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李亚平）
父亲早年是一个闯关东的采伐工人。这是我们从他酒饭尽兴之际眉飞色舞侃侃而谈中得知的。
他讲的故事多数发生在冬天。
小兴安岭的冬天总盖着数米深的积雪。父亲那时候是伊春市西林区一个采伐队的小队长。
他讲，每次上山都带着二斤辣酒，喝了御寒。
他讲，在雪窝里伐树，也光着膀子。
他讲，和耍刁的队友在一起拉大锯，终于忍耐不住，起来干架，最后把对方制得服服帖帖，见面就喊哥。父亲身高只有一米七，精瘦型，学过武术，会一点拳脚功夫，特别得意于人家喊他哥。
他讲，由于自己干活认真卖力，又识字，被上级相中带领工人打井，他事先跟领导声明：相关的一切事情包括人员调动工程安排工资核算都要听他的，否则，他就不干，他的理由是人命关天，他必须负全责，领导为难了一番，最后还是答应了，而他在工程过程中因为坚持正确的施工策略，保护了工人性命，最终得到领导高度认可。
他讲，自己带领工人修路，因为不会偷工减料，被人撤职，而自己并不后悔。他说，谁坏良心谁家破人亡，老天爷都看着。
他讲，70年代初自己从东北靠关系买了一辆自行车用火车托运回老家，车还没到家，广播上就已经在广播他私下买卖自行车的事迹了（我到现在都不相信他说的话。），他人还没下火车，就成了名人，相当于现在的“网红”。
总之，父亲讲的所有事情都尽显他的勇武智谋能量巨大无坚不摧。
每次，我们跟着他一起开心大笑的同时，总有几分不全信。但我们爱看父亲那全然释放眉飞色舞的高兴劲儿。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这样的时刻少而又少。
大多数时候，他都在为这个家庭奔波，弯腰，劳累，发脾气，汗水流尽机关也算计，却受尽命运的刁难。
尽管如此，我却极少同情父亲，甚至一向对父亲充满嫌怨。
父亲脾气大得像宇宙之王。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山呼海啸，兽铤亡群，屋宇催裂，鸦雀无声，鸡变木鸡，犬化石犬，世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当幼小时，我们会瞬间惊呆住，忘记了自己在干什么。当长大后，我们便开始暗暗地嫌弃他。我们的办法是，在他发脾气时，悄悄躲到屋后，窃窃私语地交流不满。父亲当然不知道。他大概以为我们都被震住了，仍然高傲地像个国王，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干着活。
每到冬季，农田无事，而我们又放寒假，学业轻松，便免不了斗嘴打闹。父亲往往在忍耐不下去的时候，大喝一声：“上地拉土去！”于是，我们五个儿女便被组织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拉着家里的地排车，开到南地，大小铁锨围成一圈，掘土，装车，再浩浩荡荡拉回来，满头大汗的我们不仅忘记了争吵，而且收获沿路乡邻们的一致赞扬：“看，宝进（父亲小名）家这些孩子，多能干，多懂事！”随着赞扬声，我们心里生长出一种幸福的羞涩，更起劲地推起车来。
父亲种地特别上心。哪里地不平，哪里多长几颗草，哪里庄稼蔫肥力弱，他吃饭的时候也惦记着说上几句。每逢此时，我们便会特别安静地吃饭，吃完乖乖去写作业，为的是不让父亲再为我们操心。
父亲在村里的地位主要靠有点文化会写字。每当红白喜事，父亲会是被请到账房管记礼单的那一个角色。在跑来跑去的“忙客”中，坐在礼房里的父亲似乎特别受到尊重，而他也正是愿意享受尊重的那一个。每到过年，父亲也会是被人求写春联最多的那一个人。乡邻们拉起呱来，总会说那么一句话“宝进家几个孩子都认学，都学习好”，父亲听了会又高兴又遗憾：“家里没钱供。要不然就都让他们接着上。”
