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这些鸡毛蒜皮应该都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那时候，我家还住在东北大兴安岭南麓一个小山村里。小山村贫穷落后，饭食和日子一样清汤寡水。要改善生活，除了年节，就是来客人。穷苦的乡民，无论多困难，待客一定要用最好的吃食。母亲有句话，我至今不忘：“别人吃了扬名，自己吃了填坑。”所以我最盼家里来客人，却从没想过那是母亲的最怕。
母亲养鸡，靠它们下蛋贴补生活。所以一想起那些鸡，我就莫名地感激。认真想一想：到底是人养了鸡，还是鸡养了人？靠鸡屁股过日子，自然会对鸡格外怜惜，不来贵客是不会杀鸡的。乡间有谚：“姑爷进门，小鸡没魂。”所以，那时候总盼我姐回娘家。
母亲踮着小脚拎着菜刀去杀鸡。那是一只芦花大公鸡，绑了双腿，躺在院子里无助地挣扎。要知道，它之前可把我累惨了。满院子撵它，直到它累得虚脱，一脑袋扎进柴堆，露出瑟瑟发抖的尾羽。
母亲杀鸡似乎更像举行一种仪式。她抓着鸡翅膀揪起鸡头，薅它脖子上的毛，边薅边叨咕。因为声音小，我从没听清她说什么。举起菜刀的一刹那，她的声音大了些：“鸡儿鸡儿你别怪，阴间阳间一碗菜！”
小时候，常见她这样杀鸡。她念叨的那两句话，言犹在耳。靠鸡改善生活，反过来要吃掉人家，自然有些过意不去，就编排这样的话安慰自己，求得一种谅解与宽恕。其实，别说鸡听了不懂，即使懂，也不免哀鸣与挣扎。
小鸡炖蘑菇，是东北的一道硬菜，现在再难做出当年木柴铁锅炖出来的味道了。那时候，鸡是散逛的土鸡，蘑菇是小树趟子的“老头抠”（东北一种野生蘑菇），放在铸铁锅里，经过干柴烈火熬煎后，鸡肉不柴，蘑菇有嚼劲还浸润了鸡肉的香。我们吃得满嘴流油，母亲却食不甘味，边吃边念叨她的芦花大公鸡，甚至在以后若干年她都会清晰地记起，这只鸡生活中的某些细节。
除此之外，最大的受益者似乎只有那条大黄狗了。我在桌上吃，它在桌下啃，被我啃得溜光的骨头并没有什么嚼头，可它却啃得有滋有味。它对美食的急迫心情一点都不比我差，甚至不等我扔掉骨头，就直奔我捏着骨头的手下口。
大黄是我家养过的一条土狗，是我最好的玩伴。虽然大黄很老了，但是还很灵巧，我扔一个皮球出去，喊一声“去”，大黄就会闪电般蹿出去，腾空接住皮球叼回来，然后盯着我的褂子兜。大黄是一条聪明的狗，知道我可能会从兜里掏出一块饼子或者一个土豆。骨头是没有的，有也只能是有客人的时候，也许它比我还盼着家里来客人。
大黄其实对院子里的鸡挺感兴趣，甚至有几次，我觉得它会偷偷捉几只来吃。其实如果是我就会忍不住，但是大黄能忍住，它从不伤害那些小鸡，即使它追逐它们，也只是虚张声势，或者只是从鸡嘴里夺取一口吃食。按母亲的话说，这狗不讨人嫌。
我对大黄的记忆已经不多了，好多细节都想不起来，尤其上学之后，跟它亲近的时间更少了。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大黄追着我不放，我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我拿石头吓唬它，拿土坷垃打它，它也不离开。我进校园，它从墙豁口跳进来；我进教室，它钻到我桌子底下。那天我们班全乱套了，班主任气坏了，尤其看到桌子底下一条狗，坐在那儿吐舌头，她吓得“妈呀”一声，差点昏厥。我被狗一样地撵回家，然后拿着棒子在大黄身上找补，打得它嗷嗷直叫。
没几天，父亲说，狗丢了，继而埋怨母亲：“早说勒死吃肉你不干，这下好了，连个狗毛都没剩下。”话一出口，立马遭到母亲一顿吼。我看父亲卷烟的手在微微哆嗦。我问母亲，狗怎么会丢了。母亲告诉我，狗走了。这个“走”字，直到年龄很大时我才确切体悟它的含义——她竟然用这样的词语来避讳一只动物的死亡。
“狗就跟家里一口人似的，怎么能吃呢？它走那天，围着我转啊，用舌头舔我的手，用头蹭我的裤子。满院子转啊，瞅瞅这儿，闻闻那儿，可舍不得了。”母亲说的时候，不停地撩起衣襟擦眼角。我忽然明白大黄为什么疯了一样地跟我去学校了。可怜的大黄，却被我痛打了一顿。
大黄是通人性的，而人类很多时候却不懂狗性。大黄也许意识到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在跟我们告别。它为什么选择死在外边，难道它不想让我们为它的死悲伤？
从此，我家再没养过狗。母亲说：“狗活不过人，会死在人前头，失去一条狗，跟家里没了一口人一样，何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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