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两次照相的经历，至今难忘。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我们那个落后的小山村，照相还是件新鲜事儿。村民以种植为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过得紧巴巴。能吃饱肚子就念佛了，根本没有闲钱跑到城里的照相馆照张相，除非结婚这样的终身大事。所以，那个夏天，当照相的现身小山村时，整个村子都沸腾了。
照相的很有经济头脑，除了照相还兼印染衣物。在白布背心上印上精美的飞机、坦克、轮船等图案，全是孩子们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有孩子欢欢喜喜地穿上印花背心照了相，越发惹得那些还没如愿的孩子眼馋。村子里便有了哭闹声，孩子们磨大人买背心、照相，不答应就作闹：野的，撒泼尥蹶子，满地打滚儿；温顺点的，除了央告就是无声地啜泣。惹得大人急了，骂一声照相的早不来晚不来，偏在自己腰包瘪的时候来。架不住孩子哭闹，只好把压箱底的毛票都拿出来，末了还得低声下气地请求用鸡蛋抵照相的钱。
照相得选择亮堂堂的背景，屋里光线太昏暗照不得，即使不暗，家家破草房里贴着陈年旧画的四面灰墙，也实在难当背景。照相的就寻风景好一些的去处，结果选中了我家的小园子。小园里豆角爬满架，茂盛的绿丛洒落星星点点的紫和白，那是豆角花；西红柿的枝丫上一串串挂满了青的红的果子；栅栏根儿一丛扫帚梅还未开花，打着骨朵儿的植株有小孩子一头高；几棵秋海棠枝繁叶茂，青涩的海棠果小指肚大小，一簇簇聚在枝头，随风摇曳。这里的确是照相的好地方。照相的架起照相机，一番旋转拨弄，一个个或兴奋或羞涩或拘谨的少男少女，便定格在豆角架前、扫帚梅边、海棠树下了。
照相的走了，带走了孩子们的期盼。庄户人如同过节一样喧嚣结束了，剩下的日子波澜不惊，除了每天到村头老榆树下看照相的是否送来照片的孩子，偶尔一惊一乍地带回点无关紧要的消息，一切都归于平静。当时狠下心掏钱给孩子照相的大人，得琢磨着去哪儿弄打酱油、买咸盐的钱，娃儿们不知道愁，大人们却得为此勒紧裤腰带。
不久，我又有一次去公社照相馆照相的机会。
公社（现在改叫乡）离我们家有四十多里地，那时还没有客车，坐畜力车得走大半天。有一年，母亲和郭婶结伴去公社办事，事毕带着我和同行的郭婶家的三姑娘去了照相馆。那是第一次进照相馆。当我穿着打补丁的上衣站在镜头前的时候，照相的师傅似乎很不满意，他让母亲给我换身衣服。换？要是有的换，会穿这身么？母亲很无奈。郭婶却想出了一个主意，让我穿三姑娘的花衣服。当那件漂亮的淡黄色花布衫穿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大哭不止，坚决不穿。男孩子怎么能穿女孩子的衣服呢？这要传到小伙伴那里，还不丢死人？
照相师傅不耐烦地催促，母亲只好跟我撒谎说：“穿着试一试看合身不，将来比量着做一件绿军装。”绿军装可是那个时代所有男孩子的梦想。破涕为笑的我就在所谓的“试衣服”时，被早已准备好的照相师傅按下了快门。这张穿着碎花布衫的照片，前几年我还看过，可惜因为辗转几次搬家，遗失了。不过，那个穿着碎花布衫的小男孩，刚刚擦干了泪花，还带着几分委屈与羞涩的样子，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把幼年照相的经历说给女儿听时，她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仿佛在听天方夜谭。是啊，在几乎人手一台智能手机的时代长大的孩子，怎么可能想象到我们当年照相竟然是一件稀罕事？四十多年前的人们又有谁会想到，如今照相竟然成了随手拍，更不会想到我们可以和千里之外的人视频聊天，可以不用进电影院看电影，可以足不出户在网上购物，可以……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经济大发展让我们实现了许多当年想都不敢想的梦想。我坚信，也许不久的将来，用手机拍照也会成为一种回忆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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