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在《人世间》里这样写道:“大多数人的生活绝非个人之力所能改变,也并不是个人愿望所能左右。不可不承认,国家、社会、时代的因素尤显重要。”
时代对于诗人身份的解读,造就了冯化成的风光与落魄。
冯化成出场时,已经三十五六岁,一穷二白、落魄潦倒。即便如此,十九岁的“天之娇女”周蓉还是义无反顾的追随他去了贵州深山,生育女儿, 心甘如饴地承担起养家的重担。
他俩的初见也毫无诗意可言,周蓉远赴北京看望魂牵梦萦的“精神恋人”,此刻的冯化成正在接受批斗,狼狈不堪。周蓉写给他的全部信件被贴在大字报旁,标题是:“看右派诗人是如何引诱工作阶级的女儿”。
周蓉年轻、貌美、聪明,以现代人的择偶观念来看,她爱上冯化成简直没有道理。
六七十年代,是苏联文学盛行的时候,书中男女的爱情大多要经历磨难的洗礼,才显出弥足珍贵。
而诗人,又是浪漫与先锋的化身,在那样的背景环境下,冯化成既苦难又会写诗,对于文学青年周蓉来说,诱惑是极大的。
八十年代,文化界动荡平静,知识青年们纷纷进入大学,新鲜的回归感让他们群情激荡,亟待抒发,引发出空前热烈的校园诗潮,也催生了一大批职业诗人,比如我们熟知的舒婷、北岛、顾城、海子……
冯化成的人生高光也在这一时期,青年们对于诗人的追捧,就像现在粉丝的狂热追星。
女粉丝们的敬慕,让冯化成失去了自持与原则,一次次背叛婚姻,最终与周蓉离婚收场。
九十年代商品经济复苏,诗歌不再是大众精神娱乐的主要方式,渐渐隐没。冯化成的诗人身份成为尴尬的存在。
他没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远见,只会怨天尤人,为他后来流落法国、客死异乡埋下了伏笔。
常言说“时代抛弃你时,连声招呼都不会打”,但低处往往见品格,从冯化成的人生兴衰上,我们可一窥不少人性的弱点。
俗语讲“强者给予,弱者索取”,对比蔡晓光与冯化成对周蓉的爱,就一目了然。
蔡晓光总是在周蓉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挺身而出、排忧解难。冯化成却一直要求周蓉乃至周家人为他付出。
在贵州时,每个月靠周家人寄钱生活,出风头被捕间接导致周母中风昏迷两年,逃避责任将女儿周玥扔给本就困难的周秉昆夫妇抚养……
其实,冯化成最初接近周蓉的目的就不单纯。
在周蓉之前,冯化成还隐瞒了一段婚史。他前妻的父亲是一位副部长,他盘算靠上了高官的女儿,将来自己有更大的发展。没想到被宣布为“反动诗人”没几天,前妻就利索地同他一刀两断。
周蓉与冯化成通信时,不过是初二的小女生。快三十岁的冯化成却一步步以诗歌之名引诱她,在确定周蓉情根深种后才坦白自己的处境,促成了周蓉去北京奔现时那场“悲壮”的见面。
冯化成的能力拿捏不了强悍的前妻,便将目标转向心智并不成熟的少女周蓉,利用了她单纯的崇拜。
困厄时期有美人相伴,哪个男人会去拒绝?冯化成更深层的心理是阴暗的:
“到处都是视他为敌人的眼睛,他依赖这个工人阶级女儿的保护如同小猫小狗依赖主人,太明白一旦失去了她自己的命运将更加不堪。”
冯化成选择婚姻的前提就是庇佑和利用。处境安稳时,攀附权势;人生潦倒时,处心依附。
归根结底,这是对自身实力的一种底气不足,必须要倚靠外部力量才会有安全感。强者,通常有内在的自我驱动力,即使一时失意,也能保持强大的信念、定力及自律精神,克服困难,走出命运的泥淖。
冯化成自身不保还要拉着周蓉垫背,靠周蓉工人后代的背景保护自己,以爱之名行利己之事。
蔡晓光也曾因父亲的“时代遗留问题”,身份上有了“污点”被四处调查。他害怕秉昆与他走得太近而被牵连,故意不理会秉昆,宁愿被误解。
自私与阴暗,往往是无能者的挡箭牌。越没本事,越喜欢和别人谈感情,以感情来绑架他人为自己服务。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有这么一句“强者自救,圣者渡人。”蔡晓光成为自己人生的顶梁柱,逆境翻盘,拂照了周家一辈子,比只知道“示弱”索取的冯化成,高尚太多。
王阳明先生认为,人生大病在一傲字,“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
自傲会让一个人处处以我为中心,想当然认为“我的想法都是对的、我的意见最重要、对我不利的肯定是应该反对的”……
特别是一个自认为怀才不遇的人,因为时运而突然风生水起,很容易像久穷乍富,开始虚荣自大、张扬狂妄。
在大山里点头哈腰窝了10多年的冯化成,终于因为政策回了北京,追捧与崇拜纷至沓来。毕竟在当时,亲近诗歌,就相当于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北大学生的情诗朗诵会上,冯化成在雷动的掌声里无视规则朗诵了一首现代长诗,直接占用了其他朗诵者的表演时间,并且大谈特谈自己曾经的“光荣经历”,极尽炫耀。
那首长诗其实是周父的徒弟郭诚所写,冯化成故意隐去作者不说,让别人误以为是他的作品。面对周蓉的质问,冯化成的回答很厚颜:“忘了”。
曾仕强教授说过“一个人活在掌声当中他是活不久的”,过度追捧之下,冯化成忘乎所以、膨胀自负,甚至对自己北京人的身份无比自豪,轻贱妻子周蓉道:
“爱上了我你不吃亏,现在我让你成了北京人。知道不?有的女人为了北京户口甘愿与任何男人上床!”
