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那律，贞观中为谏议大夫……永徽中，尝从猎，途中遇雨。高宗问：“油衣若为得不漏？”对曰：“能以瓦为之，不漏也。”（《唐语林》）
唐代的油衣，相当于现今的雨衣，当时肯定没有好的防雨材料，更谈不上高科技的制造手段，估计也就停留在桐油浸布的水平，甚至连这也不如，遇雨渗漏就在情理之中。因是打猎途中，无处躲雨，唐高宗才生出解决油衣漏雨的想法。
谷那律“以瓦为之”的对答，颇见机智与胆识。油衣不漏，需以瓦覆，但覆瓦如何行走？更何谈骑马打猎！此话的潜台词是：若要油衣不漏，就别出来打猎。老老实实待在瓦屋里，还用担心油衣漏雨么？说白了就是劝皇上不田猎。
皇帝打猎，必然兴师动众，车马粮草，需要高额开销，圈地造围猎场，更要国家财政支持。打猎属于娱乐活动，极易劳民伤财，万一耽溺于此，难免玩物丧志。封建王朝，君权神授，皇帝大权独揽。大臣如果直接打个报告，说皇帝遛狗玩鹰糟蹋百姓钱财，势必惹怒皇上，搞不好脑袋搬家不说，还会株连九族。所以正义大臣在朝廷里的日子不好过，看不惯的想说，说了还怕惹怒皇上，丢乌纱掉脑袋，得不偿失；忍着不说肯定会憋得难受，违背做人的原则，失了大臣的职责。所以，臣子进谏，什么时机说、说什么、如何说，既要皇帝不烦，还乐于接受，则是一门艺术。
《古今笑》载一事，也颇见进谏之人的机智。南唐时“关司敛率繁重，商人苦之”。京城地区大旱，烈祖在北苑设宴，对群臣说:“外境皆雨，独不及都城，何也?”申渐高答:“雨不敢入城，惧抽税耳。”烈祖听了哈哈大笑，当即免除繁重的赋税。
烈祖李昇是南唐的开国皇帝，若论知名度似乎不敌后主李煜，但是这次减税，却颇见其肚量。不过，居功至伟的还是申渐高。天旱不雨，与税收何干？申渐高颇具想象地说雨也怕抽税，可见百姓被税收盘剥到什么程度。这委婉含蓄地批评，因为对答妙趣横生，又适逢其时（京城大旱），所以烈祖笑着接受了。否则，风调雨顺，歌舞升平，你上来就说皇上剥削百姓，那不是拿项上人头开玩笑么？
忠言逆耳，媚语甜心。连三岁小儿都愿听好听的，更何况皇帝佬儿。所以，批“龙鳞”,逆“圣听”，非大智大勇不可能。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邹忌和《触龙说赵太后》中的触龙，劝谏走偏锋，迂回曲折，兜兜转转，就把当权者劝得喜笑颜开，那是本事，也见胆识。
对比那些忠肝义胆之士因直言进谏被放逐（屈原）、挖心肝（比干），诸如此类的惨烈故事，更显善讽谏的臣子技高一筹，和风细雨中，消弭了灾祸，既尽忠且保身，实属难得。但是细思讽谏的背后，似乎可见独裁的危害。皇帝作为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大权独揽，人治大于法治，甚至干脆就无法可依。政事全看他老人家心情，高兴了诸事皆宜；不高兴了，要打要杀，全无约束，恰如猛虎入羊群。因此，应该有拴束老虎的绳子或笼子，让权力入笼才不至于危害百姓。
《三朝圣政录》记载一事，似乎对权力入笼有所启发。太祖一日后苑挟弓弹雀。有臣称急事请见，及见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对曰：“亦急于弹雀。”上怒，以铖柄撞其口，两齿坠焉。（臣）徐伏地取落齿，置怀中。上怒甚，曰：“汝将此齿去讼我也？”对曰：“臣岂敢讼陛下，自有史官书之。”上怒解，赐金帛慰劳而去。
太祖赵匡胤怕史官把他的劣迹传播后世，遗羞儿孙。这启示我们，要有制约独裁的手段，就要统治者有所畏惧。只可惜，绝大多数封建统治者天不怕地不怕，因为史官也得听他的，而一旦史官曲意逢迎，留给我们的历史岂不虚假？若如此，我倒是为那位被打得满地找牙的大臣惋惜，可惜他为国“捐躯”的俩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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