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 时长00：12：48 AI人工智能配音
绘事以众色成文
蜜蜂以兼采为味
——《阳明先生年谱引证》自序
诸焕灿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孟子早已有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是精辟透脱的读书法，如对于“血之流杵”，不可真的认为如此，先人所写之书也有不大靠谱之处，要求读者善于独立思考问题。
然而有些读书人，只会读通行之书，作庸常之想，不敢作深层之探求，人云亦云而已。笔者亦属平常之人，读书却好作批判之想，思他人所不敢思，想他人所未曾想。如遇古人所记之天干地支，即会查阅计算之书重作推算，看有否失误。我亦不知此习惯是否正常。
早在1998年，余姚举办首届国际王阳明思想研讨会，我即出言：自今而往，阳明先生之声望必将日新又新，年盛又盛。自21世纪一十年代始，阳明 心学已成为显学。世之俗儒亦群起追随而读阳明先生之书，轻信书中之所述，而不敢有所非。
王阳明是一位具有独特品格的“圣狂”，他既有高尚的人格，完美的品德，又为国家建立了不世之功，更为后人留下了光照千古的学术成就，真可称得上是一位“三不朽”的“完人”。
他的一生是奋斗到底的，肺病缠身，奸人陷害，人生跌宕放诞，使他的思想体系的发展未能达到尽头。但他以富有理性的崭新观念代替了迷信独断的宗教教条，“致良知”思想感化寰宇，使人们的个性开始获得自由，为人们指示了学做圣贤之路。
要想了解阳明先生，就得从读年谱入手。自古名人多有年谱。王阳明的得意门生王畿说：“年谱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壮，以至于终，稽其终始之行实而谱焉者也。”故此必须尽量正确无误，给后人留下信实的文字依据。
正如清人王士禛所言：“王文成公 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绝顶。”[1] 所以，王阳明一去世，即有王学同门钱德洪、王畿、薛侃、欧阳德、黄弘纲、何性之、张元冲等分头搜集材料，编纂《王阳明年谱》。至嘉请二十六年（1547），钱德洪寓居溧阳嘉义书院，率先完成原分得的自王阳明出生到谪龙场一段年谱，并将谱稿送交邹守益订正汇总，其馀各人分担的几部分却并未完稿。十年之后，邹守益见没有人再送其馀各时期的年谱稿本，来汇总，只得写信给钱德洪说：“同志注念师谱者，今多为隔世人矣，后死者宁无惧乎？谱接龙场，以续其后。修饰之役，吾其任之。”要钱德洪续纂王阳明谪龙场之后的部分。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钱德洪又完成全谱的三分之二，突然接到邹守益去世的讣告，只得与巡抚胡松一起到安福吊唁。然后，携谱稿转赴吉安拜访罗洪先，遂相与考订。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得以完成《王阳明年谱》全稿，即“就正于念庵（罗洪先号）诸君子。念庵子为之删繁举要，润饰是正，而补其阙轶。信乎其文则省，其事则增矣。计为书七卷”。
钱德洪在《王阳明年谱序》中，写道：“谱之作，所以征师言耳。始谋于薛尚谦，顾三纪未就。同志 日且凋落，邹子谦之遗书督之，洪亦大惧湮没，假馆于史恭甫嘉义书院，越五月，草半就。趋谦之，而中途闻讣矣。偕抚君胡汝茂往哭之。返见罗达夫（罗洪先字）闭关方严，及读《谱》，则谓然叹曰：'先生之学，得之患难幽独中，盖三变以至于道。今之谈良知者，何易易也!’遂相与刊正。越明年正月，成于怀玉书院，以复达夫。比归，复与王汝中、张叔谦、王新甫、陈子大宾、黄子国卿、王子健互精校阅，曰：'庶其无背师说乎!’命寿之梓。” 遂于该年初刻于杭州天真书院。
