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这些鸡毛蒜皮应该都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那时候,我家还住在东北大兴安岭南麓一个小山村里。小山村贫穷落后,饭食和日子一样清汤寡水。要改善生活,除了年节,就是来客人。穷苦的乡民,无论多困难,待客一定要用最好的吃食。母亲有句话,我至今不忘:“别人吃了扬名,自己吃了填坑。”所以我最盼家里来客人,却从没想过那是母亲的最怕。
母亲养鸡,靠它们下蛋贴补生活。所以一想起那些鸡,我就莫名地感激。认真想一想:到底是人养了鸡,还是鸡养了人?靠鸡屁股过日子,自然会对鸡格外怜惜,不来贵客是不会杀鸡的。乡间有谚:“姑爷进门,小鸡没魂。”所以,那时候总盼我姐回娘家。
母亲踮着小脚拎着菜刀去杀鸡。那是一只芦花大公鸡,绑了双腿,躺在院子里无助地挣扎。要知道,它之前可把我累惨了。满院子撵它,直到它累得虚脱,一脑袋扎进柴堆,露出瑟瑟发抖的尾羽。
母亲杀鸡似乎更像举行一种仪式。她抓着鸡翅膀揪起鸡头,薅它脖子上的毛,边薅边叨咕。因为声音小,我从没听清她说什么。举起菜刀的一刹那,她的声音大了些:“鸡儿鸡儿你别怪,阴间阳间一碗菜!”
小时候,常见她这样杀鸡。她念叨的那两句话,言犹在耳。靠鸡改善生活,反过来要吃掉人家,自然有些过意不去,就编排这样的话安慰自己,求得一种谅解与宽恕。其实,别说鸡听了不懂,即使懂,也不免哀鸣与挣扎。
小鸡炖蘑菇,是东北的一道硬菜,现在再难做出当年木柴铁锅炖出来的味道了。那时候,鸡是散逛的土鸡,蘑菇是小树趟子的“老头抠”(东北一种野生蘑菇),放在铸铁锅里,经过干柴烈火熬煎后,鸡肉不柴,蘑菇有嚼劲还浸润了鸡肉的香。我们吃得满嘴流油,母亲却食不甘味,边吃边念叨她的芦花大公鸡,甚至在以后若干年她都会清晰地记起,这只鸡生活中的某些细节。
除此之外,最大的受益者似乎只有那条大黄狗了。我在桌上吃,它在桌下啃,被我啃得溜光的骨头并没有什么嚼头,可它却啃得有滋有味。它对美食的急迫心情一点都不比我差,甚至不等我扔掉骨头,就直奔我捏着骨头的手下口。
大黄是我家养过的一条土狗,是我最好的玩伴。虽然大黄很老了,但是还很灵巧,我扔一个皮球出去,喊一声“去”,大黄就会闪电般蹿出去,腾空接住皮球叼回来,然后盯着我的褂子兜。大黄是一条聪明的狗,知道我可能会从兜里掏出一块饼子或者一个土豆。骨头是没有的,有也只能是有客人的时候,也许它比我还盼着家里来客人。
大黄其实对院子里的鸡挺感兴趣,甚至有几次,我觉得它会偷偷捉几只来吃。其实如果是我就会忍不住,但是大黄能忍住,它从不伤害那些小鸡,即使它追逐它们,也只是虚张声势,或者只是从鸡嘴里夺取一口吃食。按母亲的话说,这狗不讨人嫌。
我对大黄的记忆已经不多了,好多细节都想不起来,尤其上学之后,跟它亲近的时间更少了。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大黄追着我不放,我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我拿石头吓唬它,拿土坷垃打它,它也不离开。我进校园,它从墙豁口跳进来;我进教室,它钻到我桌子底下。那天我们班全乱套了,班主任气坏了,尤其看到桌子底下一条狗,坐在那儿吐舌头,她吓得“妈呀”一声,差点昏厥。我被狗一样地撵回家,然后拿着棒子在大黄身上找补,打得它嗷嗷直叫。
没几天,父亲说,狗丢了,继而埋怨母亲:“早说勒死吃肉你不干,这下好了,连个狗毛都没剩下。”话一出口,立马遭到母亲一顿吼。我看父亲卷烟的手在微微哆嗦。我问母亲,狗怎么会丢了。母亲告诉我,狗走了。这个“走”字,直到年龄很大时我才确切体悟它的含义——她竟然用这样的词语来避讳一只动物的死亡。
“狗就跟家里一口人似的,怎么能吃呢?它走那天,围着我转啊,用舌头舔我的手,用头蹭我的裤子。满院子转啊,瞅瞅这儿,闻闻那儿,可舍不得了。”母亲说的时候,不停地撩起衣襟擦眼角。我忽然明白大黄为什么疯了一样地跟我去学校了。可怜的大黄,却被我痛打了一顿。
大黄是通人性的,而人类很多时候却不懂狗性。大黄也许意识到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在跟我们告别。它为什么选择死在外边,难道它不想让我们为它的死悲伤?
从此,我家再没养过狗。母亲说:“狗活不过人,会死在人前头,失去一条狗,跟家里没了一口人一样,何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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