尊称他为“冯老师”的人越来越多,他身边开始出现形形色色的女诗歌爱好者与女记者,他与周蓉的家成了“女子诗歌讲习所”,讲到床上去似乎成了不可或缺的一课。
冯化成放浪形骸的深层心理,源自害怕。他害怕被人们彻底忘记,害怕成为过气诗人,害怕自己江郎才尽,所以他需要大量的“光鲜亮丽”去填补内心的恐慌与缺失。
曾经的困窘就像悬挂在他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提醒当下这些“荣耀”的脆弱性,对风光的虚荣渴求,令他堕落,正如他对周蓉的剖白:
我总觉得那十年太亏了,想补偿一下自己。岁月不饶人,不加快补偿就来不及了……仅仅靠创作诗歌,我已经感觉不到人生的充实……”
“一个人炫耀什么,说明内心缺少什么”,虚荣的本质是掩饰自卑。往往越是能力不足,越虚张声势,越是会在意表面的风光。
冯化成这类得鱼忘筌的人,现实生活中不在少数。
教育家张謇说“观人于不得意时,于不得意而忽得意时,于得意而忽不得意时,经此三度,不失其常,庶可谓士。”可供你我引以鉴人。
冯化成回城后,补发了工资,成为北京某区图书馆的副馆长,也顺利地分到了一处18平方米的住房,外加一间6平方的小厨房。
冯化成觉得很憋屈,他已经四十多岁,受了十几年的迫害,回来才给他这么个“小职位”。
他理想的职业是到作协当个作家,专业从事诗歌创作。但是当年作协恢复不久,根本没有分房的配额。
冯化成当务之急是需要有住房,只好“屈尊”去了图书馆。他认为至少也该给他个馆长职位,心里很不痛快!
冯化成一直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期望值过高才有了巨大的心理落差。要知道,当年非党员要挤入干部序列基本上是异想天开,冯化成不是党员却给他副科级待遇,已经是特别关照了。
作协重新成立后,冯化成又对担任作协副主席信心满满,结果连理事也没当上。大失所望的冯化成终日喝到酩酊大醉。
相比他事业发展上的不顺,妻子周蓉却蒸蒸日上,北大毕业后又考取了研究生。冯化成将自己的失意全部怪罪到周蓉身上:
“我完全是因为要给你个家,才接受这份破职位的。”
“因为我你是北京人了,归根到底你还是占了我的光。”
全然忘记这个家他自己也要住,周蓉人生最美好的年纪都陪他住在山洞里,十余年没有吃过一口鲜肉。
即便没有他的“牺牲”,周蓉也有能力分到房子、留在北京,甚至过得非常好。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文化届很流行出国发展,顾城就带着妻子与“知己”跑去新西兰的激流岛,语言不通,和自己的儿子都无法交流,最后搞出弑妻的悲剧。
在国内自觉郁不得志的冯化成,认为到了国外就能大展拳脚,私下带着女儿跑去了法国。他连一句法语都不会说,想从事文字工作简直是天方夜谭,只能去刷盘子、做清洁工,常常身无分文、居无定所。
同样从贵州深山回城,周蓉是北大硕士毕业,成为重点大学里最年轻的副教授;同样远走法国,周蓉能迎难克艰站稳脚跟,有经济能力供女儿读完大学。
如果冯化成知道反躬自省,不一味地去抱怨客观环境,好好经营他的事业与婚姻,他的人生必然是另一番美满天地。
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强者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寻求解决的方法;弱者只会怨天尤人,逃避问题,把责任推卸给他人。
放眼我们周围,往往越没有本事的人,越爱抱怨自己的生活。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道理,是每个通向强大与成熟之人的必修课。
《人世间》改编的电视剧里,对冯化成的结局做了理想化的处理,在贵州的寺庙遁入空门,极具戏剧化的归宿,也像他的诗歌一样,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如果说原著小说是对时代发展变迁的重现与沉思,电视剧这种大众化的文化传播媒介,就需要承载一些积极的普世价值观。冯化成最终回归纯粹,淡看名利,给这个人物注入了一抹与世俗和解的温情。
哲学家詹姆斯说:“人类本质最殷切的要求是渴望被肯定。”
从冯化成身上,也能窥见浊世里你我的身影,提醒我们在渴望中寻求正道,克己慎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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