[1] （清）王士禛《池北偶谈·王文成》，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1页
此谱编成并付梓之后，是为阳明先生的最早年谱。至隆庆二年（1568），由钱德洪稍作修订，于隆庆六年（1572）被浙江巡抚谢廷杰刊刻《王文成公全书》时并入其中，由七卷压编为三卷，成为通行之谱本。在钱德洪《年谱》刊行之后，经明、清、民国，直至近代，尚有不少学者编纂过有关王阳明的年谱或年表，据统计约有四十二种之多，为历代名人年谱数量最多者。然而，任何一种有关王阳明年谱的影响面均不及钱德洪《年谱》之广。
钱德洪《年谱》的编成，虽由钱德洪主撰，其间更有十馀人参与订正，汇聚众人之精力，前后历时长达三十五年之久。按理说，该谱应是一部质量较高的谱本。但是，笔者经过近几年对“阳明学说”的探索，接触到一些相关史料，经过互相参稽之后，发现钱德洪《年谱》中尚有极多的舛误之处。正如王阳明自己，曾在《重修 宋儒 黄文肃公 家谱序》中，说过的：“谱之为义大矣。有征而不书，则为弃其祖；无征而书之，则为诬其祖。兢兢焉尊其所知，阙其所不知，详其所可征，不强述其所难考，则庶乎近之矣。……或经兵燹之馀，或值播迁之后，既编残而简断，亦人往而风微，近远难稽，盛衰莫必，则举废修坠，往往口耳之谘度，未能衷于一是。”（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新发现的王阳明佚文）有些曾是本人亲历之事尚有记忆舛误，更何况是由他人在时隔多年之后的追述。
例如，钱德洪 曾撰有《遇丧于贵溪书哀感》一文，现将同是钱德洪所撰的《年谱》与《遇丧于贵溪书哀感》两文对校，即发现较多矛盾之处：《年谱》载十一月二十五日逾大庚岭，《遇丧于贵溪书哀感》载为十一月二十一日；《年谱》载阳明先生殁于二十九日乙卯辰时，《遇丧于贵溪书哀感》载为二十九日丁卯午时；《年谱》载正月朔，丧发南昌，六日直至弋阳，《遇丧于贵溪书哀感》却载为“已丑改岁六日，将发舟”；《年谱》载先生殁时，周积正在身旁，得以亲闻遗言，而《遇丧于贵溪书哀感》却说未在身边。笔者认为，钱德洪与王畿先是准备入京殿试，闻先生归，遂迎至严陵滩，闻悉讣信，于嘉靖八年（1529）正月三日赶赴广信，举成丧礼，讣告同门。《遇丧于贵溪书哀感》所写或是听闻他人之言，并非亲历，以致未能细细核实，故有此误。由此亦可见钱德洪撰文之随意不慎。由此扩展到《王阳明年谱》，才会产生如许之多的舛误，实在作不得研究者的唯一依据。
笔者曾于20世纪90年代撰就《<王阳明年谱>订误》一文，刊于日本《阳明学》1994年年刊，又载台湾《鹅湖月刊》1995年2月号，仅仅指出该《年谱》的三十馀处失误之处，尚未予以参稽、考订、引证。
时至去年，笔者依据所发现的钱德洪《年谱》中的舛误之处，重新加以搜寻、抄录相关古籍中所载有关阳明先生生平事迹的史料，予以互相参稽、补充、考究、引证故实，仍按钱德洪《年谱》之排序，扩展成册，以冀获得尽量接近王阳明生平史实的记录，以求成为一册研究阳明先生的信实史料。晋裴松之说：“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经年馀的劳苦，于今才得以成书。或许尚有未知的失误之处，或在笔者订正中产生新的失误，还祈求专家点化指正为盼。
是书初成，得到余姚市史志办副主任罗捷先生的支持，得到宁波大学教授、宁波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如安先生的审定，提出对是书的高见，在此一并致谢。
姚江醉翁诸焕灿削笔于明心草堂
戊戌年孟春之月穀旦
■ 编者：符利群。余姚人。中國作協會員，國家二級作家。眾多文學作品在《小说选刊》《散文选刊》《长江文艺选刊》等文學刊物發表轉載，歷年出版長篇小說、散文十餘部。致力於影視編劇、文學和新媒體創作與發展。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