父亲年轻的时候在烟酒两件事上没输过人。后来弟弟的精神出了问题，父亲走投无路病急投医被人劝说信奉了基督教，要求戒掉烟和酒，父亲决然戒掉了烟酒，此后不再沾一星半点儿，并且因为信心大，会讲解《圣经》竟然在众人的推举下开办了教会，每天在农活之余给一大帮人讲圣经、唱主歌，临别的时候还要跪在地上磕头作揖，口里喊着“阿门”。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为这种异邦传来的宗教感到好笑，直到父亲有一次告诉我们，为了弟弟，他在基督面前拿全家人的性命发了毒誓。我们才终于不再质疑嘲笑父亲的信教行为了。不是怕了他的毒誓，而是读懂了父亲的心。
父亲一生走南闯北。八十年代带着我们全家从东北小兴安岭迁回山东老家后，父亲做了好多年的二道贩子。那时候，在不同地区间贩卖棉花等经济作物是要被惩罚的。可是父母在生产大队里每天挣的工分养活不了七口人，父亲只好铤而走险贩卖棉花、花生等一些经济作物。
因此，父亲对周边的成武、单县乃至江苏的丰县都很熟悉。然而母亲总抱怨父亲并没有挣到钱。
我不晓得父亲在外做生意的情形。但从他跟母亲一起卖桃子的事上，可以猜到父亲大概是生意场上的“落后生”。小时候，我们家种有两亩地的桃园，有五月白、六月鲜等品种。每到新桃下来的时候，母亲总催着父亲和她一起卖桃子，因为卖得慢了，桃子就会烂掉，一年的守护就泡了汤。可是每天父亲和母亲带了同样重量和质量的两筐桃出门，等回家的时候，父亲卖得的钱还不及母亲的一半多。一问情形，原来父亲犯了做生意的三大忌：一是见熟人就白送不要钱，二是经不住买主讲价，三是经不住买主夸桃。看看父亲手里那点可怜的纸钞，母亲只好苦笑，无可奈何。连我们也觉得父亲无能。
母亲却又维护父亲的尊严：“你爸爸不是无能，他是脾气大，心软。”
父亲特别好面儿。我上高中的时候，家里很缺钱。母亲便花钱拜师学艺，掌握了蘸糖葫芦的技术。每到寒风刮起的时候，便是母亲的冰糖葫芦走进四里八乡大街小巷的时候。母亲会提前买好山楂和白糖以及竹签。先洗山楂，晾干，再用竹签串上。第二天，凌晨四点多钟，母亲便起来收拾锅灶，用她买来的耳朵锅熬糖，大概熬半个小时后，糖在锅里起泡，母亲便摆好一张涂了油的铁板，搬过来山楂框子，手拿一串山楂，轻轻一捻竹签，山楂在糖沫中一转，便裹上了透明的糖衣，母亲把它甩放在铁板上，山楂串两侧立时生出许多“飞翅”，那是买冰糖葫芦的人最喜欢看也是最喜欢吃的部分，脆如冰，甜如蜜。一锅糖能蘸几十串糖葫芦，母亲要熬四五锅糖，蘸够了大约二百串糖葫芦后，母亲便穿好棉袍，戴上棉帽，推着绑有糖葫芦杆子的大轮自行车走出家门，去向风雪里讨要一家人的生活。
这样艰苦的活计，不该父亲来干么？可是父亲一次也不干。母亲说他嫌站在外面大街上跟个要饭的似的丢人。不偷不抢，凭力气挣钱，丢什么人？！母亲总是自言自语，对父亲充满失望。可是父亲依然蹲在家里，只愿意洗山楂，串山楂，也帮母亲凌晨起来蘸糖葫芦，就是不肯出门帮母亲卖糖葫芦。从那时起，我暗暗地为父亲识几个字感到遗憾。父亲，简直就是孔乙己再世。不过，父亲在家里洗山楂、串山楂很卖力。一天串好几百串，而且串得质量好，山楂排列大小匀称好看，顾客喜欢。后来流行挖核的冰糖葫芦，父亲还要给山楂挖核，也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就磨坏一副手套，手也曾被竹签扎得拉拉淌血。我们因为没有亲见，听父亲说起的时候并没有怎样为父亲感到心疼。只是经常为走街串巷的母亲打抱不平。（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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