲便起来收拾锅灶,用她买来的耳朵锅熬糖,大概熬半个小时后,糖在锅里起泡,母亲便摆好一张涂了油的铁板,搬过来山楂框子,手拿一串山楂,轻轻一捻竹签,山楂在糖沫中一转,便裹上了透明的糖衣,母亲把它甩放在铁板上,山楂串两侧立时生出许多“飞翅”,那是买冰糖葫芦的人最喜欢看也是最喜欢吃的部分,脆如冰,甜如蜜。一锅糖能蘸几十串糖葫芦,母亲要熬四五锅糖,蘸够了大约二百串糖葫芦后,母亲便穿好棉袍,戴上棉帽,推着绑有糖葫芦杆子的大轮自行车走出家门,去向风雪里讨要一家人的生活。
这样艰苦的活计,不该父亲来干么?可是父亲一次也不干。母亲说他嫌站在外面大街上跟个要饭的似的丢人。不偷不抢,凭力气挣钱,丢什么人?!母亲总是自言自语,对父亲充满失望。可是父亲依然蹲在家里,只愿意洗山楂,串山楂,也帮母亲凌晨起来蘸糖葫芦,就是不肯出门帮母亲卖糖葫芦。从那时起,我暗暗地为父亲识几个字感到遗憾。父亲,简直就是孔乙己再世。不过,父亲在家里洗山楂、串山楂很卖力。一天串好几百串,而且串得质量好,山楂排列大小匀称好看,顾客喜欢。后来流行挖核的冰糖葫芦,父亲还要给山楂挖核,也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就磨坏一副手套,手也曾被竹签扎得拉拉淌血。我们因为没有亲见,听父亲说起的时候并没有怎样为父亲感到心疼。只是经常为走街串巷的母亲打抱不平。(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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